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世界經濟體系的緣起與發展
現行的世界經濟體系，是資本的積累過程超越國界所形成的體系。工業革命使得以歐洲為代表的西方國家率先走上了工業化的道路；而西方國家通過工業化成長為發達國家的事實，又為其他後進國家樹立了楷模，遵循這一工業化模式實現現代化成為各國的普遍選擇。更為重要的是，資本積累的內在規定性使得資本在深度和廣度上必然持續擴張，也使世界其餘部分不斷捲入到西方發達國家現代化的進程中。普雷維什、伊曼紐爾、阿明、沃勒斯坦等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者，以“依附性的工業化發展”描述這樣的歷史進程。從這個意義上講，現行的世界經濟體系是以資本積累為軸心、也是以西方為中心建構的體系，它不僅體現在以西方成功經驗為基礎建立的成套的規則制度體系中，而且也體現在其他後進國家的客觀行動邏輯與行為規範上。並因此形成在全球資本積累框架下的“中心”與“外圍”的格局，呈現出國際社會以“發達與不發達”為區分的時代特徵。但與此同時，這個體系也一直處於演進過程中。
從演進的角度觀察，當今的世界經濟體系起源於民族國家的形成。地理大發現後，歐洲地區因經濟利益出現了民族意識，並在17世紀後逐漸建立了“民族、領土、主權”三位一體的民族國家，不僅成為後來國際社會的基本政治經濟單元，也相應地形成了協調國與國之間關係的威斯特伐利亞國際秩序。隨著歐洲工業化發展，其對世界的擴張也在不斷深化，此種誕生於歐洲的國際秩序也就成為世界性秩序。
從經濟學意義上看，工業化是大規模標準化的社會化生產，市場的容量始終是其基本約束條件。當國內市場佔領完畢，就需要佔領海外市場，當世界市場分割完畢就需要重新分割。重商主義的保護主義由此應運而生，而作為其衍生的“炮艦政策”就是必要的—“誰的拳頭硬，誰就能佔領市場”。強國是市場佔領者的代名詞。換言之，由於威斯特伐利亞國際秩序的基礎是民族國家，民族之間經濟利益衝突所導致的國家競爭就成為這一秩序的底色，“實力原則”就成為這一秩序的基本規則。“國家崛起”和“霸權轉移”的世界秩序觀由此形成。
在這一秩序觀下，宗主國與殖民地的隸屬關係就成為天經地義的秩序安排。從這一秩序觀出發，一百年前的“中國問題”被視為威斯特伐利亞國際秩序中殖民體系的一個組成部分；中國的民族革命以及亞非拉國家的民族解放運動都被視為衝破這一體系的努力。21世紀冷戰結束前，無論西方傳統意識形態還是前蘇聯的世界革命論，都是依此來看待發展中國家問題的。其區別僅在於西方傳統意識形態從捍衛這一體系的角度反對這一努力，而前蘇聯則是從最薄弱環節打破帝國主義的角度來讚賞民族解放運動，但與此同時這一運動也僅被認為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同路人。從這個意義上講，它們都是以西方為中心的世界秩序觀的現實折射。
民族國家競爭的極端化就是戰爭，戰爭是這一秩序內在邏輯的自然外化，反過來又強化了對這一邏輯的認可。於是，在世界市場瓜分完畢的情況下，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了，緊接著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兩次世界大戰是發達國家的矛盾衝突，卻蔓延到了不發達國家，成為人類的災難。它表明此種以“民族國家+實力原則”的競爭路徑不僅不可持續，也不能持續。無論持何種主張，何種意識形態，各國普遍意識到世界秩序必須發生改變，需要建立可以普遍接受的國際規則取代無序的實力競爭。將發展中國家以平等的身份納入秩序之中,成為必然的選擇。代表這一共識的就是“雅爾塔協定”。
