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案例
周某，中共党员，某县副县长。2018年10月，周某收受私营企业主张某1万元礼金。2019年3月，张某被组织谈话后，周某向张某打听谈话内容，张某告知其已向组织交代了给予周某礼金的事实。
2019年7月，周某得知自己因其他问题被他人举报后，3次主动给县委主要负责同志写信，违背事实“解释”举报事项，并以群众的名义多次匿名向组织部及纪委邮寄“表扬信”，对自己的工作及口碑给予“高度评价”。2019年9月，周某被立案审查调查并采取留置措施。
评析意见
周某主观上具有对抗组织审查的故意，客观上实施了对抗审查行为，干扰了审查工作，应当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简称《条例》）第五十六条第（五）项“有其他对抗组织审查行为的”予以处理。
对党忠诚老实，是每一名党员、干部的基本准则。 为体现“党纪严于国法”党内审查特色，强化对党忠诚老实意识，2015年《条例》第五十七条将串供、伪造证据等认定为对抗审查行为。同时，为防止“挂一漏万”，将其他对抗组织审查行为作为兜底。2018年《条例》第五十六条延续了上述规定。
认定其他对抗审查行为，要坚持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牢牢抓住“对抗性”本质，精准认定其他对抗组织审查行为。
判断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存在对抗故意。主要是直接故意，即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会对审查工作产生干扰、妨碍影响，仍然积极实施相关行为。判断行为人主观状态，要坚持实质标准，即便被审查人不承认其存在干扰、妨碍审查工作的故意。
从客体来看，行为人的行为是否违反了对党忠诚老实的义务。其他对抗审查行为具有一定的对抗性，对审查工作可能产生一定的干扰、妨碍。但并不要求必须已经产生实质性影响，只要对审查工作产生可能、潜在的干扰影响即可构成。关键还是看行为有无侵犯对党忠诚老实的政治纪律。
其他对抗组织审查行为，主要有以下表现形式。
打听案情，有针对性采取措施。如案例中所列情形，个别被审查人向涉案人员、相关工作人员打听组织谈话、调取证据等情况，推测审查方向和重点，有针对性地采取相关措施。
授意涉案人员逃跑。有的被审查调查人得知组织在外围调查，便要求行贿人、知情人等涉案人员外出“避风头”。有的被审查调查人接受组织约谈后，拒绝组织挽救，多次编造出差、身体不佳等理由拒不到案甚至潜逃，情节严重的，可构成对抗组织审查。
模拟审查调查谈话等取证措施。有的被审查调查人为逃避惩处，向熟悉法律、纪检监察工作等人员“咨询”政策、寻求对策。有的通过模拟组织巡视巡察、审查谈话等方式，研究审查谈话技巧、取证方式，寻找应对之策。
安排人员跟踪、收买甚至威胁办案人员。有的被审查调查人安排人员盯梢办案人员，试图掌握办案人员行踪。有的企图以金钱等利益收买办案人员。有的威胁、报复办案人员。还有的采取自残等极端方式妨碍审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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