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風醇厚的武威----武威文廟建成580年祭(一)


儒風醇厚的武威----武威文廟建成580年祭(一)

儒風醇厚的武威

----武威文廟建成580年祭

公元2019年己亥,是武威文廟建成580週年。

580,是一個吉祥的數字。為《易經》“風地觀”卦。觀卦下為坤,上為巽,風在上,地在下,風行地上,如風吹拂萬物,喻德教遍施。是古代君王仿效風吹拂於地而遍及萬物的精神,離開皇宮,視察民情民風民俗,用文德來感化民眾。在上者,以道義觀天下,崇尚賢士;在下者,以敬仰瞻上,人心歸順。故《彖》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今年,武威恰逢古代君王來“觀國之光”的盛事,又處於創建全國文明城市的關鍵之年,武威歷史博物館、圖書館相繼建成開放。這正是580數字的吉祥昭示,儒風興盛,文明化成。上事已就,下事還須武威人內觀內省,大力弘揚儒學文化,擼起袖子加油幹。這就是我寫《武威文廟建成580年祭》的初衷與緣起。

天下廟宇,有文廟,就有武廟。就如財神,有文財神,就有武財神一樣。我們自古受著《易經》陰陽哲學的影響,有陰必然有陽,有文必然有武。文和武,正如一陰一陽之道。文武結合,方為完人。家國強盛,更需文武之道,一張一弛。

武威有文廟,也有武廟的。但文廟人人皆知,武廟鮮為人知也。文廟與武廟的創始年代,今人一無所知,武廟更無蹤影。好在後世修建文武廟的年份記載甚清。武威文廟建成於明英宗正統四年(1439年)。武廟修葺於清康熙廿三年(1684年),又在乾隆十八年(1753年)進行了維修。建文廟者,為兵部右侍郎徐晞;修葺武廟者,為振武將軍孫思克。

懂了文武陰陽之道,猜,也就能猜到武廟的位置當在文廟的西面。蓋,古人建廟,皆順天地自然之氣,非今人之膽大亂建也。東方為木,為春氣之升發,主仁也;西方為金,為秋氣之收煞,主義也。故文廟在東,武廟在西。中狀元,必在春天開榜,殺人,必在秋後問斬,以順金木生殺之氣。武威武廟,正在文廟的西面(今武威第十中學西側),與坐落在東面不遠處的文廟相隔不遠,相對而立,相映成輝。

武威的雄渾歷史與民風,是配享文、武雙廟的。

武威自古氣候寒涼,民風彪悍,習性壯猛。是兵家必爭之地,因為武威是河西的門戶,通往西域的咽喉要道。司馬光《資治通鑑》引諺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烈士武臣,多出涼州,民風猛壯,遍習兵事。”毛澤東亦說“燕趙多悲歌慷慨之士,烈士武臣多出涼州。”民間更有“河州的鞭杆秦州的棍,涼州的拳掌稱霸王”的諺謠。

自漢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漢武帝派驃騎將軍霍去病大敗匈奴,將河西地區納入漢朝版圖。漢武帝就為這個地方取了一個耀武揚威的名字“武威”,意即“武功和軍威顯赫之地!”為紀念漢武帝的“文韜武略”,武威修建武廟,供奉了霍去病將軍的塑像。成了西北地區唯一一座紀念霍去病將軍的武廟,亦成眾多學子考取武進士後經常前去祭拜之地。據涼州城的老夫子們說,武廟的建築古樸,精美,厚重,能與“隴右學宮之冠”的文廟相媲美。可惜,武威武廟的原廟不存,明廟、清廟亦不存焉。

武廟不存,就讓它永遠留在歷史的記憶中,沒必要哀嘆。

漢武帝一個“武威”的“武”字,已在冥冥中告訴了武威的路怎麼走。

“武”者,止戈也。少一些打打殺殺,多一些和和睦睦,讓文明之風吹拂大地,才是古人造“武”的本意。武道的最高境界,不在於動用武力,不在於張牙舞爪,而在於有止息兵戈戰事的本事與能耐,更在於“不佔而屈人之兵”。這亦是中華武術之魂的本意。習武之人的最高德行,是在利劍出鞘之時,學會立即收回利劍,點到為止。這就是文武雙全之道,文魂,愛好和平,武魂,敢於捍衛和平。故,武威之威者,應該是止戈向文之威,文明化成之威也。而不是念念不忘武氣騰騰的彪悍民風和壯猛習性。這風,用老百姓的話說,自己都瞧不起自己好鬥好勇的粗野脾性。也許我們在兩千年前,就錯讀了漢武帝起“武威”之名的用心。他是派了霍去病大開殺戒,擊敗了匈奴,但當河西歸於漢朝版圖後,他馬上實行安撫政策,就是希望“武功軍威”就此止步,從此漢朝與大家永遠的和平吧。