二戰結束後，作為“雅爾塔共識”內在邏輯的外化，形成當代多邊國際治理的新框架。它有兩個區別於以往國際治理的新特點：一是尊重民族自決權，從而使發展中國家至少名義上平等地納入全球治理體系，而不再依附於宗主國，傳統殖民體系因此崩潰。發展中國家的獨立，使其有了選擇發展經濟社會道路的權利。二是不同於威斯特伐利亞秩序中的單邊強權或雙邊默契型的治理方式，建立了多邊協商的國際規則治理，體現為各領域的規則制度日益細化，相應地產生了各種國際組織以解釋、監督、仲裁規則的執行。概括來看，二戰後全球建立的以規則為基礎的多邊治理框架主要有三個支柱：
第一，聯合國，主要負責國際政治秩序協調。其基本原則是大國小國一律平等，各國享有同等投票權；重大國際政治、軍事問題需要在聯合國表決，聯合國安理會依據大國一致原則協調衝突。
第二，關稅及貿易總協定以及隨後的WTO，主要負責國際經濟秩序協調。如前所述，在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下，為瓜分或重新瓜分世界市場會導致戰爭。為克服這一舊有邏輯，開放市場進行自由貿易就是必需的。起初，這一訴求主要體現在商品貿易上，減低關稅和非關稅的貿易壁壘就成為自由貿易秩序安排的重點。後來，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深化，不僅需要貿易自由化，而且需要投資自由化，即生產要素國際流動的自由化，關稅及貿易總協定因此演變為WTO。
第三，佈雷頓森林體系，主要負責國際貨幣和金融秩序協調。在這一體系中，美元是國際貨幣，是一種假美國主權貨幣為手段的國際公共產品。由此也就產生了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金融秩序安排。
二戰後建立的新的以“中心”和“外圍”為特點的國際秩序，雖然是美國主導的，但與歐洲中心時代的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秩序相比無疑是歷史的進步。最明顯的反差就是一戰到二戰只有20年短暫不穩定的和平，但是二戰後迄今，持續70多年，沒有再出現全球性的戰爭。更重要的是，舊殖民體系的瓦解，穩定的國際環境使全球資本的流動有了長期預期，更多的資本開始流向發展中國家，發展中國家普遍走上工業化道路，尤其是東亞國家和地區。伴隨著這一進程，世界經濟體系中的“外圍區”不僅經濟在成長，人均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而且社會也在發展，嬰兒死亡率、成人識字率和預期壽命都有極大的改善。由此，世界再未出現持續的全球性饑荒和烈性傳染病，世界經濟體系中的“中心區”也享受了和平和發展的紅利。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按規則進行的多邊全球治理是人類文明的進步。它構成了今日在去全球化逆風面前捍衛全球化的理由。
▍經濟全球化與世界經濟治理體系的改革
藉助於戰後建立的按規則進行多邊治理的國際新秩序，世界經濟開啟了全球化進程，並且這一進程在冷戰結束後出現了格外的加速。當下的世界經濟已不再是從前“一個口袋裡的馬鈴薯”，彼此並無緊密聯繫而僅靠口袋束縛，而已經是各國經濟深度融合、相互依賴的整體。
從經濟學上理解這一全球化，它有三個含義：
第一，冷戰結束以後，兩個陣營的對立不復存在，體現在經濟體制上是各國都選擇了市場經濟體制。體制一致性極大降低了制度性交易成本，大幅提高了可貿易程度，並促進了全球性的投資貿易自由化，帶來了經濟全球化的紅利。據統計，在金融危機前的2002~2007年，全球經濟增長速度比前十年提高了一個百分點。隨著中國加入WTO，東亞地區在過去快速增長的基礎上，又比前十年增長速度提高了一個百分點。不僅如此，經濟全球化更體現在全球經濟一體化上，國際貿易的增長速度高於經濟增長速度一倍以上，而國際金融的增長速度又遠快於國際貿易。國際貿易，尤其國際金融的快速發展使世界經濟成為一個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共同體。這也是金融危機能在各國傳染，在全球肆虐的原因。
