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平為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理事長，中國銀行業協會行業發展研究委員會主任
隨著疫情在全球的持續蔓延，國內外形勢日趨複雜。2020年世界及中國經濟走勢如何？疫情影響下該如何投資？外資准入門檻降低會帶來哪些影響？新華網記者深度對話新湖財富旗下植信投資研究院院長連平。
加盟新湖發揮專長提高財富管理專業化水平
2020年3月，原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連平加盟新湖財富，任植信投資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兼院長，研究宏觀經濟、資產配置和財富管理等業務。同時，他還擔任中國銀行業協會行業發展研究委員會主任、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理事長、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等社會兼職。
據其透露，之所以選擇加入新湖財富，一方面是因為自上世紀90年代初以來，他便長期從事經濟金融研究工作，在宏觀經濟與政策、外匯匯率與離岸金融、銀行戰略與轉型等領域形成了專長，積累了市場研究和政策研究經驗，仍可以繼續發揮其專長，為經濟金融改革發展添磚加瓦。另一方面，隨著我國經濟發展水平提高和社會財富積累，財富管理行業的重要性與日俱增，他的興趣也越來越大。
改革開放40多年來，中國經濟取得了突飛猛進的成長，這既體現在各項統計數據上，也能直觀的反映在人民的日常生活中。
與國民收入整體水平提升同步實現的是居民收入的大幅擴張，老百姓的“錢袋子”越來越鼓：消費需求層次升級，恩格爾係數持續八年下降，2018年起中國被聯合國定義為“富足”國家。據統計，2019年中國個人可投資資產總規模達約達200億。其中，中高淨值人群的規模增長尤為矚目。2018年可投資資產在1000萬人民幣以上的高淨值人群數量達197萬人，共持有可投資金額高達61萬億，佔全國個人可投資資產總規模約為32%。以收入為衡量口徑，我國約有5億-7億人口落入世界銀行中等收入群體標準間，是世界上體量最大的中等收入水平群體。
有效地開發這部分群體的消費及投資潛力，有助於調節社會資源再分配，會對我國經濟增長和質量提升形成強有力的長效支撐，財富管理行業將持續為實體經濟發展賦能；合理引導居民可投資資產的配置，有助於滿足居民財富保值增值的需求，更好地保障民生。
在他看來，中國財富管理市場需求和發展潛力巨大，至今仍是朝陽金融行業。然而，與中高淨值人群大幅增長、財富管理行業規模迅速擴大不相稱的是，投資者教育及專業諮詢服務卻遠沒有達到應有的水平，財富管理領域的專業研究不成體系、專業信息供需失衡。
儘管證券公司和商業銀行大都設立了自己的研究機構，也涉足財富管理業務，但其研究的主要方向是資本市場和銀行業等領域。而第三方財富管理機構在這方面幾乎是個空白。相比銀行業市場和資本市場，財富管理市場的整體研究水平存在較大的差距，與整個行業的發展是不相稱的。投入資源，提升專業研究水平是財富管理行業的當務之急。
這些思考和認識使連平萌生了從事財富管理專業研究的想法。無獨有偶，中植企業集團高層和新湖財富集團高層一直以來具有這樣的戰略意圖。正所謂“英雄所見略同”，植信投資研究院應運而生。
連平希望藉助加入新湖財富的契機，形成學有專長的研究團隊，在這一領域為投資者及財富管理機構提供專業的研究成果，為財富管理行業的業務發展、行業規範、風險管理以及監管改革貢獻綿薄之力。
我國私人銀行發展空間廣闊機遇與挑戰並存
如何看待當前國內外經濟形勢下的資產配置和私人銀行服務？
“私人銀行是財富管理業務中核心和高端的構成部分。目前，我國私人銀行正同時面臨機遇和挑戰。”連平說。