華夏民族是一個剛柔並濟、文武兼備的民族。從倉頡造字,伏羲畫卦,文王論易,到孔子施教行儒,中原儒家文化的風已經盛行了千年,卻遲遲吹不到河西。所以,歷史遺留給涼州人的只能是悠久的尚武之風,人人心中裝著一個武俠夢。自河西歸順了漢朝版圖,日子漸趨安寧,自然更需要尚文,來平衡骨子裡久已傾斜的天平。

隋唐後,武威人多了一個夢,一個苦讀經史考取功名的狀元夢。

不料,尚武要吃皮肉苦,尚文不但要吃苦,還需要地傑人靈的水土與天賦。偏,涼州這地方,靈氣不錯,地傑就差那麼一點點。土壤的改良需要時間,人文脈氣的養成,更需要漫長的時間。所以,武威人做狀元夢,做的十分漫長。

修建文廟,滋養人文脈氣,便是涼州人最為聰明智慧的選擇了。

武威文廟,據說,最早是由前涼張軌所建。西夏尊崇儒學治國,在府內設立學校,修建文廟,並進行祭孔活動。西夏亡國,文廟的命運也未能倖免。朱元璋推翻蒙元,建立大明王朝,再次尊孔崇儒,大興土木,修建文廟。但 《涼州衛儒學記》載:“涼州,河西勝地,初當有學,然廢己久矣。”一個“初”字,不知初於何時;一個“當”字,留下存疑空間;一句“廢己久”,又無實證。故武威文廟建成的確切時間,就只能從有信史記載的明英宗正統四年(1439年)算起。

有了文廟,武威人就有了獲得讀書靈感與精神動力的殿堂。

天下文廟皆姓孔。孔子是儒家文化永世難及的標高與巔峰,文廟便是讀書人的精神聖殿。學子們去文廟祭祀孔子,憑弔古蹟,緬懷先賢,感受文韻,清淨身心,明志讀書,就有了實現狀元夢的精氣神。但是,一個地方的儒風開化容易,但要趕上江南人的聰明靈秀,培養出神童般的狀元種子,卻很難。所以,從隋大業元年(605)確立科舉制度,到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廢除科舉制度,風風雨雨1300年,武威人沒中一個狀元。其中,從1439年文廟建成,到1905年廢除科舉制度的466年,還是沒中一個狀元。

武威沒狀元,文廟的正門便永遠沒有打開過一天。不論是官員,仕子,還是正在苦讀的學子,從大成殿拜完孔聖人出了文廟,都要自覺不自覺地回首,靜靜地看一眼那道被青磚封砌,又被塗抹成紅色宮牆樣的正門。武威人用正門恭敬迎接狀元的態度,虔誠了五百年,神聖了五百年,也等待了五百年。那門,誠如人子未長成,娶媳婦的洞房就給佈置好了似的。只等,金榜題名時,狀元的喜報快馬加鞭,從京城傳來,武威人就可以在鑼鼓咚咚、鑔子鏘鏘的歡樂聲中,把狀元從高頭大馬上請下來,拿起挽著紅綢的大錘,將那硃紅色的宮牆砸倒,把正門打開,簇擁狀元闊步邁上狀元橋,踏過欞星門,昂首走向大成殿,向孔聖人深深地一拜。可惜,這一天,永遠沒有等來。等來的是1903年張之洞、袁世凱給慈禧太后的一份“科舉一日不廢,即學校一日不能大興,士子永遠無實在之學問,國家永無救時之人才,中國永遠不能進於富強,即永遠不能爭衡各國”的錚錚奏摺。更等來的是1905年,朝庭廢除科舉的一道聖諭。

