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英
在過去的一年裡，阿來的長篇小說《雲中記》是獲得各種長篇小說獎項最多的作品。
阿來的長篇小說《雲中記》被探照燈書評人圖書獎的評委們評為年度長篇小說大獎作品。這個獎項以中青年作家為評選對象，只評當年新出版的中文原創圖書。在文學的大海里，發現隱藏的帆船和舵手，浮出水面的島嶼和燈塔，標記點亮這些文學地標，是閱文·探照燈書評人圖書獎的宗旨。
探照燈書評人圖書獎是我發起，由探照燈書評人協會主辦，閱文集團大力支持，由中國作家協會書記處書記邱華棟、閱文集團高級執行副總裁張蓉擔任評委會主任。探照燈書評人圖書獎是專業的華文“評論人和媒體書評人”獎，由張莉、邵燕君、邱華棟、姚海軍、徐晨亮、姚海軍、黃驚濤、劉蒙之、張維特、陳斌等一批全國活躍的高校學者、作家、媒體人擔任評委。每月評出十本月度文學好書，年度評出十本年度文學好書，每年12月，在北京頒獎。
在頒獎的前一天，我在北京國貿大酒店，專訪了阿來。
作為曾經的新聞記者，《南方週末》的一員，我在汶川地震發生後，奔赴四川前線採訪報道。那個時候，阿來是汶川地震的志願者。十年後，阿來的《雲中記》以小說的方式，在十幾年後對汶川大地震那場浩劫，進行了文學的審視與表達。
北京師範大學教授張莉撰寫的評語：“作家阿來的《雲中記》是2019年長篇小說的重要代表作品。這是深具史詩氣質的長篇小說，關於藏族祭司祭祀亡靈，關於如何治癒人的疼痛與傷痕，也關於如何安妥無以依歸的靈魂。將生死與災難思考置於人與神、人與大自然的關係中，《雲中記》莊重莊嚴又感人至深，深情輾轉又詩性洋溢，堪稱我們時代的又一部“心靈史”。沉痛與愛惜並在，喧譁與澄明共存，這是阿來以深具魅性與魔力的文字為無數心靈奏起的安魂曲。高貴悠揚、哀而不傷，《雲中記》是屬於我們時代、也能跨越我們時代而不斷流傳的文學名曲。”
西藏高原
張英：按照你對文學版圖的這個梳理，傳統中國文學在多大程度上，能夠給今天的文學寫作提供幫助呢？
阿來：我覺得，中國文學傳統裡的好東西，都留存、完整保留在舊書裡，在中國的古典詩歌、古典散文裡，在《尚書》、《左傳》、《論語》裡，這些東西里頭保留了從古到今，精神的、情感的、審美的這些東西，這就是中國文化和中國文明的核心經驗。
具體來說，很在中國古典詩歌中，有許多一個人的經驗，他的生命與周邊事物相遇，他的作品記錄了那些相契相容、物我相融的偉大時刻，筆下描寫的自然之美，融匯了情感之美，兩者相容相映。比如杜甫的“國破山河在，城村草木深”，還有“感時花濺淚，狠別鳥驚心”，“留連戲蝶時時舞，自在嬌鶯恰恰啼”，都在在敘事後隱藏著情感。
岑參的《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一直在敘事，這是他最厲害的地方，“胡天八月即飛雪，北風捲地白草折”，說了一句情嗎？沒有。“翰海闌干百丈冰，愁雲慘淡萬里凝”。還有“中軍置酒飲歸客，胡琴琵琶與羌笛”，抒情了嗎？沒有。身心俱在，感官全開，語言與情感和意義相融相生，但是岑參的審美，他的情感都是藏在敘事後面。
岑參寫另外一首詩，《白雪歌》：“送風帶赴西珍，君不見走馬川，黃沙莽莽皆入天，一船碎石大如鬥。”還有杜甫寫的：“車轔轔，馬蕭蕭，塵埃不見咸陽橋，行人弓箭自在腰。”緊張感都在語詞，但這個傳統，我們忘了，斷掉了。
文學創作不同於電視電影，區別於攝影，區別於舞臺劇，它的方式不是用形象展示，而是語言和文字。除了傳達知識、傳達信息，更重要的是藝術感覺，美的感受和生成是依靠文字和語言的。而我們現在很多文學作品，一旦敘事就只能敘事，後面的都都沒了。
所以，我其實不大看得起，中國古典敘事小說，“且聽下回分解”式的方法，比中國詩歌和散文差遠了。
張英：為什麼？你看不起中國古典小說？
阿來：我是有點批駁中國的敘事文學，我覺得它從觀念理念上是錯的。
我在《收穫》的長篇小說排行榜典禮上公開講，說我對中國敘事文學的評價是低的，尤其是《三國演義》、《水滸傳》，《紅樓夢》、《西遊記》，四大名著古典小說，放在同時代歐洲古典小說達到高度上相比，中國真正了不起的，是我們的詩歌和散文，不是古典小說。