一方面，我國經濟保持中高速平穩增長，人均收入和家庭財富的顯著增長催生了圍繞財富保值的多樣化資產配置需求，為我國私人銀行業務擴張和產品創新提供了充足的內在動力。國際經驗表明，在金融市場發達、私人銀行成熟的國家，儲蓄佔資產配置的比例較低，儲蓄佔GDP的比例約為20%，而我國居民的儲蓄比例雖然在08年之後保持下降的總趨勢，現今仍然佔有46%的高水平，預示了財富管理強勁的發展潛力。
另一方面，面對複雜的境內外經濟與金融市場環境，財富管理行業轉型也迫在眉睫。如何在資管新規的指導下，響應打破剛兌、禁止資金池嵌套的監管要求，迴歸代客理財的本源，踐行金融服務服從實體經濟的本質要求，是財富管理行業加快轉型發展的關鍵所在。
據測算，中國個人可投資資產總規模2016-2018年年均複合增長率為7%，為2008年以來首次出現個位數的增長；其中，資本市場產品市值增速下降顯著，2016-2018年年均複合增長率下降至1%。這既是受到宏觀經濟增速放緩的形勢影響，也是金融市場監管制度改革過程中投資標的風險波動產生的結果。
在“房住不炒”政策的持續推進下，一二線城市交易量價降溫明顯；三四線城市因“三個一億人”目標下城鎮化改革和棚改工程的實施維持了一定的銷售熱度，但隨著棚改貨幣化安置比例下降，商品房銷售面積增速較之前有所放緩。綜合而言，房市紅利整體性收縮，限制了依靠房產投資的粗放型財富擴張策略。
隨著資管新規的出臺，銀行理財產品及信託、券商資管、基金專戶等投資產品受到“去通道、去剛兌”影響，低風險偏好資本流出，同業競爭壓力倍增，發行量及存量萎縮明顯。
2020年以來爆發的油價下跌和疫情全球化蔓延這兩大黑天鵝事件，對世界經濟造成了巨大的衝擊，尤其是主要發達國家供給側和需求側均受到了深遠的影響。
“近日美股依靠史無前例的不限量貨幣寬鬆政策及大力度的財政刺激政策強勢回升，但需要看到，疫情防控措施為經濟復甦造成了極大的制約，在未來的較長一段時間內供需均無法恢復正常，政策調控的可發揮空間受限。此次危機之前主要發達國家大多持續了較長時間的低利率及財政負債高企的局面，大規模的流動性擴張不僅會為央行資產負債表帶來更大的壓力，極度的貨幣信用化也必然會產生信用風險。”連平說。
他認為，一邊是國內投資需求的增長，另一邊是國內外金融市場投資前景複雜，這既會對推進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出新要求，也預示了我國私人銀行業務面臨新一輪的深刻變革。
他同時講解道，私人銀行業的使命正在轉變，從關注創富到兼顧守富、傳富；從以產品為核心提供點狀配置服務，到以客戶為中心串聯、創新產品工具，提供系統性專業化的定製服務；從追隨市場甚至打政策的擦邊球，到熟悉轉軌階段監管制度的動態變化，充分了解和適應政策意圖，把握投資風向；從追求剛性兌付思維，到樹立正確的風險收益觀念，培養理性、長期的投資者。與此同時，相關法律法規需要進一步完善，為財富保有及傳承提供堅實的制度保障，促進行業在規範運營和有效控制風險的前提下為國民經濟發展發揮更大的積極作用。
如何定位植信投資研究院，植信投資研究院又將分別在新湖財富、在中國的私人銀行市場上扮演哪種角色？
“植信投資研究院2020年3月正式掛牌成立，旨在立足中國經濟發展趨勢和財富管理市場走向，覆蓋政策、市場、業務和機構全生態，打造中國財富管理行業的高水平專業研究平臺。”連平介紹植信投資研究院時講道，“研究院下設宏觀經濟、資產配置和財富管理三大研究中心。研究院將以宏觀經濟研究為立足點，以資產配置研究為核心，以財富管理研究為手段，相互聯繫，緊密配合，形成宏觀與微觀研究，前沿與基礎研究的完整閉環。”
作為三方財富管理機構的領跑者，新湖財富對專業研究能力的佈局，是“做最好的私人銀行”戰略的一部分。高水平的專業諮詢服務能力是私人銀行服務的內核。私人銀行必須要有高水平的研究力量做支撐，才能為客戶持續提供優質的服務和產品。植信投資研究院將以高質量的研究產品支持新湖財富各業務條線高效運作和展業，通過成系列、有深度、重實操、高質量的研究產品，持續提升新湖財富的業務拓展力、市場競爭力和品牌影響力。
