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物：《從法羅爾寶藏看阿姆河文明與早期中西文化交流》

從法羅爾寶藏看阿姆河文明與早期中西文化交流

原創：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郭物 絲綢之路考古 9月24日

阿富汗國家寶藏展，因其獨特的歷史、考古、藝術價值，以及坎坷的經歷，可能是世界上迄今最特殊的一個明星展覽。所有展陳文物均出土於1979年蘇聯入侵阿富汗以前。1996年內戰期間因藏於喀布爾中央銀行大樓下的秘密金庫中而得以倖存，並於2003年重現天日。由於安全的原因，這些文物面臨搶劫毀壞的危險，無法存放在阿富汗，於是由專家精心選出231件（套）重要文物在世界各地進行保護性巡展。自2006年10月起，法國、意大利、荷蘭、美國、加拿大、德國、英國、澳大利亞、日本和韓國等國家的20多家博物館先後展出了這批珍寶。2017年3月起，開始在中國巡展，首站是北京的故宮博物院。2017年6月這批文物結束在故宮博物院的展覽之後，本來應該繼續出國巡展，但因為一些特殊原因，原定的計劃被取消了。為了避免這些全人類的文化遺產因安全問題或文物保護條件問題遭受損失，國家文物局與故宮博物院協商，決定讓文物暫存故宮博物院，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與阿富汗駐華使館等部門接觸，探討在華巡展來保護文物的可能性。此後，由北京鑑鍾文化傳播有限公司（黃山美術社北京分公司）承辦這個展覽，中國敦煌研究院首先在“絲綢之路（敦煌）國際文化博覽會”期間舉辦了該展。中國文物交流中心與國內多家文博機構聯繫，希望用在中國巡展的方式，守護這批人類的文化遺產。之後在成都市博物館、鄭州市博物館、深圳南山博物館、湖南省博物館、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等成功巡展，這一系列的巡展生動體現了新時代中國文博界的文化擔當和人民群眾對絲路瑰寶的熱愛。

展品按四個出土地點，即法羅爾丘地、阿伊哈努姆古城、蒂拉丘地和貝格拉姆古城劃分成四個單元，其中還包含一件出土於巴爾赫的科林斯柱頭，因此，是五個地點的文物。分別展示了青銅時代、希臘化時期、月氏人入侵至貴霜王朝建立之前、貴霜王朝四個歷史時期的珍貴文化遺產，時間跨度大約2300年左右，是古代多元文明互融交匯的見證，充分體現了阿富汗在歷史上作為歐亞之心、文明十字路口的區域特點。

這個展覽的第一單元是法羅爾丘地的文物，“法羅爾（Fullol）”一詞來自於距離這個窖藏最近的一個村子，位於阿富汗東北部的巴格蘭省（Baghlan Province），其東部的巴達赫尚省（Badakhshan Province）就是世界著名的藍色礦物青金石的產地：Sar-i Sang山谷。本文將聚焦法羅爾丘地發現的寶藏，介紹這批珍貴文物所代表的阿姆河文明，以及通過這個文明，早期中國同印度河文明、兩河流域文明等可能存在的文化關係。

一

1966年7月5日，阿富汗巴格蘭省法羅爾村農民在距離村子2公里遠的山間通道附近翻土肥田，意外挖出這些文物。村民為了均分，曾把這些金銀器分割開。政府人員聞訊後到現場收繳文物，一共收回了5件金質和12件銀質容器及殘片。並把它們交託給了喀布爾博物館的Wardak。之後，美國考古學家Louis Dupree1、意大利學者Maurizio Tosi2和荷蘭學者Eric Olijdam3先後撰文進行過討論，初步揭示了器物及紋飾所體現的多元文化因素。

這次展出的三件相對比較完整的金盃分別是該窖藏中的公牛紋金盃（編為4號）、幾何紋金盃（編為1號）和公豬紋金盃（編為5號）器物，此外還有一些殘片。

如同很多徵集的珍貴文物一樣，由於盜掘者有意的保密和誤導，有關出土的具體位置迄今尚不能確認。最早發表文章的Dupree稱其為Khosh Tapa，認為該地點在巴格蘭的東北方。喀布爾博物館的Wardak曾在謠傳的發現地挖了兩條探溝。只是發現了一具損毀嚴重的骷髏，頭朝著北方屈身躺著。Wardak與Tosi撰文，稱其為法羅爾窖藏，認為在巴格蘭的南部。二人在文章中都提到，地點是聽當地村民所說，且不能排除當地村民所述有誤，甚至存在為了以後更多的利益而將考古工作者引向一個錯誤地點的可能性。其次，有關器物收集的時間、土丘的高度、探溝中所發現的墓葬墓主的葬式、墓葬與灰層的位置關係等等問題，在Dupree和Tosi的兩篇文章中的描述都不盡相同。正因如此，並考慮到阿富汗在20世紀70年代猖獗的非法盜掘活動，Olijdam甚至懷疑，這些器物很可能並不是出於“某一個”窖藏，而是集合了當時該地區多個不同地點非法盜掘出土的金銀器，因此其風格和年代都需要分別分析，而不能簡單地將其視為一體。

具體而言，4號器物的公牛有著誇張的長鬍子，耳朵部位有葉子形的裝飾，身上還有心形的紋飾。Dupree認為其與伊朗蘇薩遺址（Susa）出土器物的裝飾類似，和伊朗西北部Marlik出土的金碗也有相似之處，年代可追溯至公元前2千紀。而牛尾巴的樣式則具有印度河谷的風格。Tosi則認為其耳朵上的葉子裝飾很可能與某種儀式活動有關。8號器物上的公牛風格與眾不同，兩個相對的牛之間是一個土丘（或許是一堆草料）。7號器物上描繪著兩組六隻相背的公牛。Tosi認為其風格雖很獨特，但原型可能還是來源於兩河流域的北部地區，但也不能排除其來源於克里特島米諾斯文明的可能性。但在Dupree的眼中，這兩種牛的形象可能和印度風格有著更密切的關係，很可能是伊朗風格印度化的結果（圖1）。

