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桃花源記》中的“欣然規往”應為“欣然親往”

也辨“欣然規往”與“欣然親往”

盛大林[1]

（北京大學 新媒體研究院，北京 100871）

本文發表於《長江學術》2019年第4期，引用或轉載請註明出處。

摘要：至少二百多年前，《桃花源記》“規往”與“親往”之爭就已開始，因為錢鍾書的介入及各種出版物的全面更改，一字之爭再引眾議。究竟孰對孰錯？本文自古籍版本的考證出發，從事理邏輯及謀篇構思的角度深入分析，並援引傳世墨跡加以佐證，從而得出了明確的結論：錢鍾書等人主張“規往”的理由不能成立，“親往”才更符合上下文意及作者原意。在此基礎上，本文列舉了因為“規往”而帶來的文字混亂，呼籲正本清源，迴歸“親往”。

關鍵詞：桃花源記 陶淵明 欣然規往 欣然親往

王文濡精校評點《古文觀止》的頁面

喜歡讀古籍。線裝，豎排，繁體。這樣的書捧在手裡，有一種與古賢對話的感覺。

日前從舊書網店淘到一本中華書局出版、王文濡—精校評點的《古文觀止（下）》。雖然不是線裝，但自然發黃的紙質卻散發著歷經歲月的古香味兒。因封底和版權頁殘失，已不知出版於哪一年。據經驗判斷，可能為民國時期的版本。隨手翻閱，就看到了陶淵明的《桃花源記》。這是我很喜歡的篇章，所以就讀了下去。看到最後一句，忽然感覺不對。“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親往，未果。尋病終。”怎是“欣然親往”呢？不是“欣然規往”嗎？趕緊查證，發現自己並沒有記錯：現在出版的《古文觀止》，包括中學語文教科書中的課文，採用的基本上都是“欣然規往”。那麼，是王文濡和中華書局錯了嗎？再細查，才發現：這竟是一個已經打了數百年的文字官司！

清代學者王應奎（1683—約1760）在《柳南隨筆》中說：“讀書須讀古本，往往一字之誤，而文義遂至判然……又《桃花源記》‘欣然規往’。規，畫也。規（規）字與親（親）字筆畫相近，今本亦多誤刊，而不知既雲‘親往’，下文不應又說‘未果’矣。”[2]也就是說，至少二三百年前，“規”與“親”之爭就開始了。

古代的印刷技術不發達，文書傳承大多依靠手抄。雖然宋代畢發明了活字印刷術，但未能得到廣泛的應用推廣。即使到了清代，抄書仍然非常普遍。乾隆時期編修的大型叢書《四庫全書》（共79338卷，36000餘冊，約8億字），分藏全國各地的七部都是手工抄寫出來的，多達3800多人參與其中！而手抄難免筆誤，雖然還有校勘，誤寫仍然常見。尤其是字形相近的漢字，誤寫的概率更高。比如，古文中繁體的“親”和“規”非常相像，一不留神就會錯寫誤刻。可以推斷，《桃花源記》之所以出現“規往”和“親往”兩種版本，應該是抄寫手誤導致的。那麼，到底哪個字為正、哪個字為誤呢？

華東師範大學教授龔斌在《陶淵明集校箋（修訂本）》的例言中說：《陶淵明集》最早的版本是梁蕭統編的八卷本，之後北齊陽休之編成十卷本。北宋時，流行的陶集有數十種之多，淆亂紛雜，真偽難辨。“《陶淵明集》因無數次轉寫翻刻，魯魚亥豕，觸目皆是，早在宋時就有‘校之不勝其異，有一字而數十字不同者，不可概舉’之嘆。此亂大多是因轉寫致誤，也有一些是後人臆改。”[3]

現代著名學者錢鍾書（1910—1998）在《管錐編》中說：“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親往未果，尋病終。”按陶澍（1779—1839）注《陶靖節集》卷六作“規往”，注：“焦本雲一作‘親’，非”；是也。“欲往”可曰“未果”，“親往”則身既往，不得言“未果”矣。“規”字六朝常用，如《魏書·孟表傳》：“雲是叔業姑兒，為叔業所遣，規為內應”，又《爾朱榮傳》：“我本相投，規存性命”，皆謂意圖也。[4]

