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怀化沅陵县有座古寺——凤凰山古寺，张学良被软禁后曾在这里度过了1年零4个月。
当时，来凤凰山陪伴张学良的有夫人于凤至，后来有赵一获，还有一名女佣叫王妈。
负责监禁他的，是戴笠指派的特务队长刘乙光和宪兵八团第七连。张学良身边有一位姓杜的副官，是他从西安护送蒋介石回南京时随带的一名贴身副官，张学良走到哪里，他就紧跟到哪里。
张学良每次出动，宪兵连在线内警戒，便衣特务则在身前身后“护卫”。凤凰山上，更是岗哨密布，戒备森严，许多小道还埋上了竹尖。张学良很不愿意待在岗哨重重的凤凰山顶，除了大雨天或者遇病不便下山外，一般他都要外出，夏天在江边钓鱼、游泳，冬天也要在江边散步，或是同老百姓在一起谈家常。
为了防止原东北部队将人劫走，或日寇飞机轰炸，蒋介石亲自下令指示，设高射炮台，筑防空设施。一时征调周围百姓数十人，掘土凿洞，垒墙围寺，构筑一座攻不破的堡垒。
现在沅陵凤凰山，周围一公里范围内，仍能找到当时遗留下来的3座碉堡、1个炮台、1个防空洞，国民党特务系统此举，名义上是保护张学良安全，实际是防日军报复轰炸和东北子弟军解救。
防空洞在半山腰，离张学良住处500米距离，四周树木遮蔽，不易发现。洞内两丈多高，不足3平方米，三面用岩石砌成，内置有长排石凳。在一面石壁上，凿有“雪仇”两个楷体字，旁边落款“刘长清”，每个字火柴盒大，后人填了红，格外抢眼。
这字是当年跟随张学良在凤凰山的生活副官刘长清写的。那时，抗日战火已烧到常德、湘西，日军经常飞抵沅陵轰炸，警报一拉响，张学良、赵四小姐就得躲进防空洞，刘长清看出张学良心情，于是，在壁上留下“雪仇”二字。
雪仇二字，并不是张学良要雪蒋介石的仇，而是对日本侵略者报民族恨、国家仇，这是民族大义，绝非报小人私仇。
国恨家仇，张学良从来没有忘记，作为一名军人，他随时准备上前线，去战场。1938年9月，湖南省主席张治中由长沙到湘西视察，顺路至凤凰山专访张学良。两年前，张治中曾在南京造访过软禁在宋子文公馆的张学良。分别两年，再次重逢时，两人谈得最多的依旧是抗战问题。
张学良急于参加抗战，他说：“抗战一年多了，全国军民都踊跃参加。我身为军人，反而旁观坐视，实在憋不住了！对我来说，这是国难家仇，我怎能忘得了皇姑屯事件！怎能忘得了九一八！我的部属望着我，全国人民望着我。他们怎能不问：张某人到哪里去了？”
那次与张治中见面吃饭结束时，张学良对他说，“文白兄难得来一趟，这次回去，是不是请您给蒋委员长再说一下，我还年轻，身体很好，国家正是需要人才的时候，我想出去，带领17万东北子弟兵，抗日杀敌，为国捐躯！”张治中有些为难，“这件事还是请汉卿兄自己说，你写封信，我带回去，你看是否妥当些？”
张学良在凤凰山上小书房，当场提笔写信一封交给张治中。不料这次回去不久，长沙发生大火，省党部迁往耒阳，其他省直机关迁往沅陵，张治中被搞得焦头烂额，张学良托办的事也不了了之。
之后，戴笠到凤凰山了解张学良的情况，张学良自然询问信的事，戴笠说“蒋先生未置可否，只是让我劝你好好读书。”
张学良难捺内心激愤说：“读书，读书，可叹偌大个国家，除了这凤凰山，哪里还放得下一张安稳的书桌！”
戴笠第二次来访，问张学良情况，他告诉戴笠说：“沅河鱼多，但不好钓。”
戴笠将原话向蒋介石报告，蒋介石说：“他心里还是想出来，什么鱼多不好钓，这是在向我伸手要兵权嘛！”
不久，蒋介石派人给张学良送来一根美国进口的高级海竿，张学良气得将它扔在一边，一次也没碰过。
失去自由、壮志难酬的张学良非常苦闷，除了看书、打球外，他下山去，开着船，在前后宪兵看护下，到江心学钓鱼。给他撑船的杨绍泉成了张学良在沅陵最亲近的当地人。
杨绍泉老人说，当年的张学良年轻英武，神采奕奕，待人非常和气，但也会无故生出一些脾气。他讲了这样一件事：他刚给张学良撑船时，不知道这人是谁，后来听别人都称他“张司令”或者“少帅”，也就跟着这样叫了。
可是，有一次，他刚开口叫了一声“张司令”，张学良突然大怒，将桌子一拍，两眼瞪着他一字一板地说：“我是什么司令，你不知道我早就被蒋介石撤职罢官啦！以后再不准你叫我司令，就叫我张老板、张老百姓。”
顿了顿又说：“不过，你可要弄清楚，张老板与那个蒋老板是不同的，我张老板是爱国的。”杨绍泉说，张学良说这话时眼里满含着泪水。
随着时间的推移，张学良与杨绍泉更为熟识了。每当风和日丽，杨绍泉总是稳稳地驾起小船，载着张学良到沅江中心钓鱼、捞虾、游泳。肚子饿了，张学良就叫人将饭菜摆在船舱里大家一块儿吃。头几回，杨绍泉有些拘束，不肯和张学良一起用餐，张学良也就不吃。
还有一件事是杨绍泉怎么也想不到的。1939年端午节前夕，张学良忽然提出要到杨绍泉家去过端午节。杨绍泉开始以为这不过玩笑而已，哪知张学良却认真起来：“你以为我跟你开玩笑啊，这回偏要到你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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