第二，投資貿易自由化，不僅是商品貿易的自由化，而且是生產要素的國際流動的自由化。在生產要素中，土地因自然屬性不能跨國流動，而勞動力因制度原因也難以跨國流動，只有資本相對容易在全球範圍內流動。於是，資本就成為最活躍的要素，沿著利潤最大化方向在全球尋找與其他生產要素的最佳組合，由此出現了全球生產力的配置和產業佈局。一個產業不再遵循傳統的國際分工並拘泥於一國之內，而是橫向存在於世界各國，每個國家都只構成產業鏈條中的一個環節。最為典型的就是中國沿海“兩頭在外”的發展模式：原料在外，市場在外，僅加工環節在中國境內。所謂全球經濟一體化，其微觀基礎就是全球產業鏈以及由此形成的全球供應鏈。
第三，全球經濟一體化不僅出現在實業和金融形態上，而且也出現於管理與制度形態上。全球產業鏈的形成使附著於其上的服務外包開始興起，全球標準統一就顯得十分重要，因為這是包括知識產權在內的生產性服務業全球發展的基礎。全球統一的標準改變了企業的管理方式及形態，專注於全球供應鏈管理的扁平化管理應運而生。中間品貿易在全球的延伸幾乎使所有企業都鎖定在全球產業鏈條上，成為跨國企業，並因此對全球政治社會動向、金融風險乃至氣候變化等因素高度敏感。
冷戰結束後，經濟全球化這一令人瞠目的進展，反映在國際格局上是形成了三個相互區別但又相互依賴的板塊：
首先，以中國為代表的亞洲新興經濟體板塊，將其工業化進程納入全球化之中。這一板塊內的國家以充沛並且低廉的勞動力與全球資本這一要素相結合，成為以加工製造為特徵的“世界工廠”，中國是其中之最。它們在為世界提供物美價廉的產品從而為全球化作出貢獻的同時，也享受了全球化的紅利，體現為鉅額的貿易順差，中國又是其中之最。
其次，以俄羅斯、巴西、南非、石油輸出國組織為代表的能源原料出口國板塊，將其豐富的自然資源納入全球化之中。在以物質資源支持全球化的同時，因全球經濟發展，尤其是亞洲新興經濟體的發展，這些國家出口大增並且價格上升，從而也享受了全球化的紅利，累積了鉅額貿易順差。
第三，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發達經濟體板塊，將其最具競爭力的生產性服務業，尤其金融服務業納入全球化之中。西方在改善全球技術獲得條件，降低融資成本，從而為全球化作出貢獻的同時，也享受了全球化的紅利。這不僅反映在以華爾街為代表的金融產業利潤巨增上，而且也表現為因融資成本的降低以及金融服務的便利化，促使發達國家居民更容易負債消費，在較短的時間內使生活水平和質量得到大幅提升。
之所以說這三個板塊相互區別，不僅是指它們依託自身的資源稟賦形成了不同的產業優勢，更重要的是指世界形成兩大中心：傳統的“外圍區”因產業尤其製造業的發展變成了生產中心，而傳統“中心區”成為消費中心。“中心”與“外圍”的性質由此改變，過去“外圍區”國際收支經常項目的長期逆差轉變為長期順差，而原來的“中心區”該項目卻呈現為長期逆差。世界經濟出現了以此為標準的所謂“失衡”。表面上這一失衡是國際間投資與消費的失衡，本質上卻是儲蓄的失衡。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儲蓄率低，投資乏力；而發展中國家尤其是中國因儲蓄率高而投資強勁。從這個意義上講，儲蓄失衡才是標誌。“外圍區”長期投資所形成的工業尤其是製造業的能力，已改變了依附於“中心區”發展的傳統模式，成為影響世界經濟格局的主動變量。
之所以說這三個板塊相互依賴，是因為國際收支是鏡像關係。發展中國家的經常項目順差與發達國家該項目逆差相對應，而發展中國家資本項目金融科目的逆差與發達國家該科目順差相對應。這表明，發展中國家的經常項目順差又通過國際金融市場返流回發達國家。商品與資金的逆向流動完成了三個板塊之間的經濟循環，發達國家的儲蓄不足也因這一循環而得到彌補，世界經濟失衡因此得到調整，經濟全球化就是在這樣的循環中實現持續和發展的。各國經濟相互依存的關係，維繫了三個板塊之間的相互依賴，這是當今世界經濟治理體系的積極作用。