圖1 法羅爾丘地出土裝飾牛紋的器物

豬的形象見於一件金盃（5號）和一件銀碗（9號）。5號器物上的公豬面對著一棵樹。Olijdam認為這種公豬面對著樹的構圖是受到公元前13世紀亞述中期藝術啟發而形成的巴克特里亞風格。Dupree認為這是一棵生命樹，而公豬的形象來源於伊朗。Tosi指出公豬的形象在錫斯坦（Sistan）地區史前時期比較常見（圖2）。

圖2 法羅爾丘地出土裝飾豬紋的器物

幾何紋金盃（編為1號）為幾何紋，這種紋飾比較流行，在巴克特利亞發現的一件銀器上也有。除了這次展覽中可以看到的這三類紋飾之外，法羅爾窖藏中的動物形紋飾還包括蛇和鳥（2號）、鹿（12號），並有一定數量的素面器物（3、13、14、17號）。Tosi認為類似風格的蛇在伊朗的蘇薩和Sialk遺址都發現過，其年代都在公元前3千紀（圖3）。4

圖3 法羅爾丘地幾何紋及蛇紋、鳥紋的金器

二

發現法羅爾寶藏的那個時期，在阿富汗可作為考古參考材料的物品基本都來自於位於阿富汗西部坎大哈地區的蒙迪加克（Mundigak），這個古代城市佔地大約50公傾，擁有大批各具特色的紀念性建築工事和大量的防禦城牆。5 另外是與蒙迪加克黃金時期文化密切相關的城鎮，即位於伊朗錫斯坦的沙赫裡索克塔（Shahr-i Sokhta），遺址靠近阿富汗邊境的赫爾曼德河三角洲，佔地大約100公頃，時代為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2500年（圖4）。6

在蒙迪加克和沙赫裡索克塔的作坊裡面均發現了珍貴的打磨器以及經過粗加工的青金石的遺存，這為了解早期青金石開採、異地加工和遠程貿易提供了證據。負責發掘的Tosi提出這兩座大型遺址應該作為赫爾曼德文化(Helmand culture)的構成部分而彼此關聯，該文明之中的貿易和行政活動清楚地表明瞭它們在公元前四千年末期至公元前三千年中期在原始埃蘭、伊朗中南部、俾路支斯坦和印度河谷之間的接觸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7

由於當時巴克特利亞地區還沒有充分的可對比研究資料，因此，如前所述，法羅爾丘地發現的這批器物甚至被認為來自不同的地方，年代也有很大差別，對其性質的認識也不夠深入。

進入二十世紀七十、八十年代，在土庫曼斯坦卡拉庫姆沙漠穆爾加布河流域有了託格洛克(Togolok)和古諾爾（Gonur）遺址一系列的考古發現，加上巴克特利亞地區的考古發現，比如阿富汗達施裡（Dashli），烏茲別克斯坦的薩帕利（Sappali）8和賈爾庫坦（Djakutan）遺址，人們漸漸認識到，法羅爾丘地的文物可能屬於阿姆河中上游地區一個建立於綠洲城市群之上非常發達的城市文明，其繁榮的時代大致與中國夏代相當（圖4）。1982年，K.R.Maxwell-Hyslop討論了法羅爾丘地發現的文物，他最先將法羅爾丘地的器皿與阿姆河流域公元前三千年末期到公元前兩千年初期的一系列發現聯繫起來。

圖4 相關遺址位置示意圖

這個文明集中分佈於土庫曼斯坦的馬爾吉亞納和阿富汗北部的巴克特利亞，因此，俄羅斯考古學家薩瑞阿尼迪（Sarianidi V. I.）稱其為“Bactria-Margiana Archaeological Complex”，簡寫為BMAC，意思是“巴克特利亞-馬爾吉亞納考古共同體”。法國考古學家Henri-Paul Francfort稱其為“奧克索斯文明（the Oxus Civilization）”，推測這個文明可能就是兩河流域楔形文字記載的“Markhashi”。9奧克索斯就是中國文獻中的烏滸河，烏滸河即現在的阿姆河，因此我們下面都稱其為“阿姆河文明”。

中亞地區的文化有自己的發展歷程，但其中有不少的外來因素，主要是來自西亞、小亞地區。土庫曼斯坦的科佩特達格山脈北麓是中亞史前文化及文明的搖籃，新石器時代以哲通文化(Djeitun)為代表，銅石並用時代則是安諾文化（Anau）以及納馬茲加I-III期文化(Namazga)。在青銅時代初期，考古學家發現了早期城市化的跡象，其中納馬茲加IV-V期文化（公元前2500-前1900）出現了中亞早期的綠洲城市文明。稍晚，東部的阿姆河文明在其基礎上發展起來（圖4）。

根據倫福儒的標準，如果考古材料能證明一個古代社會具有社會分層，專業化生產，建立在宮殿神廟或者城市之上的長久性的中心組織，就可以認為是文明。10　阿姆河文明雖然沒有發現文字，但的確是一個高度發達的城市文明，時代大致為公元前2300/2200至公元前1500/1350年，可以分為三個時期。也有的學者認為時代約從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前750年。分為四個時期：科萊利時期（Kelleli）為公元前2000-前1500，古諾爾時期(Gonur)為公元前1500-前1250年，託格洛克時期(Togolok)為公元前1250-前1000年，塔赫拜時期(Takhirbai)為公元前1000-前750年。總的說，穆爾加布河流域馬爾吉亞納地區開始的時間要早一些，巴克特利亞地區晚一些。法羅爾丘地的發現時代可能為公元前2000年至前1800年，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巴克特利亞地區早期階段的文化面貌。

