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白宮新聞發佈會上，“川普大戰美國媒體 ”已是常見戲碼，而紐約時報和CNN更被怒斥為“假新聞”（fake news）生產者。
但追根溯源，白宮本身也與“假新聞”脫不開干係。1917年4月，美國專門成立了一個委員會（CPI），以影響媒體、塑造民意，為美國參加一戰服務。
具體一點，美國通過“假新聞”來製造輿論，以實現總統威爾遜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想法。（注：這裡的“假新聞”並非完全捏造，而是經過選擇性編輯加工過的）
1917年4月，當美國正式向德國宣戰時，美國尚處於一種“分裂”狀態——長時間的和平環境和孤立主義政策讓眾多美國人不想操心歐洲事務，反對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
對總統伍德羅·威爾遜而言，他面對的問題還不止這些。就在此前的1916年大選中，威爾遜還打出“他讓我們遠離戰爭”的口號，誓言要帶領美國人遠離戰爭。結果扭過頭就要光速打臉，推翻自己競選時承諾，這不僅僅是臉皮厚就能解決的。
但時間已是1917年，歐陸戰場上的協約國和同盟國都已是疲態盡顯，正是美國下場撈好處的最佳時機。對雄心勃勃的威爾遜而言，此時亦是實現他“世界理想”的關鍵時刻。為了團結美國各方力量，推動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車輪，威爾遜決定來一手操作。
同是在1917年4月，美國國會對德宣戰僅一週後，威爾遜政府成立了一個新的機構——“公共情報委員會”（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簡寫：CPI），名義上要“積極改善新聞報道業務”，實際為促進戰爭而努力。
CPI的成員，最右側的是他的負責人喬治·克里爾
喬治·克里爾：激起美國人戰爭熱情
為了讓公共情報委員會高效運作，威爾遜挑選了一位得力干將領導這個部門——喬治·克里爾（George Creel）。他既是資深記者，也是威爾遜兩次競選的核心人物，是宣傳、公關的高手。
儘管身負著宣傳的使命，但克里爾並不喜歡“宣傳”這個詞（一戰之前這個詞確實也很少被使用），因為這很容易讓人聯想到長期以來德國人的宣傳。在他眼中，CPI的使命倒更像是個“廣告業務”。
在克里爾的領導下，CPI迅速擴張成為一個擁有15萬人的龐大機構，下分為包括講演、廣告、電影在內的多個部門。其中講演部門招募了7.5萬名專家宣傳威爾遜的理念，因其演講簡明扼要，這些人往往被稱為“四分鐘人”。
CPI的廣告部門則見縫插針的在眾多的雜誌、報紙上發佈廣告，把美國參加一戰包裝成正義的運動，以激起美國人的戰爭熱情，刺激戰爭債券和招募新兵。
1918年芝加哥戰爭博覽會上的克里爾。其作用甚至不亞於二戰德國的戈培爾
克里爾想到的第一個辦法是：霸屏。即在不損害美國國家安全的前提下，儘可能多的傳播對美國有利的消息。
做法也很簡單：讓偽裝過的新聞故事稿件充滿整個美國！ （這裡的偽裝指重新編輯過的）用克里爾自己的話講，“就是將‘戰爭的熱情，勝利的熱情’化作一種本能，烙印在大眾的腦海中。
為此，在美國參加一戰的20個月中，美國幾乎所有的官方公告都是藉由CPI之手發出，同時還一併發出了6000多份新聞稿和1500種廣告。
甚至有些報紙一天之內會收到6磅（5斤多，約700多張A4紙，推測有十幾萬字的信息）重的CPI要求刊發的材料。為了避免司法部和郵局找麻煩，報紙的編輯們只能逐字逐句刊發這些材料。
“四分鐘人”，描繪一戰期間CPI工作的海報
整個一戰期間，CPI開展了美國史上空前的宣傳活動，開美國“宣傳攻勢”之先河：共散發1億多份宣傳材料，發佈6000多份新聞稿，對3億人次發表了75萬次演講，製作了20多萬張幻燈片。
用克里爾的話講：CPI是世界上最大的推銷企業，有著世界之最的廣告規模。
