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庆历六年九月，范仲淹应好友、巴陵郡太守滕子京之请，为重修岳阳楼而创作了一千古名篇《岳阳楼记》，里面“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影响千秋万世，至今仍然是读书人兼济天下精神的源泉。
范仲淹像
那么，宋朝为何能让读书人死心塌地效忠呢？笔者研究后发现，制定公平的科举国策，让寒门出贵子，这是宋朝能让读书人“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秘诀。
拿范仲淹自己来说，他在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参加科举考试，连三甲都没进入，只是以“朱说”之名登蔡齐榜，仅是考中乙科的第九十七名，只是因为他是“寒儒”，才最终得到照顾成为进士。他这才有机会从一个九品芝麻官——司理参军做起，一步步为民请命，最终宰执天下，开启了庆历新政。
宋朝的科举制度，相比较隋唐等朝代，彻底排除了门第高低对考试过程的影响，确立了“一决于文字”的公平原则，相当于今天统一高考“只看分数”录取，比较公平，这使得范仲淹、欧阳修等一大帮寒门子弟受益，登上历史舞台。
有学者对两《唐书》中830名进士的出身研究分析发现：“士族子弟高达71%，而寒素中进士第者仅占15.9%。”而宋朝，寒门进士占了多数。以宋理宗宝祜四年为例，这年的《登科录》，详细记载了这年中榜的601名进士的家庭情况：417人出身于平民家庭，184人出身于官宦家庭。
在宋朝，你如果出身豪门贵族，在科举中没有任何优势，反而是处于劣势。因为宋朝在科举考试中喜欢奖拔孤寒，对权贵子弟采取各种限制政策，比如，宋太祖下诏要求“食禄之家，有登第者，礼部具姓名以闻，令复试之。” 相当于给“食禄之家”的子弟多设了一道门槛。
因为宋朝的皇帝觉得权贵子弟不仅具有优越的经济条件，还有较为充裕的学习时间，而且朝中有人，了解礼仪，知晓时务，在科举考试中具有竞争优势。基于这样的考量，皇帝在同等成绩面前，一般会录取照顾贫寒士子。如雍熙二年(985年)，宰相李叻之子李宗谔等人殿试时“皆入上等”。宋太宗最终将他们都列为下等。
而且宋朝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那就是状元不一般不给贵族子弟。宋仁宗在位期间，一共举行了13次殿试，其中12位状元是平民出身。他在赐“新进士”的诗中说：“寒儒逢锦运，报国合何如?”意思是希望通过科考走入仕途的平民子弟能为国效力。
正是因为宋朝对寒门子弟的选拔，使得宋朝的读书人大多意气风发，往往政治上有理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文化上有创新——为往圣继绝学，道德上有追求——为万世开太平，诞生了很多的思想大家，晏殊、范仲淹、苏东坡、欧阳修、王安石……他们即便游山玩水，或被贬谪出京，想的念的都是人生和世事的大哲理，其“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精神在华夏大地浩然长存。所以国学大师陈寅恪如此评价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
所以说，今天国家提倡文化自信，要复振华夏民族之文化，则必须要让寒门子弟有晋升的通道，要有更多像高考一样的公平国策让“寒门出贵子”，要国人优先，培养出更多的贫困生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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