阿姆河文明強盛時，西界為伊朗東部的Nishapur地區和錫斯坦的Nad-i Ali；東南邊界在俾路支斯坦的Mehrgarh和 Nausharo；東北方向以阿富汗的Shortughai為界。11

圖五 古諾爾城址發掘現場、平面及復原圖

在馬爾吉亞納和巴克特利亞存在著一套具有完整網絡的定居點，其中有些定居點的規模甚至超過了40公頃，它們是被圍牆所包圍的城市，在其周邊的墓地，出土了大量未被盜取的墓葬品。城堡一般平面呈方形，外有圍牆，重要的城市呈現三重城格局，有三層城牆。城市佈局複雜，有對稱規劃的建築群。根據一些建築結構的底層遺蹟現象可以解讀為宮殿或者宗廟建築（圖5）。有發達的青銅冶煉技術，金、銀器加工技術比較先進，青金石、紅玉髓為主的寶石加工和貿易比較突出。日曬土坯、石權杖頭、寶石鑲嵌裝飾物、青銅短劍、青銅管銎斧、鏤空銅印章等是其典型的文化特徵（圖6、圖7、圖9）。託格洛克(Togolok)21號遺址還發現鐵器。古諾爾遺址出現了後世瑣羅亞斯德教的一些因素。12

圖6 古諾爾墓葬發現的器物

圖7 巴克特利亞發現的阿姆河文明的文物

阿姆河文明的經濟除了農業外，輔以狩獵和漁業，除了大麥、小麥、豆類和粟外，還種植李子樹、杏子樹和葡萄，飼養牛、羊、駱駝和驢。用牛和驢來拉車，耕作方式是二牛抬槓（圖8）。根據古諾爾墓地殘存的資料，男女墓葬之別比較明顯，反映在兩套不同的隨葬品。85.4%屬於洞室墓，10.54%屬於豎穴土坑墓，土坯砌四壁墓佔2.13%，規模較大複雜的土坯砌墓室的墓佔1.9%。7.43%為燒過的土坑墓，另外還有無骨架的墓葬等。社會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層，精英佔5%左右，富人佔75%左右，窮人佔20%左右。13 高等級的墓葬隨葬大量的青銅器、人偶、象牙器、費昂斯器等，比如2900號墓（圖9）。有的高等級的墓葬中發現有殉馬，缺少頭、臀部和馬尾（圖10）。一座高等級的王家墓葬(3200號墓)中,隨葬四輪板輪車，車輪外包有6塊青銅輪牙，墓裡還葬有駱駝、狗和馬，其中年青的馬的骨骼不在解剖位置（圖10）。14

圖8 巴克特利亞發現銀盃上的勞動場面

圖9 古諾爾墓地2900號墓出土器物

圖10 古諾爾墓地2380號墓殉馬及3200號墓板輪青銅輪牙

三

阿姆河文明的來源非常複雜。阿姆河文明最重要的源頭是前述西部的納馬茲加四-五期文化，比如有相似的陶器等。15其次是埃蘭文化，比如頂部有立像的管銎斧、帶人形像柄的銅鏡、束腰形的滑石柱、針、穿蘇美爾和埃蘭毛織連衣裙的女性人形雕像（圖6、8、9）。16還有薩瑞阿尼迪強調指出的來自小亞的影響，比如鷹頭人身的一人雙獸形象和勇士翻越公牛的運動形象等證據（圖11），比如，有的圓形透雕印章上表現的一人雙獸主題可以追溯到土耳其新石器時代的加泰土丘的分娩女神雙獅塑像、埃及公元前3685年的Hierakonpolis100號壁畫墓的彩畫和兩河流域的古代文明。17古諾爾墓葬的發現顯示阿姆河文明與東伊朗、埃蘭、兩河流域北部、小亞在文化上有不同程度的相似性，和納馬茲加四-五期文化缺少共同性。古諾爾遺址及墓葬出土的印章、短劍、人偶以及珠寶飾品所反映的寶石鑲嵌技術與西亞、小亞的類似(圖6、9)。這種聯繫不單是文化上的影響，而且有人群的遷徙，他們不但帶來新的器物，還帶來了新的思想和信仰，印章上的紋飾能充分說明這一點。18在土庫曼斯坦的古諾爾遺址，薩瑞阿尼迪發現了美索不達米亞文明烏爾王朝三期風格的圓柱體印章，而該印章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三千年的末期。這次展出法羅爾丘地的金碗上有大鬍子牛的形象，顯示了和兩河文明藝術的聯繫。西南亞方向的文化和人群的來源同樣也是非常明顯的。19應當說，小亞、西亞和整個西南亞都和這個文化的起源有密切的關係。

圖11 小亞、西亞和中亞發現的鷹頭人身的一人雙獸形象和勇士翻越公牛的運動形象

阿姆河上游及其周圍地區盛產黃金、白銀、瑪瑙、綠松石、錫、青金石，青金石尤為獨特，很早就被兩河流域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河文明納入其陸路和海路商貿聯絡的版圖內。同時和周圍的東部伊朗、西南伊朗、俾路支等都有密切的關係。

