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件爆發後，社會上很多有識之士開始意識到情況的嚴重性，於是便有了故宮文物南遷的計劃。
1932年，當時的故宮博物院院長易培基向政府提出了提議，隨後關於此事的議會緊急被召開，結果贊成和反對的票數居然基本持平。
反對者的理由是，東三省淪陷，整個華北地區局勢動盪不安，北平是華北乃至整個中國的政治文化名城，此時如果將文物運出，給人的感覺就是要棄城逃跑，會動搖軍心，會引起不必要的恐慌，不利於全民抗戰。而且都國難當頭了，難道人民和領土不比這些個文物重要？
而贊成者卻認為，國土丟了還有收回的那一天，可文物被毀了就是永遠不存在了，中華民族的文化損失是無法估量的，自己會成為千古罪人的。圓明園被燒就是個活生生的例子。
隨後，議題的內容被傳到了社會上，更是激起了更大的浪花。
當時北平的社會各界人士包括普通百姓，大部分都還是反對態度的。其實這也很好理解，他們是怕自己被政府給拋棄了，所以希望能取消文物南遷的計劃，橫下心來，以破釜沉舟的決心與敵人鬥爭到底。
這其中就有魯迅和胡適等人。
魯迅針對此事還專門做了一首詩以此來諷刺，“闊人已乘文化去，此地空餘文化城。文化一去不復返，古城千載冷清清。”以旁觀者的角度來看，魯迅的這個觀點有點過於偏激了。
至於胡適反對的理由倒有幾分道理，他認為：一來，在國際友人的監督下，未必有人敢去破壞這些文物；二來，故宮文物數量巨大，南遷不是一件小事，萬一出個意外誰來擔這個責任？三來，當時的南京和上海都沒有合適的地方存放如此海量的文物，不到萬不得已，不要輕舉妄動。
但這第一點不咋地，日軍是侵略者啊，是強盜啊，還指望他們能在所謂的“國際友人”的監督下行事？
反正當時整個社會上反對文物南遷的口號絕對是一潮高過一潮，最後大家都紛紛上街遊行抗議，甚至還有人恐嚇說，如果政府真要這麼做，那他們就要在各個交通要道上裝炸藥，管你文物還是押送人員，讓你們全都去見閻王。
後來，高層又召開了一次會議研究當前形勢下該如何保護故宮文物的辦法，最終會議通過了三項決議，可第一項就讓人哭笑不得：“各委員簽字，呈請中央拍賣故宮古物，購飛機500架。”
拍賣文物，也虧他們想得出來。
易培基急得實在束手無策，最後只好請張學良出面幫忙，最終拍賣文物這一論調才被壓了下去。
一年之後，日軍進入了山海關，局勢日益惡化起來，政府反覆權衡其中的利弊，最終還是拍板決定了文物南遷的計劃，隨後公開表態說：
故宮文物是我們數千年來的文化結晶，被毀一件就少一件。人民留在北平可以協助政府抵禦日寇，可文物留下來就只有被掠奪被毀滅的可能性。國家亡了還有復國之日，可文化一旦亡了，那就是真的亡了，無法補救。
就這樣，文物南遷工作才得以順利展開，大量的文物被分批南遷到了上海，之後南京，成都，最後有部分留在了臺北。
但不管怎麼說，此次文物南遷最終還是得以實現了，否則的話損失怕真是無法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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