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位前輩學者不太正式地說過：當下研究嶺南文化，具有較濃的興趣、較高的熱情、較為突出的成就的，往往不是土生土長的嶺南人，而多半是那些從全國各地到嶺南工作和生活的，就是現在所謂的“新移民”，古代稱為“流寓”的文化人。
陳橋生先生《唐前嶺南文明的進程》寫就與出版，彷佛又一次印證了這位前輩的判斷。這麼說不僅是因為陳橋生的確就是一位“新移民”，他是出生於江西，畢業於北大，目前就職於羊城一家著名媒體的文化人，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在書裡濃墨重彩著力表現的，就是一批一批的貶徙、流寓者，如何如接力一般地，完成對嶺南文明的最初的構建。
“新移民”寫“流寓”者，這究竟是偶然的巧合，還是一種與嶺南文明的發生學天然地暗合，體現了某種本質規律和必然性的事實呢？
需要明確的是：嶺南文化雖然是一個地域文化的概念，但嶺南乃是中國的嶺南，並不存在一種獨立於中華傳統文化版圖之外的嶺南文化。這，大概就是原籍為嶺南之外的學者研究嶺南文化的某種比較優勢所在。研究地域文化如何能夠超越某種地方史志觀念，讓地域文化的概念具有全國性乃至世界性的學術價值，這是至關重要的。
其實，前輩學人對此有著非常清楚的意識，例如屈大均就一向強調：“入乎廣東之內，而必有見乎廣東之外”，“入乎廣東之內”，必須對該地域得天獨厚的土壤、氣候、風物、歷史等等有切身的感受，至少要有某種“理解的同情”，如此學術才不至於“隔”，才能接地氣，有生命的活力。“必有見乎廣東之外”，研究地域文化的人，並不是為地方修史志，而是在做一種“為己”的學問，建立自身的觀念和價值，儘管地方史志常常也是他進行研究的重要材料。所以他必須建立一套超越於地域所限的，一方面是全國性和世界性，另一方面屬於他個人的發明和發現的見解。
陳橋生先生這本《唐前嶺南文明的進程》，就從發生學的意義上，告訴我們：嶺南就是中國的嶺南，嶺南文化其實就是中華傳統文化有機整體的一部分。嶺南文明最初的構建，是從先秦到兩漢魏晉南北朝，一批接一批貶徙的官員、流寓的文人從中原、江南等當時的文化中心流播到嶺南來，與嶺南的山水風貌與民俗民情相互影響、相互結合、相互成就的。如此到了唐代，嶺南文化的“大宗師”張九齡橫空出世，大庾嶺古驛道開通，嶺南嶺北一以貫之，嶺南文化就此登堂入室，正式進入中華文明版圖。這，大約也正是本書的書名將唐代作為一個歷史分界點的理路所在。
嶺南的文明風化史，一般認為有三個方面的因素合力發生。一是本地王朝政治，具體地說就是秦漢之際趙氏南越和五代時期劉氏南漢這兩個割據小王朝，其中南越是在唐前的，南漢是在唐後的。二是流亡皇朝政治，就是南宋、南明最後在嶺南覆亡的小朝廷，這兩個都是唐後的。三是流徙、貶官文化。
與前兩種力量相比，這第三種力量的作用是更具本質性的，一是規模宏大，參與的人員眾多，除了那些史書上有記載的，可能還有更多沒有留下姓名的人；二是持續的時間久遠，從唐前到唐後，延續千年，從未間斷。三是分佈廣泛，貶徙的文人、官員廣泛深入到嶺南大地的各個角落，有利於將文化的因子滲透到嶺南肌體更加具體、細微的各個毛孔和血管裡。事實上，僅就本書研究的唐前時期來看，因此形成的“文化地標”，就有合浦、廣信、交州、廣州、始興等等，分屬嶺南大地不同的方位。