毛氏汲古閣也曾收藏過宋版《陶淵明集》。汲古閣創始人毛晉的次子毛扆在《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中說：“宋版《陶淵明集》二本，與時本夐然不同。如《桃花源記》中‘聞之欣然規往’，今時本誤作‘親’，謬甚。”這段話被後世校勘家一再引用，是“規往”說的源頭。

曾紘本《桃花源記》中為“規往”

清代的黃丕烈（—“喜藏書，蒐購宋本圖書百餘種，專藏一室，名為‘百宋一廛’。”嘉慶九年（1804），他約請著名校勘家顧廣圻（1770—1839）撰寫了《百宋一廛賦》，並親自為此賦作註釋。《百宋一廛賦》有一節專門提到了黃所收的宋本《陶淵明集》：“爾其陶誠夐世，籤題元筆。規往之外，幾塵屢拂。”黃丕烈注曰：“《陶淵明集》十卷，每半葉十行，每行十六字，汲古閣珍藏秘本目雲‘與世本夐然不同……籤題系元人筆，不敢易去。’云云，即此本也。”[5]

現代文史學者範寧（1916—1997）曾在一篇題為《怎樣學習中國古代文學》的文章中提到：“我們今天所見到的古人作品，手稿是極少的，一般都是傳抄的，宋代以後有刻印，但仍舊有人抄寫。抄錯了，刻錯了，總是難免的。有一篇很有名的文章，陶淵明的《桃花源記》，其中有一句‘聞之，欣然規往’。蘇軾抄本和後來的一些刻本都作‘親往’，只有一個宋刻本作‘規往’。的確，‘親往’比‘規往’好懂，但下面接著說：‘未果，尋病終。’既然‘親往’就是去了，怎麼又說‘未果’，不是自相矛盾嗎？看來‘親’是錯字，應該作‘規’。‘規往’就是打算去。古人作品中這樣的錯字是不少的。”[6]

北京大學教授袁行霈在《陶淵明集箋註》中說：“規，紹興本、李注本作‘親’。非是。”[7]在袁行霈編校出版的多本《陶淵明集》中，選擇的都是“規往”。

明清時期的藏書家、校勘家們言之諄諄，刻版印行的實際情況如何呢？對此，筆者查閱了大量選有《桃花源記》的古籍和圖書——

上海涵芬樓藏元翻宋本原書版《四部叢刊集部·箋註陶淵明集》中為“親往”。[8]

近藤元粹純叔評訂《陶淵明集》（明治二十七年，日本青木嵩山堂梓）中為“親往”。[9]

《古文觀止》（吳楚材、吳調侯選，光緒二十八年新化三味堂重刊）中為“親往”。[10]

《古文觀止》（許嘯天譯註，沈繼先校訂，群學社民國十八年版）中為“親往”。[11]

《陶淵明集》（影印蘇寫本，線裝書局2000年出版）中為“親往”。[12]

《陶淵明集》（上海群眾編輯部校點，上海群眾圖書公司民國十五年版）中為“親往”。[13]

《陶淵明集》（傅東華選注：商務印書館民國十六年版）中為“親往”。[14]

《陶淵明集》（大新編輯部校點，大新書局民國二十四年版）中為“親往”。[15]

《陶淵明集》（王瑤編著，中華書局1956年版）中為“規往”。[16]

《古文觀止》（吳楚材、吳調侯選，中華書局1959年版）中為“親往”。[17]

《陶淵明集》（逯欽立校注，中華書局1979年版）中為“規往”。[18]

《古文觀止譯註》（陰法魯主編，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中為“規往”。[19]

《陶淵明集淺注》（唐滿先注，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中為“規往”。[20]

《陶淵明集校注》（孫鈞錫著，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中為“規往”。[21]

《陶淵明集註》（金融鼎編注，華東理工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中為“規往”。[22]

《陶淵明集譯註》（魏正申著，文津出版社1994年出版）中為“規往”。[23]

《陶淵明集校箋》（龔斌校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中為“規往”。[24]

從以上17本著作中可以看出：1950年代之前基本上都是“親往”，1950年代之後“規往”捲土重來，1980年代之後則基本上都變成了“規往”。

文徵明書《桃花源記》中為“親往”