從此,武威人做了千百年的狀元夢,就被歷史的風塵永遠地埋葬了。

一、風土開化,儒學初盛

武威人考不上狀元,並不代表武威儒學不興。

因為武威人有野心,但野心不大。有夢想,但夢想並不那麼高遠。對狀元的奢望,停留於眼熱與做夢的狀態。只要能中秀才,中舉人,考個大學,就已經很滿足了。再若能中進士,考個重點,或研究生,那就是祖墳裡冒青煙,光宗耀祖的很了。我從來沒查到那篇文章,那個文人對無狀元的武威,有過遺憾,有過嘆息,有過感慨。有的,都是滿足感極強的對武威儒學的讚美、歌唱和自豪。

帶著這樣的滿足感欣賞武威儒學走過的路程,真可以不謙虛的。

早在西漢初年,漢武帝設置河西四郡,實行“屯墾戍邊”和“徙民實邊”政策後,就為武威帶來了中原文化。武威的地位,就不僅僅是兵家必爭的咽喉要道、西北要塞了,而且是文家的交流樞紐,是歐亞大陸東西兩大文明的重要交匯節點。武能打天下,但不能守天下,武能爭地盤,但不能守地盤,這一點,漢武帝是有大智慧的,拎的清爽的。要讓西域安寧,祥和,不犯中原,必須靠文,一用文治,二用儒家文化洗盡本土人的腦袋。所以,中原王朝,自得了武功軍威的武威,得了河西,終於不再蜷縮,迅速向西舒展開了儒家文化龐大的身軀和溫柔的雙手。公元前73年,漢宣帝繼位後不久,向天下徵招講授文字之學的人才時,涼州刺史杜業,就與齊人(某)、張敞、爰禮、秦近等五人被招,成了天下通曉《倉頡》、給官吏們講文字之學的大儒。

儘管,杜業不是涼州人,而是江南人,但作為天下通曉《倉頡》文字之學的官員,能被派到涼州做官,其用意不言自明,就是想讓漢文化的根脈儘快紮根武威。這是大涼州的幸事。武威人,更沒給中原王朝丟臉,在儒家文化的吸收與消化上,敲響了咚咚作響的鼓點,暢開了能消化牛羊肉的胃口,愛夠人,東來的,西進的,本土的,統統兼容幷蓄,很快初顯了武威的特色。至西漢成帝年間(公元前32~7年),武威的教書先生,已經有了自己的鄉土教材《武威禮儀漢簡》,《儀禮漢簡》記載,內容不說了,當時武威已經出現了私學,教授儒家經學。漢平帝元始三年(公元3年),武威設立了官學。到東漢初年,竇融統治河西時,武威已成為河西最富庶的地區,為儒家文化的興盛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東漢光武帝建武元年(公元25年),南陽名儒任延擔任武威太守時,加強了官辦學校建設,選立學官,讓官吏的子女上學,並鼓勵士民入學接受儒家教育,武威風土從此開化,“遂有儒雅之士”。

從古之民風彪悍壯猛,到漢朝“儒雅之士”的出現,這是發生在武威大地上了不起的歷史性變化。這樣的變化,週期再長,都是受益無窮,價值無限的。

武威之幸,是在東晉十六國時,又迎來了一位涼州刺史張軌。

其時,中原戰亂紛爭,涼州偏安一隅,隨著張軌的到來,迎來了第二次儒家文化大繁榮。當然,武威人自己也沒閒著,早已在靈淵池旁創立了學宮。至晉,涼州太守範燦,仍以“選廉吏,立學校”為己任。只是前涼奠基者張軌的到來,直接影響了五涼時期儒學之風的熾盛。

