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4日，武漢市江灘一元路廣場，悼念新冠肺炎犧牲烈士和逝世同胞儀式開始前。中青報記者趙迪/攝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張均斌
很長一段時間，朱竹青想當一隻“鴕鳥”。她不敢回家，在家裡坐著，眼淚就止不住地流。
2020年春天，因為新冠肺炎，她的母親、父親相繼離世。她說，父母在的地方永遠是家，而現在，這個家破了。
一
朱竹青是從上海回武漢探親的。1月19日，她坐高鐵出發後，一路上都在想該給父母準備點什麼過年禮物。往年，她會準備一個大紅包塞給母親，但今年母親說了堅決不要。
此前雖然有不明肺炎的消息在流傳，但她並沒有太當回事。到達武漢後，她看街頭沒幾個人戴口罩，父母親戚家也一切如常，大家都在做著各自的準備，迎接庚子年的到來。
朱竹青的母親早早就釀好了米酒，家人都饞她的手藝。還有腐乳，母親提前就裝了一大罐子，準備讓朱竹青帶回上海吃。冰箱塞得滿滿當當，春捲、肉丸子、各種滷製品……
她回家那晚，母親拉著她嘮家常，說自己現在退休金足夠用，今年要給親戚家的孩子包多大的紅包，等等。又問她的工作和生活，“絮絮叨叨”到很晚。
這本該是個再正常不過的新年，朱竹青計劃在武漢待一週左右。
可是，意外在兩天後降臨了。1月21日早晨，母親覺得身體有些不舒服，朱竹青心裡“咯噔”一下，但沒往新冠肺炎處想，帶著母親去了社區醫院。一測體溫，37.3℃。她看到醫生“馬上就如臨大敵”，但也沒說具體是什麼原因，只是讓他們去發熱醫院就診。
這天下午3點，他們到了武漢市第三醫院。朱竹青有些焦躁。在手機里約網約車，等了40多分鐘才有車。到了醫院，呼吸科已經沒有號了，她跑上跑下，得知要掛急診號，又排隊等了近40分鐘。醫生給她母親做了一些檢查，開了幾盒藥，裡面有奧司他韋，這是防治流感的抗病毒藥之一。她看到醫院裡的工作人員找醫生開連花清瘟膠囊，覺得“這個藥好像很緊俏”，也請醫生加開了幾盒。
回家的路上，母親就吐了，沒兩天就身體乏力，沒了胃口，直至“站都站不起來”。那時，新冠病毒在武漢蔓延，武漢封了城，醫院裡四處都是在求拍肺部CT和做核酸檢測的人，只有拿到這兩項檢測結果，病人才有可能被收治入院。
找了各種渠道，朱竹青才給母親排到一個做CT的名額，醫生告訴她“高度疑似冠狀病毒，但症狀還不嚴重”，核酸檢測沒做成，又給開了一些藥讓他們回家。朋友讓她買達菲——進口的奧司他韋，聽說這種藥可能有較好的療效，她又四處打聽買藥。
達菲並不好買，朱竹青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家有庫存的醫院。每人限購兩盒。“像寶貝似的捧回來，就緊著我老媽吃。”她怕父親也被感染，讓他也吃點兒，父親沒捨得吃。
接下來幾天，母親的情況並未好轉，朱竹青每天只能往返於醫院和家之間，陪著母親打點滴。她不斷聯繫醫院做核酸檢測並等待床位，但毫無音訊。
在疫情最緊張的時候，武漢每天需要增加3000張病床，相當於每天要建成3家三級醫院。供需矛盾壓著這些求醫的家庭，朱竹青打過幾次120，得到的回覆總是“前面排了三四百號人”，她說自己很“恨”，“恨”當時的一片混亂，這混亂最終把人的生命給耽誤了。