對於貶官文化的代表性人物，老百姓耳熟能詳的，就是韓愈的“贏得江山皆姓韓”，以及蘇軾的“不辭常作嶺南人”，這兩個都是唐後的。陳橋生的《唐前嶺南文明的進程》，由於著力於考證、耙疏出唐之前（主要是南朝時期）貶官文化對於嶺南文明的奠基性作用，令人耳目一新，同時也有了發人所未發的開創性意義。其中有一些鼎鼎大名的人物，如謝靈運、範雲、江總等，彷彿接力一般，一棒接一棒地為張九齡的出世做準備，令人感慨與驚喜。
作者的考證，所徵引的資料，一是採自史書，包括正史和筆記；二是源於研究對象本人的詩文；還有讀來更加饒有趣味的，就是引用如地名之類的民間掌故加以佐證，例如廣州的一些地名，“秉正街”源自陸賈，“河南”來自楊孚，“客村”、“康樂園”與謝靈運有關，等等。這就更加令人信服地地表明：這些流徙者對於嶺南文明的影響，的確是深入到每一個毛細血管裡了。
當然，本書最為重要的貢獻，是在於建立了一種“為己”的學術見解，為我們深入理解嶺南文明的特質提供了富有啟發性的理路。而作者的思想觀念，又是用一種飽含感情的文學筆調來表述的，這就使得全書思想充沛，而又情感激盪。
例如，人們目下在討論嶺南文化的特質時，經常提到一個說法，就是“嶺南風骨”。究竟什麼是“嶺南風骨”，“嶺南風骨”是如何發生的呢？
風骨這個詞，大概是與風格接近，說的是某種本質的特徵，說一個人的人格可以用到風骨，說一個時代的風氣、風尚可以用風骨，如“建安風骨”之類。當然，也可以用風骨這個詞來說明一個地域的文化，如“嶺南風骨”。風骨的內涵，大約是某種剛健、硬朗的個性，包括一絲兒清高自守，一絲兒慷慨悲情在內。
嶺南文化的確是可以用風骨這個詞來描述的。陳橋生的《唐前嶺南文明的進程》，並沒有在各個篇章的題名中標示“嶺南風骨”這個概念，然而全書實質上卻可以說就是“嶺南風骨”的發生學。
這裡的學術理路是這樣的：嶺南文明最初的構建，是由一些貶徙的官員、流寓的文人深入影響下的進程，這些官員和文人的人格特徵，也就自然而然地進入到嶺南文明的肌體之中了。他們這些人，門閥、地位和名望都很高，文化水準更是一等一的，可算是社會的精英分子。他們的個性，當然也從來都是清高的、驕傲的。他們被貶徙、流放，除了各種現實的、歷史的等必然性的原因之外，多半也是因為他們過於地驕傲，過於地剛健硬朗甚至桀驁不馴了。同時，由於他們都是有著被貶徙的不幸的命運，有的甚至還免不了要慷慨赴死，他們的個性總有或多或少的悲情在內。這，大概也正是陳橋生在寫作此書的時候，行文的筆調常常不自覺地激盪著情感的原因。
“嶺南風骨”這個詞，可以用一個故事和一句話來進行註解。
據《新會縣誌·黎貞傳》：
黎貞字彥晦，號秫坡，都會里人。生元季。從父學正學於外，既聞孫西蓭賁，即往從之，銳然鞭策於古之人，當路以學行。舉署新會訓導，辭不就。築釣魚臺，所居溪上，日徜徉其間，澹如也。適救鄉之鬥，忤不直者，中飛語，戍遼陽，臨行告祖曰：“貞習聖賢之行，讀聖賢之書，徒切救人，反辱己軀，雖在縲紲，非貞之罪。”居遼一年，夙奪艱危困厄，而學愈博，識趣愈高，氣愈充，議論愈正，閫帥禮之如賓。西蓭賁以事死於遼，抱屍哭，解衣裹之，殯殮如禮，復典衣營葬於安山，為文以祭，聞者莫不墮淚。洪武丁丑赦歸，抵家方夜，明月滿空，呼舟中餘酒，登釣臺，賦詩久之，乃叩戶入。己卯由薦闢至京，見館閣諸公，一以禮相抗接，議論侃侃不少屈。諸公相顧謂曰：“斯人可樂就職居人下乎？”例赴部考，託疾不往，促之者曰：“若以老成明經薦，得非恥與後進較末技耶？”不答，竟浩然束裝歸，賦《出郭》一章詒館閣諸公。……