公元前2500年左右，兩河流域商路發生轉變，貿易重心由陸路轉向海路，即由北路轉向南路。蘇美爾中止了途經伊朗高原直通阿富汗的陸路貿易，轉向波斯灣到印度洋和阿富汗的海路貿易。從這一時期開始，楔形文字文獻中出現了三個有機組合的異域地名（圖4）：狄勒蒙（Dilmun，大致相當於巴林和科威特菲拉卡島）、馬乾(Magan,大致相當於阿曼)和麥魯哈（Meluhha）。

麥魯哈指印度河流域沿岸，大致相當於巴基斯坦的俾路支省、信德省沿海以及印度西北部的古吉拉特邦沿海。該地富產黑檀木、黃檀木等優質木材，黃金、瑪瑙、紅玉髓等礦產，孔雀、黑鷓鴣等鳥類，以及象牙等。在公元前2300年，阿卡德的薩爾貢關於來自麥魯哈、馬乾和狄勒蒙船隻的報道眾所周知。美索不達米亞的泥板文書同時也記載薩爾貢繼任者的遠征軍一直到達了麥魯哈的邊界。從公元前三千紀的文本記錄中，特別是那些關於公元前2100年統治者Gueda的記錄，記載了在拉格什的城市的改良工事中關於來自麥魯哈的瑪瑙、銅、銀、金、青金石和其他有價值的木料的使用情況。兩河流域的居民可能不曾抵達麥魯哈，但麥魯哈人肯定到過狄勒蒙和兩河流域。阿卡德王薩爾貢曾經炫耀說：麥魯哈的船隻停泊在阿卡德城。阿卡德時期的一枚圓筒印章表明，其持有者是“麥魯哈的翻譯人員”。阿卡德王朝和烏爾第三王朝文獻中大量記載了波斯灣貿易中的各種貨物和商人信息。烏爾第三王朝拉伽什行省有一個“麥魯哈村”，村民是定居在兩河流域的麥魯哈移民，他們已經與本地人完全融合。20

阿姆河文明西南部和馬乾相鄰，南部與麥魯哈接壤，由於控制了青金石21、錫等特殊資源，因此，具有較強的文化輻射力，在伊朗、黎凡特地區、南亞地區和歐亞草原均能發現其文化影響的痕跡。22

法羅爾丘地出土的飾有代表著山上有一顆樹木圖形的黃金高腳杯上所刻有的野豬主題也發現於在土庫曼斯坦古諾爾墓地出土的一個銀製花瓶之上。這個花瓶上出現的各式動物中的某些動物也可以與法羅爾丘地出土的器皿之上的那些裝飾動物做比較。它們是以山上有一棵樹木所象徵的景觀為背景而展現的。23

阿姆河文明在東以及東南方向與印度河文明相鄰，文化上必然有很多聯繫。從公元前2200年到公元前1800年，阿姆河文明擴張到了印度河河谷的西部。24在Nausharo和Mehrgarh附近以及其他遺址所發現的藝術品上表現出與阿姆河文明的密切關係，但與此同時它們也能與帶有印度河文明特點的物品所關聯。25總之，這樣的發現還有很多，比如還有Kulli、Mehi、The Quetta Treasury、Sibri、Gudar-i Shah、Ahar Banas Sites等(圖4)，除了器物及裝飾相似外，還有葬俗、建築特點等。另一方面，在古諾爾遺址宮殿和神廟區發現一枚刻有印度河文明銘文的印章，上面以大象為主題紋樣。26另外阿姆河文明的遺址及墓葬中發現很多象牙製品和紅玉髓珠，這些文物均顯示了阿姆河文明中印度河文明的因素（圖6、7、9）。因此現在可以認為在公元前2200年到公元前1900年期間，這兩組不同文化背景的文明顯然曾經在印度河河谷西部邊境共同生存，而且在居址、葬俗、個人器物、裝飾主題方面共享著一些根源於公元前第四千紀所產生的思想意識。27

阿姆河文明也影響到北方的歐亞草原，甚至遠及烏拉爾及南部地區。281992年，古諾爾南部建築500號房屋發現製作豪麻的跡象，而且發現一件分佈於裡海附近的Tazabagyab culture文化的容器。發掘者推測後來製造豪麻的塞人可能是從阿姆河文明定居人群學會使用豪麻的，瑣羅亞斯特本人可能也是所謂的塞人的後代。29哈薩克斯坦北部的辛塔什塔聚落髮現了來自阿富汗的青金石。其東北邊界已到撒馬爾罕附近的Dzham，這裡發現阿姆河文明的陶器、銅鏡、帶鹿形象的針、也發現與安德羅諾沃文化相似的雙面斧頭、雙翼箭鏃、手鐲、珠子、喇叭形的耳環。顯示了阿姆河綠洲城市文明與草原文化在邊界地區的雜糅現象。塔吉克斯坦西部的設拉子模（Sarazm）在公元前三千紀時，是一個青金石、綠松石、瑪瑙的加工中心，和伊朗的錫斯坦和巴基斯坦的俾路支保持著密切的貿易聯繫。30在中亞澤拉夫善河上游設拉子東一公里的Zardcha-Khalifa發現一個墓葬，出土了青銅的棒狀馬銜，立體馬造型首的青銅簪子，帶刺的牌式骨馬鑣和辛塔什塔文化的非常接近，從陶器看，屬於阿姆河文明的薩帕利文化類型。31 墓主可能是從北方遷徙到中亞的人，他獲得很多阿姆河文明的器物。這個例子和在古諾爾遺址北發現的具有北方草原文化特點的有紡織物印紋的陶片和作為犧牲的馬駒，以及喀爾納布發現阿巴舍沃文化的陶片相似，說明北方草原和中亞南部綠洲城市文明的接觸。32

