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大赦的看法
大赦是一件具有两面性的政策：
一方面，在官方话语中，大赦常被作为圣王仁政加以表彰。
另一方面，大赦又常被视为“偏枯者政”而不断受到士大夫的批评。
而蒙元时期，一共颁布52次大赦，这个频率是低于从汉朝到宋朝的频率的，但是也是高于之后明清的。既然大赦天下有利有弊，那么蒙元政权又为什么频频大赦天下呢？
蒙元大赦天下的原因
中国古代大赦之原因繁多，如沈家本通过对汉代大赦的稽考，梳理出其原因有践祚、改元、立后、建储、后临朝、大丧、帝冠、郊、祀明堂、临雍、封禅、立庙、巡狩、徙宫、定都、从军、克捷、年丰、祥瑞、灾异、劭农、饮酹、遇乱等二十余种。
元代大赦有９次原因未详，其余43次，按次数多少，依次为灾异（包括星变、地震及水、旱、蝗灾）、即位、叛乱（包括遇乱、平乱）、改元、册尊号、帝有疾、郊祀、克捷（平宋）、诸王入觐、建都、建储、河复故道等12种。其名目基本承袭前代，但在具体构成上却与中原王朝有着显著差异。相比于宋代，其最明显的变化在于，因灾异、即位、叛乱等原因大赦所占比重大为增加，而最为宋代重视的郊祀赦在元代却十分少见。
在元代，大赦很少作为国家祭祀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出现，但与权力变迁、政局变动之间的密切联系却得以延续。某种程度上说，其服务于现实政治的色彩更为浓厚。
大赦背后的无奈
1 皇权更迭太过频繁。以即位大赦，始于西汉，东汉以降至于清代，少有例外，成为中国古代最为恒久的大赦名目。元代即位大赦始自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成宗即位，自成宗至元朝灭亡，７２年间即位赦达９次，凸显出元代频繁的皇位更替对大赦产生的影响。
2 政治动乱频仍。自汉献帝初平三年（１９２年）五月以平董卓之乱大赦，开以政治动乱大赦之先例，后世习为惯例，但仅魏晋南北朝时期这类大赦比较频繁，唐宋时期并不常见，但到了元朝，自世祖以下，因遇乱、平乱而大赦则有８次之多。
这其中有宗王叛乱：
中统元年（１２６０年）五月，以阿里不哥反大赦；
至元二十五年（１２８８年）正月，以平定乃颜叛乱大赦；
延祐四年（１３１７年）正月，以平定周王等乱大赦；
至顺三年（１３３２年）五月，以平定安西王阿难答子月鲁帖木儿等乱大赦。
有权臣谋逆：
后至元元年（１３３５年）七月，以平唐其势等乱大赦；
至正二十五年（１３６５年）七月，以平孛罗帖木儿乱大赦。
亦有民众造反：
至正十五年（１３５５年）十二月，以天下兵起大赦；
至正十七年（１３５７年）二月，以河南大捷大赦。
频繁地因政治动乱而大赦成为元代的一大特色。
上图是元朝历代皇帝的大赦次数，由此也可以看出，天下初定，政局比较稳定的时期，特赦的次数也比较少，但是到了政局动乱之时，大赦就显得格外频仍。
3 政治博弈与自然灾害频发
灾异频仍是元代非常突出的一个问题，在“天人感应”的观念下，灾异意味着当前施政有失，须行善政禳灾祈福，故元代因灾异大赦的次数最多。
然而不可忽视的是，灾异有时只是一种托词，真正推动大赦的是隐藏于其后的政治博弈。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九月的大赦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是年八月，大宁路“地大震”，尤以武平县最为严重，“压死按察司官及总管府官王连等及民七千二百二十人，坏仓库局四百八十间，民居不可胜计”
时世祖驻跸柳林，甚为忧虑，派遣中书平章政事阿剌浑萨里还大都，召集集贤、翰林两院官员“询致灾之由”。当时正值桑哥执政，推行理算钱粮、钩考逋赋的理财政策，引起一干儒臣的强烈不满。更由于政策失当、任用非人，理算成为暴敛，“州县置狱株逮，故家破产十九，逃亡入山，吏发兵搜捕，因相挺拒命，两河间盗有众数万”。
于是赵孟趁机劝阿剌浑萨里“奏帝赦天下，尽与蠲除，庶几天变可弭”。时任司天台提点、随侍柳林的岳铉也以星变、地震进谏。
在多方劝谏下，世祖于是年九月“赦天下” 。这次大赦虽然由地震引起，而真正推动大赦的却是以赵孟等为代表的官员以此为契机反对桑哥理财政策的政治博弈。
结论
与宋代相比，元代罕有郊祀赦，大赦作为国家祭祀重要一环的作用不再显著。大赦主要由权力更替、政局变动以及不同政治势力间的博弈所引发，更多地表现为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对于蒙古统治者来说，大赦是应对复杂统治局势的一种十分有效的策略。
首先，蒙古人以征服者的身份莅临华夏，元代诸帝又多以政争继位，急需宣扬皇权的正统性，获取民众的政治认同，而大赦则提供了可资利用的渠道。
其次，元代蒙古统治集团内部的政治斗争以及民众的反抗此起彼伏，政局动荡在元代尤为凸显。适时地以大赦施以政治恩惠，有利于消除动乱，以退让达成和解，稳定统治秩序。
最后，元代大赦还是一种特殊的政令推行机制，通过颁布圣旨条画调整行政运行，改革弊病，推动政治革新。大赦所具有的政治功能，对于统治者来说，有着十分独特的实用价值，因此大赦是一种与日常行政运作相对应的“非日常”的统治手段。
但是，元代频繁大赦大大削弱了法律惩恶与震慑的作用，进而危及社会治安。
斯基认为朱元璋所说的，“元以宽仁失天下”，不仅指出了元代的政治统治表象，更是指出了元代的政治乱象，以此提醒后人要引以为戒，最终也造就了明朝极端的中央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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