除古籍文獻外，歷代傳世的書法作品也可作為佐證。因為《桃花源記》是一篇膾炙人口的經典名篇，歷來為文人書法家們所喜聞樂書。傳世的經典書法作品，同樣具有版本價值。幾經檢索，筆者共找到了10位古代文學藝術家書寫《桃花源記》的墨跡，他們是：明代著名書法家、文學家文徵明（1470—1559），明代著名理學家、蕺山學派創始人劉宗周（1578—1635），明末清初著名畫家、金陵八大家之一龔賢（1618—1689），明末清初著名書畫家朱耷（1626—約1705），清代著名書畫家、“揚州八怪”之一鄭板橋—清代著名書畫家、“揚州八怪”之一黃慎（1687—約1770），清代經學家、文學家洪亮吉（1746—1809），清代著名學者、書法家、校勘家何焯(1661—1722），清代書法家、收藏家蔣天寅（生卒年不詳）、清代書法家周儀（生卒年不詳）。其中，鄭板橋和蔣天寅書寫的《桃花源記》沒有最後一段，其餘8人中，只有朱耷寫為“規往”，其他7位寫的都是“親往”。

由此可見，雖然明代以降幾位收藏家或校勘家不斷地大呼“謬甚”且“幾塵屢拂”，但並未得到刻印界及文藝界的認同。毛扆、黃丕烈等人開口“時本”、閉口“世本”，其實這兩個詞本身就潛含著自己的“版本”非主流的意思，因為“時本”或“世本”才是通行的版本。

劉宗周書《桃花源記》中為“親往”

二， 上下文意及其情理邏輯

“規往”為什麼得不到普遍的認同？因為他們的理由經不起推敲。

“聞之，欣然親往，未果。尋，病終。”翻譯成白話就是：“（劉子驥）聽說有人發現了一個桃花源，很高興地親自前去尋找，但沒有找到。不久，他就病逝了。”自然承接上文，非常合情順理。用範寧先生的話說，就是“好懂”。

但王應奎等人卻把這句話解釋為“……很高興地規劃前去尋找，但沒有實現。”所謂“沒有實現”就是計劃沒有落實、沒有去尋找。他們認為，既然“親往”了，就不能說“未果”，因為二者“自相矛盾”，所以倒推出“親往”是錯的。這種說法實在莫名其妙。去找了，沒找到，再正常不過。此前，武陵太守已經派員隨漁人去找過，也沒有找到，連漁人自己都找不到了，怎麼就“自相矛盾”呢？原本很“好懂”的句子，偏要繞來繞去，簡單問題被複雜化。關於這一點，下文還將專門論證。

黃慎書《桃花源記》中為“親往”

自給自足，環境優美；沒有賦稅，沒有戰亂；鄰里和睦，怡然自樂。這樣的“世外桃源”，無人不心嚮往之。聽說發現了這樣的地方，正常人的第一反應是什麼？當然是興奮異常，迫不及待地要去尋找！武陵太守的表現就是這樣的——他聽完漁人的彙報，“即遣人隨其往”，片刻也沒有耽擱。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劉子驥應該怎麼做？當然是“欣然親往”，而且也應是“隨即”。然而，王應奎們卻硬要劉子驥做個“規劃”，竟然還沒有成行，這不是很滑稽嗎？

“欣然親往，未果。尋，病終”與“後遂無問津者”也存在內在的關聯。正是因為連像劉子驥這樣的人物都未能找到桃花源，所以別人都死了這條心。如果劉子驥沒有去找過，其他人為什麼都要放棄呢？

《晉書·劉驎之傳》[25]記載：“劉驎之，字子驥，南陽人，光祿大夫耽之族也。驎之少尚質素，虛退寡慾，不修儀操，人莫之知。好遊山澤，志存遁逸。”“嘗採藥至衡山，深入忘反，見有一澗水，水南有二石囷，一囷閉，一囷開。水深廣，不得過。欲還，失道，遇伐弓人，問徑，僅得還家。或說囷中皆仙靈方藥諸雜物。驎之慾更尋索，終不復知處也。”“車騎將軍桓衝聞其名，請為長史，驎之固辭不受。”“驎之雖冠冕之族，信義著於群小。”“去家百里，有一孤姥，病將死，嘆息謂人曰：‘誰當埋我？惟有劉長史耳’！驎之先聞其有患，故往候之，值其命終，乃身為營棺殯送之。”《晉書·劉驎之傳》稱劉子驥“居於陽岐”。《世說新語箋疏》在箋疏中稱：“水經注三十五雲：‘江水又右徑陽岐山北，山沈大江。’寰宇記一百四十六雲：‘陽岐山在石首縣西一百步。’”[26]也就是說，劉子驥不僅真有其人，而且確實是“好遊山澤，志存遁逸”的信義高潔之士，甚至還曾有過“尋索”仙境的經歷！

