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孔雀帝国与阿育王
公元前327年5月，军事天才亚历山大大帝率领希腊远征军跨过兴都库什山脉，南征印度。在旁遮普地区，他与当地的几位印度国王或酋长陷入辛苦的交战。虽然亚历山大百战百胜的无敌战绩最终得以延续，但印度人顽强的抵抗也让远征军的士兵身心俱疲。是役之后，众将士坚决拒绝再向东南进军。无奈之下，亚历山大只得放弃继续征服，踏上了返乡之路。
前326年的希达斯皮斯河之战，亚历山大大帝在旁遮普战胜当地印度国王波罗斯，但己方也代价惨重，被一些史学家认为是希腊远征军遭受损失最大的战斗
据罗马人记载，在亚历山大撤军之前，一位名叫旃陀罗笈多·孔雀的印度年轻人在旁遮普见到了这位“征服世界”的大英雄，为他无上的权势和睥睨天下的气势所深深折服，决定效仿亚历山大的丰功伟业。十年后，这位同样野心勃勃的年轻人率军沿恒河而下，一路所向披靡，建立起印度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帝国。他就是月护王。
约七十年后，月护王的孙子阿育王统治着几乎整个次大陆地区，将印度文明带到了第一个巅峰时期。这位“转轮圣王”也向希腊派出了自己的“远征军”。和亚历山大大帝的金戈铁马不同，阿育王派出的却是一批信仰佛教的使者，而他们的武器则是和平与爱。
摩揭陀的崛起
如前所述，在佛陀与大雄所生活的年代，即公元前六世纪至五世纪，次大陆上小国林立，列王纷争。梵语文法家波你尼曾记载了当时分布在印度北部和中部（不含南端的半岛区）的40余个王国（janapada），而年代稍晚的巴利语文献则显示，这些王国经过相互征战、吞并，后来形成了“十六国争雄”的局面。
十六雄国
摩揭陀国位于恒河中下游，现今比哈尔地区，逐渐成为其中最强盛的一个王国。当地土壤肥沃，水资源丰富，农业发达，人丁繁密（今日仍是印度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其南方的温迪亚山脉中蕴藏着次大陆北部最丰富的铁矿石资源。这些得天独厚的优势令摩揭陀国在农业发展和铁器普及中领先一步。另外，该地区可能是世界上最早大规模驯化战象的地方。再加上装甲的重型战车和发射巨石的抛石机，摩揭陀国军队的装备在当时可谓冠绝群雄。
也许是受到了崛起于伊朗高原的波斯帝国的启发，在几代雄心勃勃的国王领导下，摩揭陀国在一两百年间闪电般的崛起，向四周迅速扩张。到公元前四世纪，一个次大陆前所未见的辽阔王国控制了北印度的近半地域。当时摩揭陀的统治者来自难陀家族，据说他们统帅着二十万步兵、两万骑兵、两千战车以及三千战象，这一强大的兵力是令亚历山大大帝放弃继续东征的重要原因。
然而暴虐的难陀并没有得到国内臣民的广泛拥护。在他的国度之内，一位名叫旃陀罗笈多·孔雀的年轻人（前言已述及，根据希腊人的记载，他曾在次大陆西北部领略过亚历山大大帝的风采）于公元前320年推翻了难陀家族的统治，建立了孔雀王朝，登基为月护王。
月护王不仅继承了摩揭陀国的疆土，还从亚历山大大帝的部将所建立的塞琉古帝国手里夺回了印度西北部的旁遮普地区。月护王与后者达成和约，迎娶了塞琉古一世的女儿，而塞琉古一世则收到了一批顶尖军备——500头战象。
月护王旃陀罗笈多·孔雀
与他的前任不同，月护王深受国人爱戴。据耆那教的史料记载，这位国王曾言道：“万民之乐即吾之乐，万民之忧即吾之忧”。同时，他对宗教的追求也堪称执着。在月护王于公元前301年退位后，他成为一名云游化缘的耆那教僧人，最终在南印度迈索尔附近的一个山洞中绝食去世。
孔雀帝国治下的印度
月护王的首席谋臣考底利耶是一名睿智贤明的婆罗门学者，他冷静而耐心的引导着这位年轻的帝王，告诫君主首先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感官上的欲望与弱点，然后才能有效管理自己的国家与国民。他所撰写的《政事论》（直译为“物质福利的原则”）专论治国之道，体现出作者对人性的深刻洞见，还记录了当时具体的行政措施，是了解孔雀帝国最重要的历史文献，为我们生动地展现了两千多年前那个中央集权、秩序井然的大帝国。
婆罗门学者考底利耶
这是一个幅员约三百万平方公里，居民超过两千余万人的古代“超级大国”。君主在帝国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他将全国统一在“一把黄罗伞”（Ekachattra）之下。而具体实施管理的是一个庞大而精致的官僚系统，大大小小的公务员达数十万人。《政事论》的“俸禄表”中详细记录了所有政府职位的名称和薪级。最高级的官僚为大祭司，工资为4.8万帕纳，而职位最低的如森林巡视员，则只能领到60帕纳。