“未來，植信投資研究院將以系統全面的行業研究為抓手，迴歸金融服務本質，創新研究模式，形成宏觀經濟、資產配置、財富管理三者研究之間的有機結合和良性循環，為我國財富管理業務在新的發展週期中抓住機遇提供強有力的專業研究支撐。”
世界經濟衰退不可避免我國應深化改革補好短板
“現在全球比較一致的觀點認為，2020年世界經濟將陷入衰退，只是程度不同，美國著名金融機構預測二季度美國經濟可能增長-38%。中國率先走出疫情，國內經濟已經在恢復之中，但因為疫情仍在全球肆虐，對世界經濟的供給和需求兩側都有衝擊，中國也很難獨善其身。”連平講道。
疫情的爆發，短期內阻礙了各國的經濟往來，使得國際貿易規模快速下降。中國作為世界第一齣口大國，“世界工廠”，出口必將受到嚴重的衝擊，進而直接和間接地影響就業；而中長期則可能面臨貿易保護主義問題的影響，這就會使得全球化進程進入一個停擺狀態，即全球產業鏈和價值鏈分工趨勢的倒退。同時國際投資內向化，即以往各國政府幫助企業打開海外市場的意願轉向為極力留住本國企業，這樣對於中國來說是非常不利的一個局面，需要警惕。
他認為，對於中國而言，需要認識和適應外部環境的變化，抓住機遇擴大開放，以開放促改革。可以判斷的是，這次疫情對美國經濟的負面影響一定會大於對中國經濟的負面影響。
從中長期來看，美元的國際地位將進一步下降，而人民幣資產因為中國基本面向好、中外利差等因素可能成為吸引國際資本的“優質”資產，這對於人民幣國際化是有利的，應該進一步推動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但同時，更重要的是“以我為主”做好“自己的事”，即通過改革繼續挖掘經濟增長的潛力。
“下一步，應在做好頂層設計的基礎上，加快步伐推進多項改革，包括財政稅收體制改革、國企改革、金融體制改革、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等等。以改革來改善經濟結構、提高運行效率、有效配置資源、提升發展質量、持續釋放經濟發展潛力。”連平講道。
在他看來，儘管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取得了巨大的發展成就，但依然存在一系列不可忽視的短板。關鍵核心技術依然受制於人，高新技術進步需要加快。產業總體上處於國際分工產業鏈、價值鏈的中低端，供給體系質量不高。服務業發展水平和質量不高，民生需要進一步改善。民營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依然存在，就業質量需要持續提升。農村市場經濟發展相對滯後，新型城鎮化和農村經濟發展不夠協調。
“面對疫情的衝擊，我國應通過深化改革來推動經濟轉型，補好短板。瞄準受制於人的關鍵核心技術，在持續加強研發投入的同時，強化市場機制作用和企業主體地位，形成創新成果源源不斷推出和持續轉化應用的良性循環，大力發展高新技術。在國際產業鏈調整的同時加快發展先進製造業，運用高新技術改造提升傳統工業，推動製造業高質量發展。”。
他建議分門別類地推動服務業相關體制機制的改革，可以更好地適應居民消費結構升級需要和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尤其是應加大力度完善衛生健康醫療保障體系，切實增強民生保障。加大力度推進普惠金融體系構建，持續改善民營小微企業的融資環境，夯實良好的就業基礎。應以市場化機制促進城鄉之間要素的合理流動、高效配置，在提高城鎮化水平的同時，加快農村經濟發展步伐。
“未來應將改革促進轉型與補短板緊密地結合起來，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新基建”給中國經濟注入新動力六大行業值得關注