桃花源本是想像之境，陶淵明當然心知肚明。既然虛構故事，為什麼要把一個真實人物寫進去呢？孫鈞錫《陶淵明集校注》在文後的註釋中也引用了《晉書·劉驎之傳》中那個“尋索”仙靈方藥的記載，並分析說：“這是晉時流傳很廣的一個故事。詩人加以改造附會於此，目的是借劉子驥的真實姓名，以增強作品的真實感。”[27]筆者認同這個觀點，同時認為劉子驥的植入還有另外一個功能，那就是給這個故事畫一個圓滿的句號。作為“小說家”，他要努力讓讀者相信桃花源的存在，但又不能讓世人真去尋找，因為桃花源純屬虛構。若使世人紛紛探尋，就有誆人欺世之嫌。但這兩個目標顯然存在悖論式的衝突。那麼，誰能完成這個任務呢？“惟有劉長史”！他“好遊山澤，志存隱逸”，甚至有過“尋索”仙靈方藥的經歷，聽說有人發現了“世外桃源”，他肯定會“欣然親往”。更重要的是，劉子驥聲名遠播，公信力高。既有經驗，又有公信——他的親往，可以讓人相信發現桃花源之事並非空穴來風；尋之未果，又可以讓世人斷了繼續尋找的念頭——連劉子驥都沒有找到，其他人也就別再枉費心機、浪費時間了。於是，水到渠成，“後遂無問津者”。前文大肆鋪陳是“放”，最後借力挽結為“收”。在這虛實相生、收放自如之中，鬧得沸沸揚揚其實子虛烏有的“大發現”就此了結，這篇文章也畫上了一個圓滿的句號。但這樣的巧妙構思及情理邏輯有一個環節非常重要，那就是劉子驥的“親往”，因為他具有承上啟下的作用——如果他沒有去找，上述兩種效果都無從談起。

鄭板橋書《桃花源記》沒有最後一段

從行文的角度說，如果劉子驥只是有去尋找的想法，而沒有付諸行動，那就根本沒有必要寫他。寫了，還不如不寫。搬出一個神奇人物，有心動卻沒行動，猶如虎頭蛇尾、狗尾續貂。另外，劉子驥“聞之”，卻沒有馬上去找，計劃最終還流產了，這說明什麼呢？最容易想到的原因就是：他不重視，或不相信——這難道不是這篇文章的失敗嗎？

清代書法家鄭板橋和蔣天寅書寫的《桃花源記》都沒有最後一段，即以“不復得路”結尾，未知是否與“規往”有關。存疑。

蔣天寅書《桃花源記》也沒有最後一段

三， “未果”到底是什麼意思？

“規往”說否定“親往”，是從“未果”倒推出來的。既然“親往”就不能再說“未果”，既然“未果”就不會是“親往”，“親往”與“未果”自相矛盾，這就是“規往”說唯一且關鍵的依據。所以，釐清“未果”的涵義非常重要。

“未果”一詞最早就是出現在《桃花源記》中。在“親往”說和“規往”說的兩種解釋中，“未果”的意思是有差別的。前者對“未果”的解釋是“沒有結果”，即（某種行動）沒有得到想要的結果，在《桃花源記》中就是沒有找到桃花源的意思。而後者把“未果”解釋為“沒有實現”，即規劃沒有變成行動，也就是說最後的結果是（劉子驥）沒有去尋找桃花源。也正是因為“沒有去找”，所以才說“親往”與“未果”自相矛盾。顯而易見，兩種解釋都是為了自圓其說。換句話說，如何解釋“未果”，直接影響前文的判斷。那麼，“未果”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洪亮吉書《桃花源記》中為“親往”