四

公元前第三千紀的後半期至公元前第二千紀早期，世界四大文明古國突飛猛進。除此以外，歐亞大陸中、東部靠北，相對比較邊緣的區域，也出現了幾個社會飛躍發展的中心，這些中心都出現一些新的技術、新的思想，社會發展躍上一個新的臺階。除了阿姆河文明，還有烏拉爾山東南麓前草原上的辛塔什塔文化、南西伯利亞的奧庫涅夫文化、阿爾泰山與天山之間的切木爾切克文化、甘青地區的齊家文化、陝西北部的石峁遺址、山西南部的陶寺遺址、內蒙古東南部的夏家店下層文化等。

根據迄今的考古發現，這些看似彼此遙遠的文明古國以及文化中心可能通過歐亞草原存在著直接和間接的互動關係。中亞的有些文化因素，比如馴化黃牛和綿羊、日曬土坯、權杖頭、短劍、青銅管銎斧、大麥和小麥等在新疆，乃至甘肅、青海以及中原地區的文化中都有發現。這些因素可能通過歐亞草原傳入，但也可能來自西亞、中亞。很多中外學者推測中國發現的青銅管銎斧和劍可能來自西亞。33

有學者認為，齊家文化和二里頭文化中可能存在一些來自中亞地區的文化因素。34也有學者推測中國早期的爵、觚形銅器和伊朗發現的有些銅器可能存在關係（圖12）。35科勒主編的《青銅時代的中亞文明》導言中的一段話說：“現今材料雖不足以下定論，但卻表明早在公元前3千紀土庫曼斯坦南部‘中亞型’食物生產型文化就傳播到了中國新疆邊境地區，而且可能是為了在兩個中亞文化區域之間交換絲綢、金屬提供背景”。36

分佈於阿姆河兩岸的肖圖蓋（Shortughai）遺址值得重視，其時代為公元前2200-前2000年，被認為是阿姆河文明的東北界，也是印度河哈拉帕文明在這個地區的殖民地。考古發現，前述麥魯哈不僅直接出口本地物產，而且通過肖圖蓋，壟斷阿姆河文明區出產的青金石和錫礦資源，並將其運輸至兩河流域。阿富汗的青金石資源由原先全部途經伊朗高原到兩河流域，轉而大量途經印度洋、波斯灣到達兩河流域。另一方面，印度洋的貝殼也可以比較順暢地運送到這裡，印度洋沿岸輸入中亞的海貝為我們認識中國北方和中原發現的早期同類海貝提供了重要線索。37

另外，產自印度河河口古吉拉特邦地區的紅玉髓珠以及蝕花紅玉髓珠可能也沿著這條道路傳入中亞和中國西北，其技術一直傳至中原腹地，成為中國商周時期除玉以外，重要的紅色珠飾。38在新疆伊犁哈薩克自治州昭蘇縣卡拉蘇鄉和額敏縣庫爾布拉克布拉特村，一共發現了29顆印度河谷時期蝕花紅玉髓珠，也稱一期蝕花紅玉髓珠（公元前2600-前1900年），其中鼓型蝕花紅玉髓珠15顆，細管型蝕花紅玉髓珠14顆。昭蘇縣卡拉蘇鄉出土的三串珠子中，還有7枚青金石材質的蒼蠅型珠墜。這種青金石的蒼蠅型珠墜，目前沒有在印度河谷文明的遺址中發現，只在兩河文明烏爾王陵早期墓葬中出土了4枚。有學者指出，這些珠飾特徵明確，而且有同時代的組合，雖然存在後世舊物利用的可能，但更有可能是早期文化通過肖圖蓋這些中介交流的結果。39另外，新疆溫泉縣阿敦喬魯和烏魯木齊薩恩薩伊墓地發現公元前第二千紀前半期的費昂斯製品，和西亞、中亞有一定關係。40可以認為，印度、西亞高價值的小件器物已經通過中亞的人群輾轉傳播進入新疆，阿姆河文明在其中可能扮演了關鍵作用。石峁城址以皇城臺遺址為核心的三重城牆佈局與西亞、中亞的城址佈局比較接近，臺基立面等建築特徵帶有西部城市建築的特點。中國現在已經發現了商代的印章，土庫曼斯坦安諾遺址出土了一枚印章，年代為公元前2300年，樣式比較接近中國後來的印章，加上阿姆河文明中非常流行的各類印章，為研究中國早期印章的出現提供了一些思考的線索。有學者討論了前述阿姆河文明中車輪輪牙構件可能通過歐亞草原地區文化同中國戰車類似部件之間的關係。41

和中國相鄰的費爾幹納盆地青銅時代晚期之前的文化不太清楚，但有一些線索顯示和中國的文化關係，比如發現的幾件研磨器（或者是稱重的石權），一個比較簡單，收藏在安集延巴布爾國際基金會陳列室。收藏在烏茲別克斯坦國家博物館中的一件形狀和紋飾和伊朗南部吉羅夫特（Jiroft）發現的非常接近，雕出兩條蛇。42這種帶把柄的石頭在伊朗高原第三千紀末和第二千紀初的文化（阿拉塔）中發現過。因此，一些學者認為費爾干納的青銅文化受到伊朗地區原始埃蘭文化的影響。2018年，新疆博爾塔拉州也發現類似的器物，器形較為簡單，與費爾幹納盆地發現的簡單形的比較相似，這說明，這種代表伊朗中南部文化的器物已經傳播到包括費爾幹納盆地和新疆博爾塔拉蒙古自治州的西天山地區（圖13）。43