3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召開會議，指出要加快5G網絡、數據中心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進度。現在各地有關“新基建”的規劃紛紛啟動。
連平認為，“新基建”是必要和應時之舉，“新基建”至少在三個方面為我國的經濟運行和格局帶來變化。
首先，“新基建”給疫情衝擊下的中國經濟注入了新的動力。今年穩增長任務的重點舉措首先在於穩投資，而穩投資的重要節點在於穩基建。當前傳統基建投資的邊際效益正在下降，需要推動“新基建”來優化投資結構，使短期穩定有效需求和長期增加有效供給相匹配。
其次，“新基建”給中國經濟長期高質量轉型發展添加了活力。“新基建”聚焦點在於科技創新，數字化、信息化、智能化領域以及新型城鎮化包括公共衛生服務、新能源汽車充電樁等新興領域。
再次，“新基建”背後有著巨大有效的市場需求。“新基建”涉及多個產業，尤其是5G建設，有助於培育繁榮互聯網經濟、人工智能等新技術新產業。這些新興的需求有著持續增長的空間。
當前背景下，可以從哪些方面尋求投資機遇？
“從投資的角度考量，首先需要對疫情衝擊後的行業基本情況有一個全面的把握，以下幾個特徵是較為明顯的：一是疫情衝擊下服務業短期內砸出了深坑，反彈是可以期待的，交通、倉儲、住宿、餐飲、電影、汽車、旅遊等行業都將出現明顯反彈；許多消費會遲到，但一定不會缺席。二是復工復產推進後，需求將明顯釋放，製造業也將快速恢復。三是房地產一季度銷量衝擊較大，全年投資放緩，資金壓力大、投資下行，未來市場會有所分化：一二線城市‘常駐’需求會有釋放，但三四線城市‘候鳥需求’較難改善。四是受世界經濟衰退影響，進出口貿易需求可能後移，尤其是出口將承受很大的壓力，但服務貿易逆差會大幅減少。”連平介紹道。
他給出了投資者可關注的具體行業：一是醫療行業，佔GDP比重可能從目前的6.4%上升至7%以上，隨著境內外需求驟然大幅上升，衛生、疫防、治療、設備、保健等幾個細分行業將會有不錯的表現。二是線上消費行業：短視頻、旅遊、電商、線上購物、無人化服務、線上教育培訓、辦公軟件等。三是高新技術產業，是國家鼓勵技術進步、積極參與國際競爭的政策優惠和支持等行業。四是戰略性新興產業，2019年產值增長8.09%左右，佔GDP可能會達到15%，包括高端裝備製造、綠色低碳、新一代信息技術、生物醫療、新材料、新能源、節能環保、數字創意等。五是與基建和房地產有關的行業：鐵路、公路、軌道交通、工程機械、建築材料、建築工程等。六是新型基礎設施建設，包括七個領域：5G、工業互聯網、特高壓、城際高鐵和軌交、新能源汽車及充電樁、大數據中心、人工智能。
“從中期看，權益類資產可作為配置首選。疫情逐步會過去，經濟增長將前低後高，預期逐步改善；全球貨幣政策寬鬆，流動性充裕，境外資本將加快流入境內資本市場；國內貨幣政策加大逆向調節力度，進一步降息降準；人民幣匯率穩中有升，增加人民幣資產的吸引力；高科技、醫療行業、新型基建、數字經濟等領域熱點紛呈。債券類資產亦可以配置。今年貨幣政策將進一步偏松調節，收益率繼續下探，10期國債收益率年內存在突破2.7%的可能性，但要注意部分受衝擊主體的違約風險。在金融市場風險增大和國際貨幣體系變革的大背景下，黃金可長期配置一定比例，短期要注意回調風險。金融機構理財產品可以穩定持有，當前全市場理財產品各期限預期年化收益率主要分佈在1周3.62%至一年期3.99%之間，風險很小，收益適中。”連平講道。
他同時建議，由於當前美國疫情發展十分迅速，前景難以預料。4月可能是十分關鍵的階段。如果疫情出現拐點，二季度至三季度全球經濟可能逐步走穩；反之美國疫情失控，一發不可收拾，經濟社會劇烈動盪，則世界經濟將會陷入深度衰退。投資者必須對此有充分思想準備，對投資風險有充足的考量。