古文中，“未果”並不鮮見。筆者很容易就從古籍中找到了幾個含有“未果”的句子。其中有些句子的“未果”，確如王應奎等人所言，是“沒有實現（計劃）”或“（意圖）沒有變成現實”的意思，比如——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卷一百五十梁紀六）[28]

“欲……未果”，這個句子特別符合錢鍾書所設置的語境。但並非所有的“未果”都處在這樣的語境中。比如——

“朱熹進對，以為言，又約吏部侍郎彭龜年同劾之，未果。”[29]

《宋史》中這句話的“未果”，顯然是說朱熹和彭龜年共同彈劾侂胄沒有成功，而不是說彈劾沒有變成行動。如果按照錢氏的說法，這段話也是前後矛盾的。實際上，這樣的句子還有很多。再如——

“元淳自奉儉約，在官惟日供韭一束。喜接諸生，講論至夜分不倦。屢乞病未果，竟以勞卒於官。”[30]

這一段出自《清史稿》。此中“未果”也是“沒有結果”之意，即屢次稱病辭官沒有得到批准，最終死在任上。按照“規往”說的理論，既然“屢乞病”，就不能說“未果”了。這顯然是荒謬的。

朱耷書《桃花源記》中為“規往”

由此可見，“未果”的涵義既可以是“沒有實現”，也可以是“沒有結果”。具體怎麼解釋，要看具體語境。其實，“沒有實現”也只是“沒有結果”的一種表現。王應奎等人偏執於一義，把“沒有實現”作為“未果”的唯一解釋，並以此作為邏輯前提，從而倒推出了“親往”“謬甚”的結論，實在荒唐！

實際上，直到今天，“未果”仍被經常使用，而且涵義大都是“沒有結果”。比如這些新聞標題——

“

葉永青抄襲事件未果，另一抄襲事件又開始了！”

女大學生應聘52次未果崩潰，自殺3次！”

2019年全景視覺翻拍孔子像索賠未果”

這樣的例子俯拾即是，不勝枚舉。

至於前文所引錢鍾書對“規往”的註釋文字：“‘規’字六朝常用，如《魏書·孟表傳》：‘雲是叔業姑兒，為叔業所遣，規為內應’，又《爾朱榮傳》：‘我本相投，規存性命’，皆謂意圖也。”只能說明“規往”中的“規”字在這裡可以說得通，並不意味著“親往”是錯的。反觀“親往”之“親”，無人不解其意，連提供旁證的必要都沒有。

可見，“規往”說對“未果”存在嚴重的誤讀，導致對全句的誤解和誤判。

何焯書《桃花源記》中為“親往”

在主張“規往”的古籍版本中，“規往”二字的下面，都會用小字註明“規，一本作‘親’”等字樣，但在其他眾多主張“親往”的版本中，“親往”二字的下面卻都沒有“親，一本作‘規’”之類的小注。“親往”版的編選者都不知道“規往”之說嗎？應該不會。如果知道，為何不注？筆者以為：可能是覺得“規往”明顯錯誤，不必註明。

同時，“規往”的編選者都會在前言、例言或序言中，專門提到“規往”，並加以論證。“規往”選本的收藏者，甚至還會專門寫文章為“規往”吶喊。但“親往”的編選者，卻從來不提“規往”——文中沒小注，前言也不提，更不寫文章回應，就像“規往”不存在一樣。這又是為什麼呢？筆者以為：可能是認為所謂“矛盾”荒誕不經，不值一駁，所以選擇了無視。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最早為“規往”辯護的毛扆和後來積極跟進的黃丕烈都是“規往”說宋刻《陶淵明集》的收藏者，他們在指謬“時本”的時候，那個“宋本”正在他們手裡。作為收藏家，他們當然傾向於認為自己收藏的版本是正確的。在證據學理論及司法實踐中，利益相關者的口供或書證，證明力是比較弱的。對此，後人不可不察。

周儀書《桃花源記》中為“親往”