二
一家人通過很多渠道求助，“不知道是哪方面發揮了作用”，母親終於在1月31日住進了醫院。朱竹青長長舒了口氣，幾日的奔波讓她覺得自己快撐不住了，渾身痠痛，只想倒頭就睡。
但第二天早上6點多，醫院就打來電話，給她母親下了病危通知。她匆忙趕到醫院，只見母親戴著呼吸面罩，一直在大喘氣，說不了話，但神志還算清醒。她還是不敢相信“病危”的結論。
朱竹青不停地鼓勵母親：“一定要挺過來，沒問題的，一定能治療好的。”怕影響到母親呼吸，她也不敢多說話，看了一會兒就到病房外等著。
沒過一會兒，他們就被護士叫了進去。她看到，母親一直在試圖摘下手上的金戒指，但擼不下來。
戒指是朱竹青工作後不久給母親買的，20多年前的老物件。母親一直戴著，還曾重新打製了一個款式，除此之外再沒離過手。
“那時候母親可能已經感覺到要走了，要給我們留點紀念。”朱竹青說。在母親面前，她不敢哭，心裡難受得緊，轉頭出了病房再哭。
這天上午9點左右，母親最終還是去世了。辦完手續後，醫院直接通知了殯葬車將遺體拉走，因為父親有心臟病，朱竹青不敢讓父親去看這一幕，她自己遠遠地看著，不停地哭喊，直到那時她才意識到母親真的離開了。她手上還抱著件羽絨服，她原本打算讓母親“穿”上帶走，但醫務人員為了控制病毒傳播，阻止了她。
羽絨服是她回武漢第二天陪母親逛商場時買的，母親“高興得不得了”。
母女倆買羽絨服那天，是個晴天，太陽高高掛著，她們午飯後決定去附近的商場逛逛。母親看中了那件羽絨服，打完折1000多元，捨不得買。朱竹青做主買下，讓她穿上，“要是捨不得的話，你從現在就開始穿”。
路上遇到一位鄰居，母親“嘚瑟得不得了”，讓人家看自己的新衣服，告訴對方，這是女兒買的，又告訴對方原價“兩三千”。
從商場到家一共是15分鐘左右的步行路程。那件羽絨服，她母親就穿了這15分鐘。
三
母親去世那天，父親簡單說了幾句母親後事的安排，全家人都不敢哭，互相之間只能說寬慰的話，“還得裝著生活得繼續的樣子”。
當晚，朱竹青吃了點安眠藥，迷迷糊糊睡著了。後來哥哥告訴她，父親在房裡偷偷哭了一晚。在她印象裡父親是個非常堅強的人，母親曾提過，這輩子只見過父親流過一次眼淚，就是她出嫁那天。
不幸再次降臨這家人頭上。2月2日晚，哥哥開始發燒。武漢市規定，社區負責全面排查發熱病人，並將病人送至社區醫院對病情進行篩查、分類。需要到定點醫院發熱門診救治的病人，由社區安排車輛。
朱竹青頻繁聯繫社區。2月3日，這家人被送到了醫院，一測體溫，哥哥37.8℃，父親38.2℃，朱竹青“傻眼了”，父親之前沒有任何症狀。緊接著又安排做了CT，父子倆的CT結果和此前母親顯示的一模一樣。那一瞬間，她覺得自己快“瘋了”。
她發瘋似地，打著各種求助電話，向但凡有一點關係的朋友“尋路子”。她得安排父親、哥哥做核酸檢測，得為他們求一張病床。那天，她不停在醫院的門診大廳來回走，父親怕她太累，讓她坐下歇歇。
後來，哥哥、父親相繼排上了核酸檢測，結果都呈陽性。哥哥比較順利，2月8日就去了方艙醫院。送哥哥去集合點那天，武漢下著大雨，朱竹青被風吹得渾身發抖，但她站了很久捨不得離開，有了母親的經歷，她害怕這是最後一面。
等到父親被安排到醫院，已經是2月10日了，他做了兩次核酸檢測，第一次陰性，第二次才是陽性，因此被耽擱了些日子。送父親去醫院那天，朱竹青的印象很深，這是父女間的最後一面。