圖12 早期中國可能受到中亞影響的器物

(左邊:中亞 右邊:早期中國及周邊文化)

圖13 費爾幹納盆地發現的研磨石器（或石權）

作為傳播中介地區的新疆，這個時期來自中亞地區比較可靠的例證較少，而且這些文化因素一般夾雜在西來、北來的歐亞草原文化之中，難以辨別。不過也有一些線索，新疆烏魯木齊東部阜康市博格達冰川邊緣的博格達峰巖畫和中亞吉爾吉斯斯坦的塞伊瑪裡塔什巖畫44幾乎完全相似，而且兩地刻鑿巖畫地點的海拔、方向、環境幾乎一致（圖14）。由於這種風格的巖畫時代可能為公元前3千紀到公元前2千紀早期，因此，為我們認識中亞通過天山廊道過來的人群和文化提供了明確的線索。45比如小河墓地發現的祖形器、細長的石棒、石質權杖頭，古墓溝墓地發現的石雕人偶等都可以在納馬茲加文化和阿姆河文明中發現更為相近的對比材料（圖15）。當然，這條依託天山的通道也是我們研究東傳黃牛、綿羊、小麥，西傳粟/黍、青銅技術、鐵器技術等問題的重要對象。46

圖14 吉爾吉斯斯坦的塞伊瑪裡塔什巖畫（左）與新疆博格達峰巖畫（右）

圖15 阿姆河文明古諾爾墓地（左）與新疆古墓溝墓地（右）出土石人偶

結語

阿姆河中上游地區在史前位於歐亞大陸的中心，處在古代各個古文明的邊緣、間隙之間，由於擁有獨特的區位優勢和青金石等特殊的資源，由此成為了一個彙集各方文明因素的中心地帶，併成為阿姆河文明分佈的重要區域，是名副其實的“文明十字路口”。

阿姆河文明在東西方古老文明之間，架起了一座橋樑。以這一地區為過渡，遠在興都庫什山、帕米爾高原以東的中國文明得以與西亞文明、印度河文明取得了一些非常間接的聯繫。作為西域的新疆，和阿姆河文明所分佈的地區山水相連，是向西接納阿姆河文明影響的前沿，也是向東傳播阿姆河文明的中介。

這種久遠的聯繫綿延不絕。兩千年後，西漢張騫受漢武帝之命，兩次出使此地，“絲綢之路”正式開通，蒂拉丘地和貝格拉姆薈萃了更多東西方文明共振、交融的證據。再兩千年後，在中國“一帶一路”戰略的背景中，這些見證各文明互動的文化遺產，歷經劫難，齊聚北京，然後在中國大地上巡展。如今，再次回到北京，在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對公眾展覽。迄今這個展覽在中國停留的時間以及展覽的次數已經超過了以往的任何國家。阿富汗國家寶藏展在中國的經歷已經成為了一個美好的故事，向世人昭示著“絲綢之路”頑強的生命力和永恆魅力，詮釋了中國文博界對世界文化遺產保護、展示和宣傳責任的擔當，是中國人民對人類命運共同體認知和實踐的生動體現！“器服物配好無疆”，謹以此文，祝願阿富汗和阿富汗文化遺產的未來會更加美好！

註釋

1 Dupree, L., Ph. Gouin & N. Omer.1971. “The Khosh Tapa Hoard from North Afghanistan.”Archaeology 24, pp. 28-34.

2 Tosi, M., and R. Wardak.1972. “The Fullol Hoard: A New Find from Bronze Age Afghanistan.” East and West 22, Rome, 9-17.

3 Olijdam, Eric. 2000. “Additional Evidence of a Late Second Millennium Lapis Lazuli Route: the Fullol Hoard.”in M. Taddei & G. de Marco (eds), South Asian Archaeology 1997. (Serie Orientale Roma, Vol. XC). Rome, 397-407.

4 馬賽：《浴火重光之法羅爾丘地》，《中國文物報》2017年5月5日6版。

5 Casal, J.M., 1961. Fouilles de Mundigak. Librairie C. Klincksieck, Paris.

6 Tosi, Maurizio.1969. “Excavations at Shahr-i Sokhta. Preliminary report on the second campaign, September December.” East and West 19(3-4):283-386.

7 Jarrige, Jean-Francois. “The Treasure of Tepe Fullol. ” in Fredrik Hiebert and Pierre Cambon, eds. Afghanistan: Hidden Treasures from the National Museum, Kabul. Washington DC: National Geographic, 2008, pp.67-79.

8 Askarov, A. 1973. Sapallitepa. Tashkent: FAN.

9 Francfort, H.-P. 1984. “The early periods of Shortughai (Harappan) and western Bactrian culture of Dashly.” In B. Allchin (ed.), South Asian Archaeology 198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174.

10 Refrew, C. 1973. Before Civilization. London.

11 Francfort, H.-P. 2006. “The Oxus Civilization (BMAC) and the Location of Markhashi around 2300-1800 BC.”the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Conference «Ancient Margiana is the new centre of the world civilization», Materials of the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Conference Mary 14-16 November.

12 Sarianidi V. I. 1998. Margiana and protozoroastrism, Athens, Kapon Editions.

Sarianidi V. I. 1998. Myths of Ancient Bactria and Margiana on its Seals and Amulets. Moscow.

Sarianidi V. I. 2001. Necropolis of Gonur and Iranian Paganism. Moscow.

Sarianidi V. I. 2007. Necropolis of Gonur. English Translation by Inna Sarianidi, Athens, Kapon Editions.本文所用古諾爾遺址、墓葬及器物的圖均選自此書。

Sarianidi V. I. 2005. Gonur-depe. City of King and God. Ashgabat:Miras.