考底利耶强调公务员“应该始终不渝的严守职责”，但他也对现实中官僚系统内的腐败忧心不已：“公务员挪用公款，就如同鱼儿喝水一样难以被发现。”为此，考底利耶在各级政府中安插眼线，暗中调查和检举公务员的贪污行为。
孔雀帝国的首都华氏城位于恒河畔，是一座四十五平方公里的大型花园城市。大约27万居民生活在华氏城内，城市中设有六个管理委员会，分管户籍、卫生、工商等事务。临近首都的方圆数百公里受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辖，更远的地区则被划分为四大行省，由君主的亲信，通常是王子担任总督副王，代为统治。
绝大多数百姓生活在散落在帝国各地的数不清的村社之中。 “五人长老制”的自治管理体系是村社最普遍的组织方式，即由村民推举出五位德高望重的长老，来决定村里的公共事务。这一古老的制度延续至今。帝国的主要收入来自村社上交的农业税（农业产量的六分之一）。
为促进农业产量的提高，政府积极地兴建水利设施，并不遗余力地鼓励开拓新的农田。后世的《摩奴法论》中提到：“土地属于最早砍伐树木的人，而鹿属于第一个射死它的人。”孔雀帝国时期，农业落后地区的快速发展，很可能得益于这种能激发开荒热情的制度。
考底利耶希望帝国内部能够减少地区差异，趋向整齐划一。因此，在他的建议下，孔雀帝国开始统一度量衡、发行通行货币；同时，以首都华氏城为枢纽，修建了辐射状的交通网，西北到旁遮普、阿富汗等地，东到孟加拉，向南则是著名的“南方之路”，通往盛产黄金的迈索尔地区。
这些举措无疑对商业繁荣是重大利好，各色商业行会日渐壮大，国际贸易也趋向兴盛。《政事论》以及《佛本生》中都提到了中国的蚕丝，说明早在西汉张骞出使西域之前，中印之间的“丝绸之路”就已经开通了。
孔雀帝国时期印有孔雀、山峰等标识的压印银币
孔雀帝国鼎盛时期控制着极其广袤的土地（与年代稍晚的秦帝国的面积相似），除最南端的几个达罗毗荼王国（详见第六章“南方雄邦”）之外，几乎整个次大陆，从喜马拉雅山脉到德干高原，从阿拉伯海到孟加拉湾都在帝王的控制之下。端坐在华氏城的君主则手握一只强有力的常备军来确保各地的效忠——包括步兵60万、骑兵3万、战象9千、战车8千和一支水师。
同时，在武力征服之外，《政事论》还推崇“攻心为上”，其广受称道的曼荼罗（mandala）学说是一种现实主义的战略理念。君主要努力争取最多盟友的支持，迫使反对者屈服。“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考底利耶如是说。
孔雀帝国全盛时期（阿育王在位时）的疆域图
近两千年之后，佛罗伦萨的马基雅维利对当时意大利分裂割据的现状痛心疾首，写出了《君主论》一书，认为建立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国家是最好的政治模式。后世学者惊奇地发现，《君主论》和《政事论》的政治理念非常相似：两书都提出君主必须使用一切手段维持王国内的稳定和繁荣，并制定了一套精致高效，同时残酷狡黠的管理策略。
马基雅维利所描述的是自己想象中的理想国家，而考底利耶的文字则大致体现了孔雀帝国当时真实的施政状态。也就是说，在公元前南亚次大陆的大地上，就已经矗立着一个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人所梦寐以求的统一帝国了。
“浪子回头”阿育王的一生
希腊资料中记载了孔雀帝国时期的一则有趣的轶事：月护王之子宾头娑罗即位后，曾写信给西北方塞琉古王朝的君主，索要美酒、无花果和哲学家；塞琉古的希腊国王送来了酒和无花果，却抱歉地答道他那里没有哲学家。
这位“求哲似渴”的宾头娑罗就是孔雀帝国的第二位国王，他延续了帝国的扩张进程，成功地将势力投射到温迪亚山脉之南，赢得了“杀敌者”的称号。而他对次大陆最大的贡献，则是他那流芳千古的儿子——阿育王。
阿育王（Ashoka，意为“无忧”）的生平在《阿育王经》等佛教典籍中有较为详尽的记载。传说称，青年时的阿育王子很早就展现出了雄才伟略，然而过于残忍好杀。他在担任塔克西拉地区的总督时曾无情地镇压了当地的叛乱。而在长达四年的王位继承之争中，阿育王接连杀死了6个同父异母的兄弟（一个更为夸张的说法是99个兄弟）才得登大宝。
在其统治早期，他坚信伟大的帝王必须残忍，因此专横暴戾、任用酷吏，甚至专门打造了一个布满各种残酷刑罚的“人间地狱”，以折磨那些不服从自己的人。因此，那时的他被民众斥为“阿育暴王”。
青年阿育王
随后，他追随父辈的脚步，对印度东海岸的羯陵伽王国发动了征服战争。当地人顽强的抵抗最终使这次战役血流成河，“10万人死于战场，15万人流离失所”。据说，这样的人间惨剧令阿育王怵目惊心，他幡然悔悟，为自己所造成的苦难感到痛苦不已。