她記得，那天120車來得很晚，到醫院時已是第二天凌晨。因為交通不便，她懇請司機等她一會兒，等幫父親辦完入院手續捎她回家，“我以為手續很簡單”。結果，不知道是哪個環節出了問題，來回折騰了近一個小時也沒辦妥。“你跑到窗口，他說給你辦好了，你跑到病房他又不讓你進去，說是沒有辦好。”
父親當時行動已經不便，因為站不穩，就只能在病房外面的牆角斜靠著。
辦好手續、放下行李，朱竹青就往120車趕，背後傳來父親的呼喊聲，“小青，小青”。她泣不成聲，父親輕易不求人，但那時看上去真是孤苦無助，心裡難受得緊，但又怕被傳染。“我連抱他的勇氣都沒有，我真的不敢抱。”
周圍都是新冠肺炎重症病人，她害怕極了，只能遠遠看著父親，因為有母親的經歷，她連“老爸你要堅強”這樣的話都說不出口，只能不斷哭，然後轉頭，按下了電梯按鈕。
電梯門緩緩關上，父親的身影越來越小，門關上的剎那，她看到父親無力地把手抬起來，揮了一下。“要不要再抱他一下，這可能是最後一次”，朱竹青內心掙扎了很多次，最終還是沒有勇氣再和父親親近一次。
父親去世於3月1日。送父親入院後，她就作為密切接觸者被要求集中隔離，所以沒見上父親最後一面。
四
後來，朱竹青常常夢到母親，在夢裡，母親穿著那件羽絨服，一直在微笑著。她對著母親喊：他們說你走了，都是胡說八道，你根本沒走對不對？
結果一睜開眼，屋子裡空蕩蕩的，她又哭了起來。
她不斷翻看手機裡父母的照片，有很多都是她帶著父母旅遊時照的。老兩口很恩愛，去哪兒都要牽著手。住酒店時，她會開一間標準間，三個人擠在一塊，那時她覺得自己還像個小孩子，能和父母在一個房間睡覺。
家裡剛裝了暖氣，老兩口興致起來還作了幾首詩，寫在了玻璃板上；春暖花開的日子，他們會一起去湖邊賞花；閒著沒事，他們還一起去遊樂場，看年輕人玩……
這一幕幕，朱竹青越回憶越難受。隔離結束時，她不敢回家，甚至詢問酒店缺不缺志願者，只要包吃住就行。家裡都是父母的物事，她看到就很難過。冰箱裡還有母親給她裝的那一大罐腐乳，當時她還說母親裝這麼多幹嗎，一兩年都吃不完，現在她只覺得不夠，“這一輩子都再也吃不到了”。
朱竹青不敢去想這段日子自己是怎麼過來的，她經歷了種種負面情緒，堆積久了，堵得慌。
她刻意讓自己不再想這些事，親戚朋友的問候也不再回復，“每次（回覆）都像拿個刀子割一下”，她想讓自己的心裡透點陽光。
這一段經歷中，有許多她需要感謝的人。她感謝自己的工作單位上海大學，很多同事給過她很多幫助；她也感謝醫院那些醫護人員，雖然叫不出名字；她還給社區的工作人員寫了封感謝信，感謝那些曾陪她痛哭、為她家人入院跑前跑後、自費幫她購藥的人。
“此次疫情是國難，也是家難。父母離世，家就沒了！”她在信裡說，“心中痛楚萬分，但我仍強迫自己提起筆，寫下這封感謝信，因為我要記住在這艱難時期，你們給予我的溫暖和支持！這將是我餘生走下去的一個動力，因為我不希望心裡擔負太多憤恨、抱怨、委屈、失望、難過！”
未來的日子，朱竹青想好好走下去。她沒有被感染，一直覺得這是父母在保佑她，她要好好活下去，還要把父母“那份”活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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