然而，隨著經濟全球化不斷推進，現行國際治理體系中的內在缺陷開始暴露，並日益成為損害治理有效性的障礙。這集中體現為單向性和不包容性這兩個方面。
所謂單向性，是指現行的世界經濟治理體系預設了現代化道路的唯一性。截至目前，國際經驗表明，工業化是實現現代化的必經途徑。由於發達國家先於發展中國家完成工業化，其成功經驗便成了發展中國家發展的指南，並被國際社會規範化和制度化，形成了國際治理的準則，進而上升為國際文化共識，呈現為“言必稱希臘”式的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治理的單向性。
不包容性是由上述單向性所決定的。如果一個國家偏離了發達國家曾經走過的現代化道路，例如使用國家力量來干預工業化進程，不僅自己會內心不安，猶豫不決，整個國際社會也會認為這是離經叛道，並試圖藉助勸導、制裁等手段施加壓力，促使其“改邪歸正”。換言之，現行的國際治理規則是非黑即白，非此即彼，不包容其他可能性。
在戰後初期南北差距顯著的情況下，單向性和不包容性的缺陷尚不引人注意。但隨著南北差距的縮小，這兩個問題日益明顯。尤其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使其變得不可忍受了。
區別於傳統的生產過剩危機，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是資產負債表衰退危機。危機肇始於美國，全球資金循環鏈條的斷裂是其表現，究其根源卻在於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系。由於美元是唯一的國際貨幣，國際貨幣體系成員國的國際收支順逆差因之表現為對美元的順逆差，對美元收支的規則和紀律以及美元作為國際流動性的補充就成為該體系的中心問題。理論上，由於美聯儲掌握著美元的發行權，美國是不會發生國際收支危機的，發生危機的只可能是美元收受國。換言之，在美聯儲向全球提供既定流動性的條件下，如果其他國家（主要是發展中國家）出現國際收支困難或危機，只能責怪自己的失誤，並因此承擔調整國際收支的主要責任。因此，美元收受國作為調整主體，必須通過緊縮財政、匯率貶值、擴大出口等一系列措施，恢復或擴大美元的獲得能力。在此基礎上，才能獲得國際社會——主要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提供的必要救助。國際收支調節的單向性，是這一貨幣體系天然的預設前提。美國所說的“我的貨幣，你的問題”，是這一單向性最恰當的描述。
但是，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打破了美元的國際流動性不存在問題的幻覺。起源於美國的以快速去槓桿為標誌的各類資產負債表的衰退，造成了美元流動性的嚴重困難，全球出現了“美元荒”。各國的國際收支相繼受到嚴重影響，並傳染到其國內的本幣資產負債表上，美國的金融危機由此變成全球性的災難。由於現行的國際貨幣體系架構中，不含有國際流動性補充國調節國際收支的義務和機制，面對這種全新的局面，以國際金融穩定為宗旨，專司國際收支順逆差調節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也因全球美元流動性不足而出現調節手段的短缺，陷入癱瘓狀態。
