一張中國女性的臉，充滿不屑、鄙夷的神情，又流露出女性的乖巧和昂揚；而在這張臉上，矛與盾、美與醜都能看到。
這張臉是1960由蘇里執導，黃婉秋主演的電影《劉三姐》中劉三姐的臉。處於歷史思潮中的關於劉三姐故事中的民間傳說形態，逐漸讓步於社會文化形態，使得劉三姐這個傳說中的人物更加虛幻，彷彿一個文化符號。
據電影主角黃婉秋回憶，《劉三姐》只有結尾有不同版本，故事大同小異，上臺先後順序難以抉擇。因此，我們後來看到的《劉三姐》是集體創作的結果。
而這部集眾人之思想的影片在當時為何會風靡大江南北呢？讓我們來回顧一下，1960年，距離推翻皇權統治45年，新中國成立11年，完成社會主義改造4年。彼時，大量人民內部矛盾逐步成為國家政治生活中居於主導地位的矛盾。對於政治思想領域的人民內部矛盾，實行“團結—批評—團結”的方針，堅持說服教育、討論的方法。而《劉三姐》這一部集百家之言的電影無疑起到了一個將這種思想漸入式、緩緩浸入眾人頭腦中的鋪墊作用。可見，《劉三姐》順應了政治上的需求，符合了當時的歷史環境，滿足了民眾心中的所有幻想。
天時、地利、人和的具備，是《劉三姐》成功的原因。
環顧當時大環境，西方文化不斷入侵，社會化運動如火如荼。人們的思想已不似從前的迂腐，矇昧，人權在他們的心中默默播下一粒種，靜待時機，破土勃發。社會生產方式的轉變對女性的需要讓他們意識到，女性已不再是一件懵懂無知的附屬品，她們將要獨立出來，以往那個“女子無才便是德”的男性掌握主導權的社會已一去不復返。《劉三姐》的出現好像一記悶雷，在人們的腦中轟然響起。女性從劉三姐的身上肯定了自己所具有的價值，更加具有自信。與此同時，社會對這種思潮的默默接受使得女性地位迅速大幅提升，獲得了相應的社會尊重。
在電影中，劉三姐儼然成為了農民階級鬥爭領袖，領導農民群眾與地主進行了不屈不撓的抗爭。她由一個愛唱山歌的劉三姐成長為了人民擁護的胸膛挺直的女英雄。劉三姐不似普通的女孩一樣只唱陶先生所知的“雞狗花草，野語村言”，她妙語連珠、揭露事實，具有平等意識與反叛精神。 這便是鄉親們口中所說的“好山歌”的最重要的創作條件。不懼壓迫，勇於反抗的劉三姐稱莫懷仁是人間“強盜頭”。被莫懷仁忌憚地稱為“高山紅辣椒”，對劉三姐使出了各種卑鄙手段。
更加荒謬的是，莫懷仁對劉三姐有別樣的想法；而劉三姐鄙視相對，嗤之以鼻。
六十年代的中國，勞動人民是國家的主人。如果說莫懷仁地主的形象尚且符合我們心中的想象，那知識分子的塑造令我們大吃一驚。他們不但在外貌上齜牙咧嘴，其貌不揚，思想上更是醜陋不堪。“不為五斗米折腰”的美好品德在他們身上完全沒有顯現，反而沉浸在“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古代皇權統治思想中，幻想著“顏如玉”、“黃金屋”的到來。為位高權重者搖頭擺尾，實在是“白面書生假斯文”！
知識分子和地主在農民眼中看來無異，都是不勞而獲，以大欺小的無恥之徒。相反，劉三姐為民發聲，在那尚未完全開化的年代，會給屏幕前的觀眾一種“還不如一個女人”的想法。六十年代，勞動是國家的主旋律，相應而來的是，勞動人民的重要性。而劉三姐成為了勞動人民吐露心聲的代表，賦予她如此重任，側面證明了女性的力量的崛起。
在愛情之路上，劉三姐可謂是膽大。現在依然存有女性為附屬品的思想，況且在那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尚未完全退化的年代。劉三姐的織繡球的舉動以及
“山中只見藤纏樹，世上哪見樹纏藤，樹生藤死纏到死，樹死藤生纏又生”的大膽言論好似一個現代女性，一切都很超前。劉三姐直接明瞭地表達出深埋內心許久的愛慕之情，好像當時萬萬個女性的內心所向。《劉三姐》履行了電影應有的責任，代替並且引領了在那淳樸社會中女性的愛情行動，讓女性真正意識到並去追逐自己喜歡的事情，不在處於被動地位。
雖說有許多作家在之前就寫過有關女性力量的作品，例如，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時候》。但這種具有女性力量啟蒙的讀物，在教育並沒有普及的情況下，文字的閱讀、學術性的話語，戰爭等難題使觀看群體侷限於一個小範圍。而《劉三姐》這部電影因其所具有的通俗性、趣味性引起了集體式的狂歡，是一場全國性的思想教育。她的傳唱展示的不僅僅是歌謠文化的魅力，更是一部女性反抗強權、爭取戀愛自由、追求個性解放、努力實現男女和諧共生的女性主義奮鬥史。是女性在多個方面找到她們的不同點，明確自己生存點的指路明燈。
創作者通過電影的拍攝技巧，結合現實情況，將他們腦中的想法通過電影創作表現出來。在此途中，將特定歷史中的農民同知識分子之間的矛盾、勞動人民同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清晰而又殘忍地進行了剖析。通過創作補償給予內心一些安慰與渴望，將那個時代的思潮帶給他們的精神上的影響，即女性力量的崛起與身為勞動人民的光榮，通過這種方式達到一種平衡。
在這個過程中，
民眾產生強烈的國家認同感、歸屬感，從而認為人與人之間的聯繫加深，政府達到了深層次的思想統治的目的，也就促成了民眾的“團結”之路。閱讀更多 教育思享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