战后的阿育王开始重新反思战争的意义，他意识到真正的征服不应该是使用暴力，而是以道德法则收服人心，令世间和平美满。“达摩（Dhamma，此处可译为道德法则）的胜利才是真正的胜利”，阿育王这样写道，他决定穷其余生来推进这一项事业。
之后的十几年里，阿育王在帝国的各地留下了数十篇铭文（大岩石敕令、小岩石敕令、石柱敕令），或是被刻在精心雕刻的石柱上，或是刻在天然的巨石表面。在这些铭文中， “诸神钟爱”且“英俊迷人”的阿育王昭告世人：“一切臣民都是我的孩子……达摩就是给我最好的礼物……你们要善待奴仆，孝顺父母，慷慨而且慈悲。”
在反复强调少行不义、多做善事的社会伦理的同时，他也劝说世人破除迷信，不要在祭祀中屠杀牲畜，同时珍爱自然环境，保护野生动物。为保证“达摩之征服”的推进，阿育王向全国派出达摩钦差，在各地监督道德法则的落实，同时协调地方势力，促进社会福利，维持宗教和谐。
在鹿野苑所立的阿育王石柱的顶部雕塑
阿育王最广为称道的故事是对佛教的皈依，据学者推测，他可能是受到了出身佛教徒家庭的第一任妻子戴薇的影响。在一篇铭文中，阿育王这样表露心迹：“我对佛陀的信仰如此虔诚，佛陀所讲之语，皆是至理名言”。
据说，阿育王曾用256天朝拜各处佛教圣地，并在首都华氏城组织了佛教经典的第三次集结。为宣扬佛教，他派遣和平使者远赴到中亚、西亚乃至希腊本部，向远方的国度传播法音。对其邻国斯里兰卡，阿育王的儿子摩哂陀甚至亲临教化，是为南传佛教之起源。由于阿育王对佛教发展影响深远，后世佛教徒一般视其为最伟大的印度帝王。
不过，阿育王并没有将本人的宗教信仰和国家政策混为一谈，他所提倡的作为道德法则的达摩也不等同于佛教教义中的正法（虽然两者在巴利语中是同一词汇）。首先，阿育王的铭文从未提及四谛、八正道等佛教教义；其次，铭文还特地强调 “每一种教派都需要受到尊敬”。从记载来看，虽然阿育王对佛教徒的捐赠最为慷慨，但他同时也对反对佛教的婆罗门教、正命派等多有赏赐。
著名的桑吉大佛塔始建于阿育王时代
可以说，阿育王所讲的达摩是世俗的道德伦理，是一套小到修身齐家，大到影响内政外交的广义的行为规范，目的在于保证社会安定，促进经济发展，巩固王朝统治。的确，这一“非暴力主义”的宣言为三百年来一直饱经连绵战火的印度人民带来了约三十年的和平安宁。阿育王本人对此也非常自豪，宣称已经“化战鼓声为法音”。
小结
在印度文化中，一个人在世俗世界中所能达到的最高成就被称为“转轮圣王”——以智慧和慈悲治理世界的伟大领袖。一般认为，阿育王是印度所有帝王中最符合这一称号的人物。他不仅第一次实现了对几乎整个次大陆的统一治理，更提出并身体力行地推广了一套从君王到百姓的道德伦理，意味着在军事征服之外，给予了帝国统治一种道义上的合法性。
如果我们将阿育王的铭文同统一中国的秦始皇的铭文（泰山、琅玡山等刻石，由李斯等撰写）作比，会发现与后者所体现出的宏大威严的震慑力不同，阿育王的话语仿佛是一些苦口婆心的人生劝言。他更像是一位家长，而不是一个君主。阿育王在铭文中说道，大臣们可以在任何时候汇报民情，无论“我正在进膳、正在后宫或者正在赶路。”在勤于政事之外，我们也能看到他劝人向善的真挚而恳切的心情。
孔雀王朝的徽章（帕鲁德佛塔，公元前2世纪）
不过，阿育王理想中的“达摩之征服”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实现。一方面，道德教化本就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在晚期的铭文中，阿育王感叹道：“我现在明白了劝人向善是多么的难”；另一方面，在当时印度的历史条件下，政治上的统一也难以长久。阿育王去世之后的几十年里，孔雀帝国迅速衰落崩塌，达摩的施政理念没有被后世的君主所继承，甚至阿育王的事迹也逐渐被世人淡忘。
但纵使如此，当我们回顾整个印度历史，很可能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公元前六世纪到三世纪之间，阿育王等孔雀帝国的缔造者，与宗教界的领袖佛陀、大雄一道，奠定了印度作为世界文明其中一极的地位。
这几位圣王与宗师，用施政与布道，扭转了雅利安传统中原有的对暴力的崇拜，大致奠定了此后印度文明的基调。在这一文明中，征服更多地代表着说服和感化，而精神和信仰的力量，绝不弱于军事和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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