於是，我們看到了以下演進邏輯。現行的世界經濟治理體系，是建立在二戰後客觀存在的發達國家與不發達國家二分的基礎之上的。“南北差距”既是治理的前提，也是治理的對象。世界經濟體系是由“中心”和“外圍”構成的既定格局，也應該是一成不變的格局。然而，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快於發達國家。就GDP而言，目前兩者平分秋色，各佔一半。南北差距的縮小，使原有的“中心”“外圍”的格局及其含義發生了變化，並特別凸現於全球經濟失衡上，結果是金融危機的爆發。理論上，這一演進邏輯是世界經濟體系中內在矛盾的否定之否定的運動。現行的世界經濟治理體系是經濟全球化的必要條件，而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南北差距的縮小又揚棄著這一體系，促使其向更高層次演化。全球性金融危機的爆發，標誌著現行世界經濟治理體系走到了一個新的臨界點。
因此，改革現行世界經濟治理體系的呼聲不絕於耳，成為當下國際社會的焦點問題。改革的方向只能是增加發展中國家在體系中的代表性，以克服單向性；只能是允許實現現代化的不同道路的存在，尊重其他國家的選擇權，以提高包容性。“外圍區”正以全新的姿態成為重塑世界經濟治理體系的中堅力量，世界經濟治理體系的演進因之進入新階段。
▍“一帶一路”作為世界經濟治理理念的意義及實現方式
當國際治理體系演進走向新的十字路口，世界各國出現了兩種態度：一種是任憑風吹雨打，不思改進，抱殘守缺，甚至倒退；另一種是正視缺陷，迎接挑戰，砥礪前行，銳意改革。這兩種態度分別為“中心區”和“外圍區”持有，而目前中美貿易衝突是這兩種態度的典型代表。認知決定態度，態度的背後是一個崛起大國與一個守成大國對經濟全球化以及世界經濟治理體系改革理解的差異。
曾經領導建立現行世界經濟治理體系的美國，已成為守成的一方，認為世界經濟治理體系的任何改進，雖有益於世界，卻可能不利於美國。因此，特朗普政府上臺後，在“美國優先”的口號下，美國政府退出了TPP，甚至揚言連當年美國領導創建的WTO與聯合國也可以考慮退出。相比之下，後來加入世界經濟治理體系的中國，改革開放40年來，隨著改革的深化，開放的擴大，經濟持續增長，已成為崛起的一方，認為經濟全球化是歷史趨勢，現行的世界經濟治理體系儘管是歷史的進步，但仍應與時俱進，糾正缺陷，改革弊端，使之適應於經濟全球化的發展需要。中國政府因此提出了“一帶一路”倡議，這一倡議的核心理念是“共商、共建、共享”。這既是一種國際治理體系的原則，也代表了東方哲學對當代世界的理解。
所謂“共商”正是基於中國哲學的“中庸之道”，是中國傳統對世界的處理方式。既然“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經濟關係是包括國際關係在內的一切關係的底色，那麼處理關係的最佳態度是“和為貴”——因為唯有如此成本才最低。具體來說，就是通過談判協商，尋找並擴大利益共同點，管理並縮小分歧點，在此基礎上形成妥協將有可能實現共贏。“共商”的實質體現了經濟學博弈分析中“競爭合作”是最佳博弈策略的原理。顯然，它與西方國際治理理念非黑即白、一味競爭的原則有著明顯的差異。
所謂“共建”也是中國經驗的總結。長期以來，尤其改革開放40年來的經驗告訴我們，“貧窮是落後的根源”，而“發展是硬道理”。做大蛋糕儘管不能解決所有問題，但卻是解決問題的基礎。“調動一切可以調動的積極因素”發展經濟，是“共建”的核心。這既是中國改革開放40年的經驗，也是中國對世界經濟問題處理的思考方式。而這一思考方式已為國際社會所接受。2016年在杭州召開的二十國峰會上，各國領導人一致同意將發展問題置於世界問題的中心。
所謂“共享”，既是中國五千年來“天下觀”的體現，也是人類普世價值的反映。蛋糕做大不是目的，而“共享”才是真諦。“世界大同”是人類千百年來的嚮往，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其現代表述。