五，“規往”帶來的文字混亂

一直通行的“親往”，突然被改作“規往”，會帶來怎樣的影響呢？

首先是造成了出版界的混亂。同為中華書局，1956年出版的《陶淵明集》把以前的“親往”變成了“規往”，1959年出版的《古文觀止》又變為“親往”，後來又變成了“規往”，翻來覆去，莫衷一是。1980年代以來，雖然絕大多數出版物都改成了“規往”，但也還有一些出版機構堅持“親往”，比如嶽麓書社1984年10月出版的《古文觀止（言文對照）》[31]。此外，知識界的混亂也不可避免，不時有人表示困惑或提出質疑。

《文史知識》2006年第3期刊登過一篇讀者與專家的問答，[32]專門是為了“規往”的。來信不長，全文如下——

我父親今年89歲，高小畢業，記得年輕時所讀課文《桃花源記》中有“欣然親往”句，而現中學語文皆為“欣然規往”，到底是“親往”還是“規往”？此事已困惑父親多年，四處探究毫無結果。父親脾氣耿直，遇事較真。雖年事已高，但耳不聾眼不花，心情好時，還可提筆寫幾頁蠅頭小楷，只是為此事耿耿於懷。每次回農村老家他總是念叨此事。請您在百忙之中幫助查一查，此文新舊版本為何不同？到底原文是何字？又是如何演變的？

該雜誌編委、知名學者白化文教授作了長達六七百字的解答。他認為應該是“規往”，所引的核心證據也是錢鍾書的那段文字。這種觀點及論證的荒謬性，上文已經辨析，這裡不再贅述。《桃花源記》是一篇膾炙人口的經典文章，但凡讀過或學過的人都會印象深刻，甚至倒背如流。相信很多經歷了從“親往”至“規往”之變的讀者都會一頭霧水。從這篇問答可以看出，因為中學教科書及各種出版物把“親往”改為“規往”，帶來了語言文字的混亂，令很多人無所適從。

龔賢書《桃花源記》中為“親往”

《咬文嚼字》2002年第10期還曾發表過一篇題為《“未果”是“沒有結果”？》的文章，署名“愛農”[33]。這篇五六百字的文章是專門“指正”《人民日報》的，而“錯誤”就出在“未果”上。先照錄該文的第一段——

《人民日報》2002年4月18日第3版刊登了一組消息,標題是“鮑威爾與阿拉法特會談未果”。乍看標題,疑竇叢生。據我所知,鮑威爾與阿拉法特不是舉行了兩次會談嗎,怎麼說會談沒能舉行呢?細讀消息內容,說的是:“美國國務卿鮑威爾17日在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主席阿拉法特被圍困的拉姆安拉官邸結束了同阿拉法特的第二次會談，會談沒有就在本地區實現停火等問題達成協議。”原來如此！

這篇文章稱《人民日報》的標題有語病，認為既然會談舉行了，就不能說“未果”。若說“未果”，就是會談沒有成為事實。為了證明自己的觀點，作者在第三段援引了《桃花源記》，這也是此文唯一的論據——

說到“未果”，我們的腦海裡自然會浮現出陶淵明《桃花源記》中的句子：“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規往。未果，尋病終。後遂無問津者。”意思是說，劉子驥聽說有桃花源這個地方，高高興興地打算著去。這個打算沒有實現，不久病逝，以後再也沒有人去訪求了。顯然，這裡說的是沒有去成，而不是沒有找著。有沒有成為事實與有沒有得出結果，二者存在重大差別，決不可以混為一談。像《人民日報》的這組消息，標題還是改作“鮑阿會談未能取得成果”為宜。

古往今來，“未果”都有這種用法，竟然被認為是“語病”。作者顯然沒有對“未果”作任何的考證，他判定《人民日報》犯錯的主要依據就是《桃花源記》中因為“規往”而對“未果”作出的解釋。殊不知，這個解釋才是錯誤的，“未果”原本就有“沒有結果”的意思。不過，有一點作者沒有說錯，那就是一說起“未果”，人們首先就會想到《桃花源記》，因為在含有“未果”的文章中，《桃花源記》流傳最廣，影響因子最高。

假作真時真亦假，謬為正時正卻謬。豈不悲哉？！

六，為何突然全面大更改？

一二百年時間裡，校勘界沒有人再站出來主張“規往”，“親往”幾乎成了標準版本。為什麼會發生大逆轉呢？沒有人對此作出明確的解釋。在上文列舉的6本1980年代之後出版、改“親”為“規”的書中，只有3本對改動作出了說明，從中可以窺出一些蛛絲馬跡。