企業紓困是當前首要任務金融機構要盡其所長
疫情衝擊之下，中小微企業受影響的程度較重。其中，保持中小微企業的流動性是政策重點，關鍵是讓這些企業“活著”渡過危機，紓困是當前的首要任務。
對於廣中大小微企業而言，疫情期間其收入在一定時期內大幅減少，甚至歸零；但很多支出卻是剛性的，如員工工資、稅費、租金、養老金、社保等開支難以避免。由流動性短缺造成的中小微企業困難是當前經濟運行中的重要薄弱環節，需以針對性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來加以解決。
連平認為，具體到金融領域內，則要靠金融機構發揮積極作用，不僅要做到不壓貸、不抽貸、不斷貸，對一些重要生產和醫療物資相關的企業甚至應該增發貸款。同時，銀行可以適當提升其風險偏好，以更大力度支持受困企業。對一些重點的民營、小微企業，在擴大新發放貸款規模的同時，還可以支持企業延期償還貸款，甚至豁免債務。
3月16日，央行今年第二次降準，這一政策會對國內經濟產生怎樣的影響？
“全面或結構性降准以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搭配貨幣市場政策工具的使用，在疫情衝擊下形成逆週期寬鬆貨幣環境，其意義首先在於防範金融風險。我們看到歷次金融危機的爆發往往是某家金融機構的流動性枯竭所引發的，當前全球疫情肆虐下，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是當務之急。其次，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就有助於對中小微企業紓困。這是因為中小企業背後是就業，保中小企業很大程度上就是穩就業，而當前中小企業‘命門’是流動性。所以央行有針對性地進行結構性降準，4月初選部再次對中小銀行降準一百個基點，以增加股份制和中小銀行的長期可貸資金。因為相對而言，這些銀行的中小微企業客戶佔比更高。”連平解釋道。
在他看來，我國經濟在政策加大力度保企業穩就業的應對下，能夠於近期逐步恢復起來，等到全球疫情進入拐點和需求回暖，我國經濟將快速地迴歸到正常軌道。
國內外金融體系融合加速在學習中超越是方向
我國加快金融開放的腳步，外資金融機構的進入勢必會對我國的證券、銀行、資管、保險等金融行業帶來影響，有人認為是“狼入羊群”，外資金融機構在品牌、服務和金融產品上會搶奪本土金融機構的資源；也有人認為，外資金融機構的進入會形成“鯰魚效應”，促進本體金融機構的國際化水平提升和高質量發展；還有人認為，外資金融機構進入後要麼會水土不服，生存不下去，要麼會快速本土化。
“金融開放對於金融供給側改革和金融深化是有積極意義的，可能更偏重於上面說的‘鯰魚效應’，只不過這個效應不光作用於本土的金融機構，也作用於監管部門。開放的過程，必然是中國金融系統與全球金融體系融合的過程，這是中國金融對中國經濟全球地位的匹配和支撐的體現。”連平說。
他認為，在這個大背景下，本土金融機構應該積極主動應對。首先應該根植於本土企業和居民，滿足實體經濟的金融服務需求。本土金融機構應該深入研究中國經濟各行業發展業態和居民金融需求變化，針對新興產業和需求開發相適應的金融產品，如數字金融、金融科技等。其次是要不斷吸取外資金融機構的先進經驗。
“外資金融機構在風險定價和內部管理方面要強於本土金融機構，這是我們需要向外資學習的地方。特別是在未來一個時期，金融業深化混業經營和金融控股公司體制將進一步發展，金融機構內部管理的重要性進一步凸顯。再次是要在市場深化開放和機構外向發展的同時，加大力度研究國際金融通則，結合自身業務和能力探索走出去之路，嘗試設立海外分支機構、收購兼併以及戰略合作等舉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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