黎貞所在的新會都會里，民風剽悍，鄉人之間械鬥之事在所不免，黎貞為救械鬥得罪，因遠戍遼陽。恰巧在戍邊之地遇到他的老師孫賁孫西蓭之死，將自己行李中的衣服賣掉為之營葬。後由大赦回家，未進家門先登釣臺，取舟中剩餘的酒，飲酒賦詩，然後才叩門入戶。也曾應薦入京，與京城官僚議論侃侃，不肯屈從。他本來是以“老成明經”應薦入京的，而朝廷卻要他參加例行的考試才給予授職，黎貞不願委曲，推託生病不去參加吏部的例行考試，打點行裝就出城回家。
黎貞的老師孫賁孫西蓭，時為南海平步堡人，是比黎貞更早的一位鄉邑先賢，晚清有“嶺南三子”之稱的順德人胡亦常有一首五律《讀孫典籍傳》：
亂定知真主，書成解阻兵。
功疑拜陸賈，狂乃死禰衡。
文字寧奇禍，君王尚聖明。
如何鼂鼓後，始得見平生。
孫賁主要生活在元末明初，是嶺海地區較早的一位有成就的文人學者。他致心於理學正道，好吟詩，於廣州南園抗風軒結社作詩，為“南園五子”之首。孫賁在元末時曾任元江西道按察使何真的幕僚，當時的江西道包括廣東諸地，治所設在廣州。洪武初，朱元璋派大將廖永忠兵取廣州，孫賁力勸何真降明，並親自起草降表，遠近生靈得免塗炭，所以胡亦常說他的功勞可以與說服南越王趙佗臣漢的陸賈相提並論。
孫賁以此功受到朝廷垂青，明太祖朱元璋尤其喜歡讀他寫的詩歌，特授職翰林典籍，“孫典籍”遂成為孫賁的名號。然而，孫賁卻屢屢因文字獲罪，先是由於與宋濂的文字交往，受牽連而被罷官；後更因與大將藍玉有文字、書畫往來，受到藍玉一案的株連，終被朱元璋所殺。臨刑之前，孫賁賦詩一首，曰：
鼂鼓三聲急，西山落日斜。
黃泉無客店，今夜宿誰家？
這個故事中的黎貞，在遼陽典衣營葬孫賁，這是淵源有自的。如陳橋生在《唐前嶺南文明的進程》中提到一位南朝宋齊之際被貶嶺南封溪的張融：
覬之與融有恩好，覬之卒，融身負墳土。在南與交趾太守卞展有舊，展於嶺南為人所殺，融挺身奔赴。
而黎貞的老師孫賁所作的絕命詩，也是淵源有自。《唐前嶺南文明的進程》提到好幾位曾被貶嶺南的人物，都曾賦慷慨悲情的臨刑詩、絕命詩。
“嶺南風骨”這個詞還讓人想起一句話來：“得就得，唔得返順德。”
《唐前嶺南文明的進程》有言：那些貶徙的官員、流寓的文人，大多經歷了政治的起落沉浮，見慣了官場上的風雲變幻，因而變得很是“澹如也”。書中說：“這對於嶺南當地社會風氣的塑造，亦具有垂範作用。更多地經營好自我，不過分熱衷功名，也是嶺南文化在時間的生長中形成的文化特質之一。”
就是這樣，陳橋生《唐前嶺南文明的進程》一書的主要意旨，與我們在現實中對於“嶺南風骨”的感受，時常有會心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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