陰法魯在他主編的《古文觀止譯註》（1981年出版）中為“規往”所作的註釋稱：“規：原作‘親’，據《拜金樓叢書》本《陶靖節詩集》改。”[34]陶澍注《陶靖節詩集》確實作“規往”，但幾百年前即是如此，為什麼現在才循而改之呢？這個說法不能服人。

孫鈞錫的《陶淵明集校注》（1986年出版）也採信了“規往”。該書在內容提要中說明“本書以清陶澍《靖節先生集》為底本，改編體為編年，並參考各本，去偽存真，力排異文，為恢復陶著本來面目，較好地體現陶淵明思想發展狀況，做了大量工作。”[35]也是把陶澍撿起來了。

龔斌《陶淵明集校箋》（1996年出版）在為“規往”所作的註釋中引用了陶澍本原校：“焦本雲，一作‘親’，非。蘇寫本、李本作‘親’。曾本雲，‘規往’下一本有‘遊焉’二字。湯本、咸豐本同。按，作‘規’是。”[36]——又是陶澍！

陶澍的“規往”已經沉寂了二三百年，幾乎被人淡忘。況且，史上為“規往”張目的學者並非只有陶澍，王應奎、毛扆、黃丕烈都是“規往”的吹鼓手，而且王應奎主張“規往”還早於陶澍。為什麼當代學者突然都開始採信“規往”，而且都只提陶澍呢？龔斌在《陶淵明集校箋》的註釋中引用陶澍本原校之後，又在後文的箋註中引用了錢鍾書《管錐編》中的那段札記[37]，而錢的札記就是先引用了陶澍的那段話，然後作出了進一步的詮釋。

脈絡是不是昭然若揭？筆者覺得：上述三人很可能都受到了錢鍾書的影響。

1979年8月，《管錐編》一套四冊（後來增編為五冊）由中華書局出版。一時間洛陽紙貴，錢鍾書聲譽鵲起。在學術界，錢氏一言九鼎，儼然成了權威。《管錐編》引用了陶澍，學者們都跟著“言必稱陶澍”；錢鍾書說“規往”是對的，大家都跟著說“親往”是錯的。中國向有跟風盲從的風氣，發生這種情況倒也不足為怪。

當然，在《管錐編》出版之前，逯欽立校注的《陶淵明集》已於1979年5月出版，王瑤編注的《陶淵明集》更是早在1956年8月就已發行，但他們的影響顯然遠遠不及錢鍾書。況且，二人只是作了與前人不同的異文選擇，卻未闡釋其中的緣由。所以，起決定性作用的應該是錢鍾書。

七，結語

綜上所述，可以得到三個基本的結論——

（一） 事實層面：自宋代有刻本傳世以來的幾百年裡，“親往”一直是絕對的主流。大約1950年代之後，“規往”捲土重來，1980年代之後反輔為主。

（二） 學理層面：所有主張“規往”的人，所持的都是同一個理由，即發端於毛扆的“謬甚”論，後來衍生出“自相矛盾”說。但，這個理由並不成立。

（三） 文藝層面：從語境及行文來看，“親往”比“規往”更加合情合理，也更加跌宕起伏，並富有文學性。

因此，筆者認為：真正“謬甚”的不是“親往”，而是“規往”。本著實事求是的原則，出於對傳統文化經典的敬畏，也為了文化傳承的準確性和連續性，應該正本清源，將《桃花源記》中的“規往”恢復為“親往”。

“Plan to go with pleasure” or “ Go with pleasure in person”?

--A research on the wording in Tao Yuanming’sAnPeach-blossom Spring

Sheng Dalin

(School of New Media,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There existed a dispute over 200 years ago on the wording of “plan to go” versus “go in person” inAnPeach-blossom Spring. Later, due to Qian Zhongshu’s participation in the discussion and a complete revision of the wording by various publications, the old dispute began to catch much attention again. This essay attempts to employ ancient publications as evidence, enhanced by reasons and logic, backed by handed-down ancient calligraphy, and undertake a perspective of contextual analysis to reach a conclusion: Qian Zhongshu’s reasons to support “plan to go” are skeptical whereas “go in person” is in conformity with the author’s original intention and contextually correct. In addition, the author of this essay lists some language confusions caused by the revision to “plan to go” and advocates a return to “go in person”.