挑起戰爭的最佳方式：激起仇恨
最初的兩個月中，克里爾領導下的CPI通過各種各樣的手段宣傳著“威爾遜的理想和美國戰時成就”。但威爾遜和克里爾很快發現，美國人的戰爭熱情遠未達到白熱化程度。
於是，他們採取了更進一步的手段：在抬高自己的同時，還有抹黑對手。1917年6月14日，威爾遜利用“國旗日”的機會，描繪了一幅美國士兵扛著星條旗上戰場，最後血淋淋死在戰場上的畫面。
在之後的演講中，他將戰爭的目標定為：摧毀德意志帝國，而非他宣傳的那樣致力於世界和平。“國旗日”之後，CPI繼續發出各種“提升自身，醜化德國”的消息。
在一張著名的海報上，德國士兵被描繪成猿人，一手持著帶血的刺刀，另一隻手則抱著掠奪而來的女性。標題則寫道：“消滅這種瘋狂的野獸”。
此外，CPI還資助了一系列的反德電影，如《皇帝：柏林的野獸》、《普魯士的詛咒》等電影。（受其影響，美國很多民眾都深深厭惡德皇威廉二世。甚至有一家藥店在燒燬威廉二世的肖像後，向公眾免費發放蘇打水以示慶祝。）
著名的反德海報，《消滅這種瘋狂的野獸》
對德國人的抹黑和妖魔化在“盧西塔尼亞號”事件（共1198人死亡，其中美國人128名，德國方面稱該船運載有大量武器彈藥）後達到頂峰，CPI和美國報紙通過添油加醋將德國的行為置於人類文明的對立面。
毫無疑問，這些手段不僅加深了美國人仇視德國的行為，引發了人們的口誅筆伐。同時還激起了強烈的報復心理和戰爭願望，甚至還殃及了德裔移民。美國一些州和城市開始驅逐德裔居民，禁止學校教授德語，並嚴禁演奏德國音樂。
威爾遜和克里爾的手段不可謂不成功，共同的“仇恨”將美國人綁在了同一輛戰車上，向著同一個方向駛去。但這樣的做法同樣也收到了不小的副作用。
“道德強制”下的恐慌
在CPI鋪天蓋地的宣傳攻勢下，一戰的美國逐漸形成了一種“道德強制”的氛圍。在此之下，人們不再有第三條路可選，只要不支持戰爭，就意味著反對，就等同於是懦弱和賣國。
其中針對土豆的宣傳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1917年，為了解決前線的糧食問題，緩解歐洲各國的糧食危機，時任糧食總署署長的胡佛（後來的美國總統）鼓勵人們“為了戰爭勝利，多吃土豆”。
在“道德強制”的氛圍下，美國展現了其歷史上不多見的動員能力——約1400萬家庭和7000家酒店加入了“多吃土豆”的行列（推測約佔當時美國人口總數一半左右）。
胡佛（後排左一）曾在威爾遜的戰爭委員會中任職
更嚴重的是一系列的暴力行為，成千上萬的“戰爭支持者”不斷的騷擾和平主義者和德裔居民。
戰爭支持者們焚燬一些和平教派的教堂，向和平主義者潑油漆，及毆打德裔移民。甚至是一些拒絕購買戰爭債券的人也會在一夜之間被戴上“軟弱”、“賣國”的罪名。
儘管這些行為嚴重破壞了秩序，但鬧事者卻鮮有被定罪處罰的。一方面，他們大多會選擇在夜晚或是警察力有不及的郊區鬧事。另一方面，即便被抓也不難以定罪，因為陪審團也害怕被扣上“賣國”的帽子。
對此，克里爾和威爾遜都曾表示過“遺憾”，但他們從未想過改變這一狀況，而是繼續利用這種氛圍統一力量參與一戰。
儘管CPI所發佈的“假新聞”並非完全捏造，但這種經過選擇性加工和對德國針對性醜化的消息，實在稱不上是貨真價實的新聞。
最終，威爾遜和克里爾通過“假新聞”在宣傳中“妖魔化敵人”、“美化戰爭”，成功讓美國人為仇恨所鞭策，製造了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輿論與藉口。
而宣傳攻勢所帶來的“道德強制”氛圍，不僅幫助威爾遜政府實現了超強的動員能力，也為美國贏得戰爭勝利提供了保障。
如果從最終結果上看，克里爾的“宣傳攻勢”效果顯著，作用甚至不在二戰德國戈培爾之下。它不僅影響了當時，也極大的影響了之後美國新聞行業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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