Sarianidi V. I. 2008. Zoroastrianism: a new motherland for and old religion. Thessaloniki(in English and Greek).

13 Mallory, J. P. 2006. “The Gonur Cemetey:A Statistical Approach to Social Organization.”the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Conference «Ancient Margiana is the new centre of the world civilization», Materials of the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Conference Mary 14-16 November.

Sarianidi V. I. 2007. Necropolis of Gonur. English Translation by Inna Sarianidi, Athens, Kapon Editions.

14 Sarianidi & Dubova. “New graves in the area of the royal necropolis of Gonur.”

15 Masson V. M. 1989. Pervye ts ivilizats ii. Leningrad, p. 172,173.

16 Amiet P.1986. L’ âge des échanges inter-Iraniens:3500-1700 avant J.-C. Paris.

Amiet P.1997. La glyptique Transelamite de Chypre á la Bactriane. Les Sceaux du Proche-Orient. Paris.

17 Klochko L. S. 1997. “Gliptika Margiany. Printsipy opisaniya i klassifikatsii.”Vestnik drevney istorii 1.Mascow.

Francfort H.-P. 2001. “The Archaeology of Protohistoric Central Asia and the Problems of Identifying Indo-European and Uralic-speaking Populations.” Early Contacts between Uralic and Indo-European: Linguistic and Archaeological Considerations. Papers presented at an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held at the Tvrminne Research Station of the University of Helsinki 8-10 January 1999. Chr. Carpelan, A. Parpola, P. Koskikallio(eds).Helsinki.

Antonova E. V. 2000. “ ‘Zmeya’ i ‘orel’ v gliptike tsivilizatsii Oksa.”Vestnik drevney istorii. N 2. Mascow.

郭物：《一人雙獸母題考》，《歐亞學刊》第五輯，餘太山主編，2004年，中華書局。

18 Sarianidi V. I. 2007. Necropolis of Gonur. English Translation by Inna Sarianidi, Athens, Kapon Editions, p.124.

19 Lamberg-Karlovsky C. 1987. “Third millennium structure and process: from the Euphrates to the Indus and from the Oxus to the Indian ocean. Indian ocean.”Oriens Antiquus. 25.

Hiebert F. and Lamberg-Karlovsky C. 1992. “Central Asia and the Indo-Iranian Borderlands.”Iran 30.

20 劉昌玉：《古老商路溝通中亞與西亞》，《中國社會科學報》，2016年01月25日。

21 Sarianidi, V. I. and Luba H. Kowalski, “The lapis lazuli route in the ancient east.”Archaeology, New York, 24 (1971) 12-15.

22 Hiebert, Fredrtk, and C. C. Lamberg-Karlovsky. 1992. “Central Asia and the Indo-Iranian Borderlands.”Iran 30 (I),pp.1-15.

Kohl, Philip L. 2007. The Making of Bronze Age Eurasia. Cambridge World Archaeology.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iebert, F. T. 1994. Origins of the Bronze Age oasis civilization in Central Asia. Cambridge, MA, Peabody Museum of Archaeology and Ethnology, Harvard University , pp.163-164, 177-178.

23 Francfort, P.-H., 2005. Observations sur la toreutique de la civilization de l’Oxus. In:Bopearachchi, O., Boussac, M.-F. (Eds.), Afghanistan. Ancien Carrefour entre l’Est et l’Ouest (Indicopleustoi 3). Brepols, Turnhout.

Francfort, H.-P. 2005. “La civilization de l’Oxus et les Indo-Iraniens et Indo-Aryen en Asie Centrale.” In G. Fussman, J. Kelllens, H.-P. Francfort, and X. Tremblay (eds.), Aryas, Aryens et Iraniens en Asie Centrale. Paris: College de France, Publications de l’Institut de Civilisation Indienne, Diffusion de Bocard, fascicule 72.

24Jarrige, Jean-Francois.1987. “A prehistoric elite burial in Quetta.”Newsletter of Baluchistan Studies 4:3-9.

Jarrige, Jean-Francois and Hassan, M. U. 1989. “Funerary complexes in Baluchistan at the end of the third millennium in the light of recent discoveries at Mehrgarh and Quetta.”In Frifelt, K. and Sorensen, P.(Eds.), South Asian Archaeology 1985. Copenhagen: Scandinavian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 Occasional Papers No. 4, pp. 150-66.

Jarrige, Jean-Francois. 1991. “The cultural complex of Mehrgarh (Period VIII) and Sibri. The Quetta Hoard.”In Jansen, Michael, Mulloy, Marie and Urban, Gunter, editors, Forgotten Cities on the Indus: Early Civilization in Pakistan from the 8th to the 2nd millennium B.C. Mainz: Verlag Philipp von Zabern, pp. 94-103

25 Jarridge, Jean-Francois, and Quivron G. “The Indus Valley and the Indo-Iranian Borderlands at the End of the 3-rd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II Millennium BC.” South Asian Archaeology 1999, Leiden.

26 Sarianidi, Viktor I. 1998. Myths of Ancient Bactria and Margiana on its Seals and Amulets. Moscow: Pentagraphic.

27 Possehl, Gregory L. 2006. “The Bactria-Margiana Archaeological complex and the Greater Indus Valley.”the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Conference «Ancient Margiana is the new centre of the world civilization», Materials of the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Conference Mary 14-16 November.

28 Kuz'mina, Elena E.2007. The Origin of the Indo-Iranians, edited by J. P. Mallory. Leiden, The Netherlands ; Boston : Brill.