Key words: AnPeach-blossom Spring; Tao Yuanming; plan to go with pleasure; go with pleasure in person

【註釋】

[1]作者簡介：盛大林（1968—），男，河南信陽人，北京大學新媒體研究院，主要從事互聯網史、網絡評論、文字學等方面研究。

[2]王應奎：《柳南隨筆》，王彬、嚴英俊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版，卷三，第56頁。

[3]龔斌：《陶淵明集校箋（修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4頁。

[4]錢鍾書：《管錐編》第四冊，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版，1228頁。

[5]顧廣圻、：《百宋一廛賦》，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二十八年（1939）版，第1頁、第12頁。

[6]範寧：《怎樣學習中國古代文學》，北京：《文史知識》1983年第8期，第4頁。

[7]袁行霈：《陶淵明集箋註》，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版，第483頁。

[8]（元）李公煥集錄：《四部叢刊集部·箋註陶淵明集》，上海：商務印務館民國十八（1929）年影印，第二冊，卷五。此書為手抄影印本，“親”的左半部分“親”寫成了“耒”，此亦為抄寫手誤之一例。

[9]（日）近藤元粹純叔評訂：《陶淵明集》，日本：青木嵩山堂梓明治二十七（1894）年版，第二冊，卷五。

[10]（清）吳楚材，（清）吳調候選：《古文觀止》，新化三味堂重刊，下冊，卷三，第14頁。

[11]許嘯天譯註，沈繼先校訂：《古文觀止》，上海：群學社民國十八年（1929年）版，第七集，第23頁。

[12]（晉）陶淵明：《陶淵明集》，北京：線裝書局2000年版，卷六，第46頁。

[13]陶淵明著，群眾編輯部校點：《陶淵明集》，上海：上海群眾圖書公司民國十五年（1926年）版，第三輯第101頁。

[14]（晉）陶潛著、傅東華選注：《陶淵明集》，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十六年（1927年）發行，第45頁。

[15]（晉）陶淵明著，大新編輯部校點：《陶淵明集》，上海：大新書局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版，第三輯第101頁。

[16]王瑤編注：《陶淵明集》，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版，第93頁。

[17]（清）吳楚材、（清）吳調侯選：《古文觀止》，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版，下冊第291頁。

[18]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166頁。

[19]陰法魯主編：《古文觀止譯註》，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35頁。

[20]唐滿先：《陶淵明集淺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1頁。

[21]孫鈞錫：《陶淵明集校注》，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08頁。

[22]金融鼎：《陶淵明集註》，上海：華東理工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268頁。

[23]魏正申：《陶淵明集譯註》，北京：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第372頁。

[24]龔斌：《陶淵明集校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403頁。

[25]（唐）房玄齡等撰：《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8冊（共10冊），第2447頁。

[26]餘嘉錫：《世說新語箋疏》，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版，任誕第二十三，第751頁。

[27]孫鈞錫：《陶淵明集校注》，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08頁。

[28]司馬光編著，胡三省音注：《資治通鑑（全二十冊）》，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版，第10冊，第4680頁。

[29]（元）脫脫等著：《宋史（簡體字版）》，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版，卷三百九十二，列傳第一百五十一，第9443頁。

[30]趙爾巽 等撰：《清史稿》（列傳二百六十三），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43冊，第12997頁。

[31]闕勳吾等譯註，陳蒲清校訂：《古文觀止（言文對照）》，長沙：嶽麓書社1984年版，第16頁。

[32]白化文：《桃花源記中的“規往”》，北京：《文史知識》2006年第3期，第126頁—127頁。

[33]愛農：《“未果”是“沒有結果”？》，上海：《咬文嚼字》2002年第10期第23頁。

[34]陰法魯主編：《古文觀止譯註》，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35頁。

[35]孫鈞錫：《陶淵明集校注》，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扉頁。

[36]龔斌：《陶淵明集校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404頁。

[37]龔斌：《陶淵明集校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407頁。

本文發表於《長江學術》2019年第4期，引用或轉載請註明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