正是由於其“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反映了人類的普遍追求，體現了發展中國家的基本訴求，提供了基於中國經驗的可行建議，“一帶一路”倡議受到了國際社會，尤其發展中國家的廣泛響應。鑑於這一倡議更具包容性，從而能改善現行世界經濟治理體系的單向性和不包容性的缺陷，2017年聯合國第七十一屆大會將其納入“聯合國與全球經濟治理”決議，成為世界經濟治理的新理念。這預示著東方對世界的理解進入全球視野，正在修正西方中心論的世界秩序觀。
值得注意的是，“共商”“共建”，尤其“共享”理念的提出，就當下的逆經濟全球化的逆風而言，極具針對性。
此一輪“逆經濟全球化”思潮的出現，主要是由於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發達國家居民收入差距的擴大。這是逆經濟全球化思潮的土壤，構成逆經濟全球化的社會動力機制。
如前所述，經濟全球化體現為世界各國生產要素趨於越來越自由地跨國跨境流動。發展經濟學告訴我們，處於前工業化階段的發展中國家要實現現代化，只有通過工業化的途徑，提高勞動生產率，提高勞動報酬，吸引傳統農業部門的過剩勞動力到工業部門就業。而在經濟全球化、資本可以在國際間自由流動的情況下，資本流向發展中國家與當地廉價勞動力相結合，促進了低成本製造業的發展繁榮，也提高了當地勞動力的報酬。
其中，由於中國的勞動力不僅價格便宜，而且素質較高，20世紀90年代後，西方發達國家包括高端製造業在內的產業紛紛向中國轉移。中國不僅成為“世界工廠”，而且更為重要的是成為全世界投資的“世界工廠”。但是，在中國的工資水平緩慢上漲的同時，製造業的競爭確實使美國藍領工人工資水平常年停滯。更為嚴重的是，隨著製造業不斷轉移海外，美國先前製造業發達的中西部地區的失業率也在上升，藍領工人的收入不僅相對而且絕對下降，形成了所謂的“鏽帶”現象。與此同時，藉助美元的國際地位，美國將其金融業及相關服務業的競爭優勢納入經濟全球化，不僅使這些行業利潤大幅提高，而且從業人員收入水平也在持續上漲。
正如對全球市場最敏感的人士喬治·索羅斯早在2002年就指出的，“全球化突出特點之一就是它允許金融資本自由流動，相形之下，人員流動仍受到很大限制。由於資本是生產中至關重要的組成部分，各國必須相互競爭來吸引它，這妨礙了各國對資本徵稅和管制的能力”；而“金融市場的全球化使二戰後出現的福利國家變得不合時宜，因為需要社會保障的人們離不開國家，而作為福利國家過去徵稅的對象卻是能離開的”。美國製造業與金融服務業在產業比重和收入比重上的一降一升，再加上社會福利制度的不完善，導致了華爾街金融業與其他產業的對立，以及美國社會的撕裂。“佔領華爾街”運動隨之出現，並演變為全球性的風潮。
英國脫歐，以及美國特朗普政府的保護主義政策，正是這一動力機制的產物，也表明逆經濟全球化正從一種思潮變成建制化的安排。這一安排的焦點問題，正是就業以及與此相關的收入分配。事實上，美國特朗普政府所提出的“讓美國再次偉大”命題的主要政策可歸結為三項：一是反移民，通過設立隔離牆等措施阻止移民分食美國的就業機會；二是貿易保護，通過加徵關稅等措施防止美國就業機會繼續流向海外；三是再工業化，通過減稅等措施吸引外資——首先是美國資本——迴流，建立產業以創造就業機會。這些政策的出臺，從另一個角度凸顯了就業與收入分配在經濟全球化中的重要性。目前，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的就業與收入分配問題，已成為制約經濟全球化進一步發展的障礙，不嚴肅對待這一問題就不能遏制逆經濟全球化的逆風。