張軌是安定郡人,很有才能聲望,家族屬於士族,以專攻儒學著名。西晉永嘉年間,他看到西晉王朝內亂不休,時世多災多難,在洛陽為官時,便思謀著避亂求存,暗自嚮往河西之地,於是,主動請求朝廷到邊遠的涼州任刺史。這種能捨棄京城的繁華,到邊地任職的思想,摻進多少不能明言的私心,都是高尚的,誰當皇帝,都會“恩准”。永寧初年(301年),張軌如願以償,出任護羌校尉、涼州刺史。就此,張軌開啟了前涼政權的大門,奠定了前涼割據河西的基礎,成為河西霸主。期間,他大興儒學,安置了大量逃難到西域的難民和不少文士名流。這些信仰儒學的學者,來到富庶安定的涼州落腳,生活無憂無慮,安全無憂無慮,一心傳播儒學,便成了他們的本份與責任。而者張軌又特別重視文化教育,弘揚儒學,以宋配、陰充、汜瑗、陰澹為左右得力謀士,徵召九郡貴族子弟五百人,建立學校,開設崇文祭酒,春秋兩季實行以射選士的禮儀,興辦官學,大力支持私人講學授徒。這時的中原早已大亂,唯涼州安定與富庶,成了中國的一方安居樂土,武威城也成了與揚州、洛陽齊名的西域名城。完整地保存了中國北方漢族傳統文化,並對北魏、東魏、西魏、北齊、北周的政治、軍事、宗教、建築、文化、藝術產生了深遠影響,成為隋唐制度形成的三大源頭之一。

張軌死後,他的兒子及後代繼承先人之道,又使武威保持了幾十年的繁榮發展,到張軌的孫輩張駿時代,這裡已成為統轄三州廿二郡的西域最昌盛的地區。五涼政權中,南涼、北涼、前涼、後涼四度建都涼州,僅張氏一脈,先後邀請像郭荷、郭瑀、劉昞這樣的文人大士到朝堂做官,並以宣傳儒學為榮。師徒三代為了傳承儒學幾乎耗盡了一生的心血,使得涼州儒學興盛不衰,為中國歷史和儒家文化的傳承做出了突出貢獻。故史學界有一說:“五涼有一張,河西百年昌。”《資治通鑑》亦說:“涼州自張氏以來,號為多士。”

從漢朝“遂有儒雅之士”,到五涼時期,涼州成了“多士之邦”,這又是儒學史上一個了不起的變化,了不起的發展,了不起的進步。

隋唐再度統一中國,首次建立了通過考試選拔人才和任命官吏的科舉制度,結束了中國官場“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歷史。這是一箇中華民族的偉大創舉。從此,通往科舉的路上,再沒了門第出身、貧富貴賤的限制,官員不再是皇家和世襲公侯們的特權,底層的文人有了人生的夢想,農民的孩子亦有了鯉魚翻身的希望。唐朝時,涼州成為唐朝管轄下的西域重鎮,高祖李淵鑑於武威所處地位重要,曾特別任命富有雄才大略的二兒子、後開闢和奠定唐朝盛世的李世民為涼州總管。由於奠基者張氏開創的偉業繼續影響,加之唐代幾位明君領導有方,隋唐三百年間,武威地區獲得了空前的經濟和文化的大發展。高官顯貴和名儒文士多會於此,加上官學、私學頗具規模,出現了教風蔚興的喜人景象。

《 通典 》記載:天寶八年,當時全國屯田收成總數為191萬石,其中河隴地區則達到71萬石,佔全國總數的37%之巨!扮演了大唐經濟特區的角色。時人則雲:開元時“西有甘、涼六府之饒,東有兩河之賦。”朝廷官臣更是竊喜:“涼州如蘇地。”蘇地即我國的蘇南地區,可見武威一帶的繁榮景象!唐當時的大詩人岑參遊過武威後,激動地寫下了這樣的詩句:“彎彎月出照城頭,城頭月出照涼州。涼州七城十萬家,胡人半解彈琵琶……”生動形象地描繪了武威城市繁榮安康之景。

的確,其時的涼州,不但經濟繁榮,文化更是繁盛。涼州早已成了文人墨客嚮往的地方,成了中國邊塞詩創作的大舞臺,《涼州詞》,從此橫空出世,經久不衰。眾多成名于都城的熱血青年和詩人們,如岑參、高適和王之渙、王翰、王昌齡、李益,還有駱賓王、陳子昂、李白、杜甫、王維、白居易、孟浩然、王建、張籍等,寫下了大量膾炙人口的以涼州詞為題的邊塞詩。這些文人大V,不管是到過還是未到過涼州,涼州都成了他們魂牽夢繞的用武之地和嚮往之地,他們憑著涼州的知名度,憑著浪漫主義的想象,總是充滿深情地歌頌涼州,使“涼州邊塞詩歌”成了盛唐文化的一枝奇葩,極大影響了當時的中國文化。但涼州的沃土也成就了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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