我不認為從中國小說裡面能到好的經驗，紅樓夢就是今天的宮鬥，把它的藝術成就說那麼高，其實只能把他當那個朝代的百科全書來看，但是問題是，後來的模仿者學曹雪芹，還不會學到他那個程度，那你在小說上怎麼造反，怎麼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呢？
比如說三國時代，最偉大的人就是曹操，不光是他的政治建樹，就是他留下的詩歌，也非常了不起，你想那個時代的英雄，有比曹操更偉大的，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但是他能體會到普通人的感情，尊重他們的付出和功勞，能夠將心比心，能看見人間起伏，他在書信裡寫：他是用戰爭，結束了這個戰爭。我們偉大的諸葛亮，觀念可封建了，一輩子辛辛苦苦，扶持劉備和兒子劉禪稱帝稱王，稱他為皇室正統，就因為家族有點血緣關係。
張英：從1978年到現在，當代文學有一個問題，文學一直不能精準書寫現實，很好的書寫時代和社會變化，當下的現實生活很豐富，一旦進入小說，就產生了一種變異，變得虛假和不真實。一旦作家說要寫現實了，他的作品就出現扭曲和走形，出現不適應和失控。
你怎麼看待這個問題？
阿來在西藏，張英攝影
阿來：我覺得作家還是要全身心投入到社會。我理解的作家是一種狀態，而不是一個職業。如果一旦職業，跟這個社會隔離了，就會出現你描述的那些問題。我是一個永遠在四處行走的人，願意參加各種活動，參與現實社會進程。我從來沒有意識到，我是一個作家。我就是一個老百姓，一個普通人。
我覺得，只有我在這個寫作狀態的時候，我才是個作家，平常的時候，我沒有這個觀念。我寫《雲中記》的時候，之前我就參與地震救災的許多活動，我就是一個志願者，而且幾年時間都投入在其中了，我不是像很多作家說的，我要寫小說，所以要深入基層，要去體驗生活。
今天，我也參加各種各樣的活動，參加這些活動的時候，我希望忘掉我這個作家身份的，就是我做一個普通人，在參與這個社會各方面的生活，只有自身其中，你在回到家裡寫作的時候，你才能夠精確描述你感受的社會生活。
張英：如何走向世界，一直是中國文學的心病，你怎麼看這個問題？
阿來：全球化的時代，問題很相似。所謂“世界標準”其實就是“大多數人”的想象。西方國家的經濟、政治如果算主流的話，文化不一定是主流。如果外國需要了解我們，希望介紹我們的東西，我們也不反對。文化的要義是傳播，傳播文化有很重要的作用。人家來翻譯我們的東西，我們也很高興。
我們太在乎外國人對中國文學的看法，特別是來自歐美的反應看得太重。作為一箇中國作家來說，我覺得我們有點過頭了。因為漢語這麼多人使用，這麼多人在閱讀，作為一個市場，這麼大。世界五分之一的人類在使用漢語，這是真正的世界主流。我們把來自國外的反應看得太重了。
我自己有點困惑，我們一說國外什麼東西，如數家珍。但我們這樣一個文化多樣豐富的國家，對中國所謂少數民族文化的研究不夠，如此完整的中國少數民族民間文學，沒有得到很好的討論。
文學界對我們這樣的人，有意無意之間，關注是不夠的。當然這不是對阿來一個個人，一方面我們又在到處開會，不斷有文章提到。但你有一種感覺，你覺得批評的深度不夠。我不知道這是我個人的悲哀，還是在中國身為一個少數民族作家的悲哀。大家對西方的瞭解非常深厚，引經據典，來源都差不多。然後對我們中國身邊的文化，這些文化不是我們想象的那樣毫無價值，有些非常有價值的文化，卻沒有人去研究。
張英：最近兩年，你除了拍照片，寫植物外，長篇小說究竟什麼時候完成？
阿來：其實我的規劃裡，應該是還有一本書的，一個和《塵埃落定》平行的時代，最後覺得《塵埃落定》已經寫過了，再來一遍好像意思不大，後來就乾脆放棄了。
我手裡的這個長篇小說，是關於我家族的故事，已經大概寫了一半。這些故事我父親談都不談，都是別人講給我聽的，我準備了很長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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