中國作為崛起中的大國必須面對這一問題，這是中國的國際責任。國際社會在討論中國崛起問題時，眼光一般聚焦於過去40年中國以接近兩位數的年均GDP增長，迅速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這個故事的另一面，則是中國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長。中國現行貧困線標準是以2011年2300元人民幣不變價為基準的，按這一不變價計價計算，2016年後貧困線現價標準是3000元人民幣（相當於前段時間聯合國公佈的人均一天1.25美元的國際貧困線標準，但仍低於聯合國目前規定的人均一天1.9美元的標準）。即使按中國現行的貧困線標準計算，40年前，中國人口的97.5%的人均年收入是達不到的。改革開放後中國居民的收入狀況大幅改善。2018年，低於現行貧困線標準的人口只有3000餘萬。如果2020年中國脫貧攻堅得以順利完成，中國將告別絕對貧困。中國的人均GDP已達到9700美元，按人均GDP的90%是人均收入的統計規律計算，中國的人均收入已接近9000美元，屬於中上等收入國家。佔世界人口1/5的國度脫離絕對貧困，走向共同富裕，不僅史無前例，而且為世界提供了可以想象的廣闊市場。
事實上，這可以從過去十年中國經濟的表現得到佐證。在“十二五”規劃中，中國政府提出“兩個翻番”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即2010~2020年，GDP翻一番，居民收入翻一番。統計數據顯示，自2009年以來，中國居民收入增長基本上與GDP增長保持同步，而以農民為代表的低收入階層的收入增長又快於GDP增長。若未來兩年中國的GDP增長保持在6.3%左右，並且居民收入增長仍與之保持同步的話，兩個翻番的目標是可以完成的。隨著居民收入的增長，中國的進口也在增長，中國國際收支經常項目順差佔GDP的比重由2007年的超過10%，下降到2018年的0.4%。中國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但卻是第一大貿易體，是眾多國家的出口目的地。可見，在糾正全球經濟失衡過程中，中國是表現最為出色的國家。
中國改革開放40年來居民收入的增長，揭示了“一帶一路”對經濟全球化的更深層次的含義。所謂“共享”，首先就是將中國日益擴大的市場開放為世界共享。這樣不僅可以遏制保護主義抬頭，而且可以讓包括髮達國家在內的其他國家搭上中國內需擴大的快車，實現擴大就業和提高居民收入的目標。所謂“共建”，既是與其他“一帶一路”國家共同建設包括軟基礎設施在內的經濟發展條件，也是在中國最落後和最貧困西部地區架起一條對外開放的橋樑，使其與其他國家一道，融入全球化，加快發展，共同提高收入水平。而“共享”“共建”自然會導致“共商”，政策溝通，民心相通，在尊重民生並惠及民生的前提下，塑造經濟全球化的新局面。正是由於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長，內需市場的擴大，2018年中國零售商品總額超過美國，一躍成為世界最大的消費市場。從這個意義上講，中美貿易之爭，由一般理解的市場之爭，實質上開始轉變為世界消費中心的轉移。這預示著隨著中國居民收入的持續提高，中國市場的持續擴大並與世界共享，中美貿易之爭不再是零和博弈，世界經濟治理會有更光明的前景出現。
展望未來，中國正以世界最大市場的面貌進入世界舞臺的中央，為經濟全球化注入新動能；並憑藉“共商、共建、共享”的東方理念，在上海合作組織和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中進行實踐，改善國際治理狀態。這標誌著發展中國家開始以全新的姿態參與並塑造世界秩序，二戰後形成的“中心”與“外圍”的格局正在發生歷史性的變化。而中國經濟以及中國居民收入的可持續增長，是上述變化過程的關鍵變量。因此，我們堅持改革開放，把國內的事情辦好，使中國經濟尤其是中國居民收入可持續增長，是應對逆經濟全球化的正確道路，是“一帶一路”的應有之義，也是崛起大國應當承擔的國際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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