29 Sarianidi, V. I. 1994. “Preface.” In Hiebert, F. T. Origins of the Bronze Age oasis civilization in Central Asia. Cambridge, MA, Peabody Museum of Archaeology and Ethnology, Harvard University.

30 Amiet P.1986. L’ âge des échanges inter-Iraniens:3500-1700 avant J.-C. Paris. Lamberg-Karlovsky C. 1994. “The Oxus civilization: the Bronze Age of Central Asia.”Antiquity 68, 259.

31 Bobomulloev,S., Raskopki grobnitsy bronzovogo veka na Verkhnem Zeravshane. Stratum plus 2, Kishinev, 307-313.

Masson, V. S., 2002. “Cultures of the Steppe Bronze Age and Urban Civilizations in the South of Central Asia”, In Jones-Bley, K.; Zdanovich, D. G. (eds.), Complex Societies of Central Eurasia from the 3rd to the 1st Millennium BC, 2 vols, JIES Monograph Series Nos. 45, 46, Washington D.C. 548-551.

32 Anthony, David W. 2007. The horse, the wheel, and language: how Bronze-Age riders from the Eurasian steppes shaped the modern world, Princeton, N.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431.

33 林沄：《林沄學術文集》（一），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8年。盧連成：《草原絲綢之路——中國同域外青銅文化的交流》，《史念海先生八十壽辰學術文集》，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年。林梅村：《商周青銅劍淵源考》，《漢唐西域與中國文明》，文物出版社，1998。

A.A.Kovalev. “the ancient migration from Zagros to China and the problem of the origin of the Tokhars”, Археолог：детектив и мыслитель，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Санкт-петерьург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2004, pp.249-292.

楊建華、邵會秋、潘玲 著：《歐亞草原東部的金屬之路：絲綢之路與匈奴聯盟的孕育過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34 Fitzgerald-Huber, Louisa G, “Qijia and Erlitou: The Question of Contacts with Distant Culture.” Early China (20):1995, 52-67.Fitzgerald-Huber, Louisa G, “The Qijia Culture: Paths East and West”,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the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Stockholm, Bull.75, 2003.

35 李學勤：《談伊朗沙赫達德出土的紅銅爵、觚形器》，《歐亞學刊》第一輯，中華書局，1999年。

36 Kohl, P. L., 1981. The Bronze Age Civilization of Central Asia: Recent Soviet Discoveries, Armonk (NY): M.E. Sharpe, Inc., (Intro., chapter 8), xxiii.

37 Francfort, H.-P. 1984. “The early periods of Shortughai (Harappan) and western Bactrian culture of Dashly.”In B. Allchin (ed.), South Asian Archaeology 198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170–175.

Francfort, H.-P. 2005. “La civilization de l’Oxus et les Indo-Iraniens et Indo-Aryen en Asie Centrale.” In G. Fussman, J. Kelllens, H.-P. Francfort, and X. Tremblay (eds.), Aryas, Aryens et Iraniens en Asie Centrale. Paris: College de France, Publications de l’Institut ` de Civilisation Indienne, Diffusion de Bocard, fascicule 72.

38 Jessica Rawson. “Carnelian beads, animal figures and exotic vessels: traces of contact between the Chinese States and Inner Asia, ca.1000-650 BC”. Bridging Eurasia, Verlag Philipp von Zabern·Mainz, 2010,1-36. 傑西卡·羅森：《祖先與永恆：傑西卡·羅森中國考古藝術文集》，鄧菲等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年，第397-462。葉舒憲：《草原玉石之路與紅瑪瑙珠的傳播中國（公元前2000年-前1000年）》，《內蒙古社會科學》2018年第4期。

39覃春雷：《新疆發現印度河谷時期蝕花紅玉髓珠的考古意義》，微信公眾號：珠飾與文明，2018-04-30.

40 劉念、王穎竹、譚宇辰等學者的研究成果。

41 王鵬：《周原遺址青銅輪牙馬車與東西方文化交流》，《考古》2019年第2期。

42 Madjidzadeh, Y. 2003. Jiroft: The Earliest Oriental Civilization. Teheran: Ministry of Culture and Islamic Guidance.

43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叢徳新研究員提供此信息，謹致謝忱！

44 Frumkin, Grégoire. Archaeology in Soviet Central Asia. Leiden, Brill, 1970.

K. Tashbayeva, M. Khujanazarov, V. Ranov, Z. Samashev. Petrogliphs of Central Asia, translated by O. Titova.- Bishkek. 2001.

45 郭物：《通過天山的溝通——從巖畫看吉爾吉斯斯坦和中國新疆在早期青銅時代的文化》，《西域研究》，2011年3期。

46 郭物：《新疆史前晚期社會的考古學研究》（國家社會哲學科學成果文庫），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Frachetti, M. D. 2008. Pastoralist landscapes and social interaction in bronze age Eurasi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Frachetti, M. D. Lecture of Society for American Archaeology (SAA) annual meeting in 2009: Atlanta. Paper title: “ Early Bronze Age Pastoralism and the Inner Asian Mountain Corridor”.

Guo, Wu. 2009 . “From western Asia to the Tianshan Mountains: on the early iron artefacts found in Xinjiang”， J. Mei and Th. Rehren (eds), Metallurgy and Civilisation: Eurasia and Beyond Archetype, London, pp.107-115.

編者案，相關研究參見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編：《器服物佩好無疆：東西文明交匯的阿富汗寶藏》，上海書畫出版社，2019年。

文稿審核：沈睿文

排版編輯：馬強 馬曉玲 王洋洋 錢雨琨

出品單位：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

投稿郵箱：[email protected]

閱讀更多 廣百宋齋 的文章

關鍵字: 喀布爾 文化 絲綢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