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古為齊魯之地，13世紀蒙古人入主中原，首先經略的地區就包括山東、河南、河北等。元朝時期，山東歸中書省管轄。解放後，山東有五十多個少數民族。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山東省蒙古族人口23743人。蒙古聖主成吉思汗當年邀請山東全真道教掌門人丘處機(1148 ～ 1227年）遠赴西域探討天下大事，兩人建立了密切的個人關係，因此被成吉思汗所敬重。元世祖忽必烈時，追封其為 “長春演道主教真人”。元朝時期，大量蒙古軍士和官員移住山東，因此蒙古人和山東結下了不解之緣。
目前，山東的蒙古族同胞分三支：一是臨淄區劉營蒙古村，系山東省乃至華東唯一的蒙古族聚居村。二是 牟平區姜格莊鎮北頭村“都”姓蒙古族。三是山東省鄄城縣梁屯鄉蘇老家村蘇氏蒙古族。
臨淄區劉營蒙古村，座落於淄河東岸，系我省乃至華東唯一的蒙古族聚居村。其歷史淵源由來已久。
宋末元初，元世祖忽必烈在建立元朝的征戰中，派遣軍隊到中原各地駐防。有個名曰五公的蒙古軍鎮撫，駐守在齊國故都臨淄附近，他同漢族姑娘結婚，生兒育女，沒有再回大草原，並世代在此居住，歷時600餘年，逐步形成了臨淄劉家營蒙古村。現在，該村共有人口1079人，其中蒙古族844人。
在中華歷史的長河裡，臨淄劉家營蒙古村伴著時代的風雨，演繹出了許多可歌可泣的動人故事。這些“斡羅那歹”人的後裔們，用自己的血和淚，書寫了一部令人回味無窮的臨淄蒙古族青史。
關於斡羅那歹人的歷史淵源，據《元朝秘史》記載：這是一個古老的蒙古氏族。從傳說的蒙古族開始，到18代時，有個名叫抄真斡兒帖該的，生有六子，長子叫斡羅納兒。後來，斡羅納兒的子孫即以斡羅納兒為姓氏，也叫斡羅那兒臺，即後來的斡羅那歹。這是個活躍在呼倫貝爾大草原上的遊牧部落。成吉思汗在創業建國時，斡羅那歹氏族中不少人都立了戰功。元朝建立後，斡羅那歹氏族的蒙古軍役，隨軍隊到山東駐防，有的則派駐到臨淄，五公便是其中的一個。公元1262年，（元世族中統三年）漢族將官李叛元，他指揮軍隊到處捕殺蒙古駐軍，益都城被李攻戰，後人據濟南，這就是劉家營村元朝墓碑上說的“李侯兵革”。李叛元時，臨淄蒙古駐軍毫無準備，結果五公等蒙古軍投因寡不敵眾，被李軍隊俘虜。當時，李兵命五公跪下，五公日：“我上為國家出力，豈能跪汝乎。李兵大怒，揮刀欲擊其脛，五公最終沒有屈服。李見狀，念其勇而忠孝，喝令刀下留人；五公刀下餘生，遂趁亂設法逃回自己的兵營。李入居濟南後，被蒙古軍捕殺在大明湖內。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元朝為進駐中原的蒙古兵，每軍下令撥賜草場地七頃，以飼馬練兵。這時，五公已是資深軍士，並在當地擇偶娶一個漢族的百姓姑娘為妻。婚後，夫妻和睦相處，漢族妻子一連為他生了四個兒子，分別名曰：捏可羅、艾也赤、僧住、忽都。至元三十年，（公元1293年），五公因忠於職守，勤於公務，累有功勳，被耀升為駐軍鎮撫。並老死於任上。至元二十八年（公元1368年），元朝結束，明朝建立。
時過境遷，斗轉星移，世事滄桑。五公的後世在漢族聚居地區終於頑強地生存下來。五公居住的蒙古包，演變為幾間茅舍；後來，演變為一個蒙古族村落。初名留下營，後稱劉下營，清末改稱劉家營。五公的後代子孫，前五世為蒙古族姓氏，此時為元朝中期和末期。到第六世時，已是明朝初年，為避免受歧視和迫害，五公後代們以留下營的“留”字的諧音，全村改姓劉，自此直至今天。
全國解放後，劉營村的蒙古族獲得了新生，他們和當地漢族一樣，在共產黨的英明領導下，大踏步地度過了土地改革，互助組，合作化，人民公社等歷史時期。
1964年，我國進行了第一次人口普查。根據這次人口普查的要求，其中一項要填寫民族成份，此時，劉營村的蒙古族，已度過元、明、清、民國、新中國五個朝代，現在普查人口，依然登記“漢族”呢？還是填寫“蒙古族”。幾個輩份較高的蒙古族老人，深感責任重大，他們同黨支部書記劉相仁商議之後，決定恢復歷史真面目，填寫“蒙古族”。就這樣，劉營村的全體蒙古族同胞，在這次人口普查中，都鄭重地填寫了“蒙古族”。
正當他們積極向政府反映劉營村蒙古族的歷史淵源時，一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劉營村恢復蒙古族成份的事兒，便被擱置下來。粉碎“四人幫”後，黨中央強調加強民族團結，發展民族經濟。劉營村劉順昌、劉炳坤、劉炳符、劉炳林等幾個輩份較高的蒙古族老人又商議起恢復民族成份之事，經支部村委同意後，逐級作了反映。1980年，經民族工作部門考察論證後，山東省人民政府專門下達了恢復劉營村蒙古族村民本民族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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