涩泽荣一被称作日本资本主义之父。不过，他的头脑里并没有资本主义的理论和思想，有的只是传统的儒教，尤其是行时多年的阳明学
日本新万元大钞上的涩泽荣一。
日本的万元大钞要换脸了，预定2024年发行，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下，打开近代经济之门的涩泽荣一上，又一张老脸。涩泽比福泽小六岁，两人都当过德川幕府末代将军的臣僚，明治维新后涩泽一度任职大藏省，而福泽始终是一介民间人士。
涩泽古稀之年，画西洋画的小山正太郎给他画了一幅静物为贺：线装本《论语》、算盘、高筒礼帽、朱鞘的刀。题记曰：“以论语为基础经营商事，执算盘说士道，非常之人，非常之事，非常之功。”涩泽本人做解说：刀表示他从小练剑术，懂武士道；礼帽表示他重视绅士的体面，有立世之心；《论语》和算盘表示他将生意的基础置于论语之上的信念。三岛中洲看了这幅画，特意为涩泽写了一篇“论语算盘说”。有云：画师知其一不知其二也。算盘与《论语》一而不二。男爵（涩泽六十岁受封男爵，八十岁晋升为子爵）曾对我说：世人分《论语》与算盘为二，此经济之所以不振也。今画师画其为二，非深知男爵之人。
三岛中洲是东宫侍讲，比涩泽荣一年长十岁，二人有深交。1908年把《道德经济合一说》小册子送给涩泽。涩泽说：余平生主张《论语》与算盘，意在使实业与《论语》一致。余尊信的三岛中洲先生也主张使《论语》与经济一致，可谓异曲同工。三岛破天荒在皇宫里讲解阳明学。他演讲道德经济合一说，开口便道：凡学问不出知行二字，由此想到合一说。做研究时，道德是道德，经济是经济，必须分开来解析，但实行的时候要为一。此说的出处是我半生尊奉的阳明学，乃知行合一的实际工夫。
三岛中洲与重野安绎、川田甕江并称明治汉学的三大文宗。他致信涩泽，说自己环顾世间，洋学盛行，汉学将绝，愤懑之余，为复兴汉学，也为了自活，用二百元退职金在家里自办小学舍，背水一战。办的是汉学塾，叫二松学舍，后来发展为二松学舍大学。三岛死后，涩泽任舍长（理事长）。
涩泽荣一生于1840年，时当江户时代末，开蒙养正的是《论语》等四书五经。尝试过推翻幕府，转身当上了德川庆喜的臣下。庆喜就任将军，派弟弟德川昭武去巴黎参加万国博览会。二十七岁的涩泽随行，游历欧洲，见识了资本主义，便拥有世界最先进的知识。庆喜把权力奉还天皇家，涩泽进明治政府大藏省为官。三四年后下海，率先或参与各行各业的兴办，并热心从事社会活动，被称作日本资本主义之父。不过，他的头脑里并没有资本主义的理论和思想，有的只是传统的儒教，尤其是行时多年的阳明学，经营的理念用《论语》倒也是自然而然。他说：发财的根源是什么？仁义道德。若非发财有道，那财富就根本不可能永续。比起出结果，尽自己的本分更重要。1916年把七十多岁时的演讲录付梓问世，即《论语与算盘》。年过八十，费三年之功抄写《论语》，又抄写《大学》。《论语》既是他的实业哲学，也是他的人生哲学。1931年去世。
《论语与算盘》与《孔门理财学》
忽然由《论语与算盘》联想到《孔门理财学》。这是陈焕章的论著，不曾捧读过，而是从鲁迅的文章里得知。鲁迅给台静农写信，言道：“或者我所便宜的，是我是中国人，靠着这‘中国’两个字罢，那么，与陈焕章在美国做《孔门理财学》而得博士无异了，自己也觉得好笑。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奖赏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
前几年诺贝尔文学奖终于给了中国人，好像真也被鲁迅不幸而言中。顺手把陈焕章拉来说事儿，在陈焕章已经被另眼看待的今天却也招人误会，不过，想想鲁迅的留日经验，似乎也不难理解。他所冷嘲的是一种现象，现在我们知道了陈焕章是不在其中的，但这种现象像阿Q一样仍活在中国人当中。以我浅薄的侨日经历，对鲁迅的想法也有戚戚焉。
鲁迅来到了日本，厌恶中国留学生，不是将脖子扭几扭，就是学跳舞，咚咚咚地响得震天，鲁迅从东京去了仙台。对某类同胞的厌恶，想来不少旅居国外的人都感受过，或许还在忍受着。而且，“我到仙台也颇受了这样的优待，不但学校不收学费，几个职员还为我的食宿操心”，对这种优待，他并不领情，因为那原因，“大概是物以稀为贵罢”。况且他心里更清楚，“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60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读《藤野先生》，总觉得鲁迅对藤野先生格外优待于他，并不愿接受，于是就捧入云端，须仰视才见——“他的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
我也遭受过格外优待。例如赴宴，对于初到日本的我来说，冷餐会是新鲜事物，而且满桌的异味佳肴，AA制，却慨然少收中国人的钱，有时还免费。即便是善意的优待，也隐隐变成了嗟来之食，味同嚼蜡。当然自有人踊跃而来，甚至还叫上朋友，混迹其间吃一顿。虽然我们说日本人民也是军国主义受害者，但总有其民喜欢做政客状，为侵略道歉，便有中国人大大咧咧替中国受之，酒也就喝得不客气。渡日读博，题目是中国，有的也不免让人觉得有取巧之心。起码看中国资料是不用翻译的，事半功倍，还帮得上导师，便于拿学位。莫非鲁迅年代也如此，以致他以为陈焕章在美国做《孔门理财学》而得博士也是靠着这中国两个字无异了。在日本以中国为题却也有特殊原因，那就是研究中国的先生多如牛毛，毛有牛头的，也有牛尾的。
《藤野先生》作于1926年10月，给台静农写信是1927年9月，藤野先生的影子还在他心底隐现也说不定。陈焕章说：“日本政治革新的发动者不是基督徒，而是儒生，甚至仅仅是孔教的一个分支——王（守仁）学，就足以使日本转型为现代日本，为什么整个儒家倒不能使中国现代化？”日本明治维新以前叫王学，维新后称作阳明学。那时转型为近代日本，译作现代化给人的感觉未免太现代。日本近代化成功的要因在于阳明学，当然都要跟具体实践相结合。对于鲁迅来说，这种见解是日本史常识，他读到也不会惊诧。
从书名来看，《论语与算盘》是一般读物，《孔门理财学》是学术专著。这两本书几乎同时分别在日本和美国出版，百余年过去，都翻译到中国来，估计读前者的人多，读后者的人少。看书上涩泽荣一的照片，觉得那面相有点像我国的玻璃大王曹德旺，不知他读过《论语》没有。
李长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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