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人一路驱车向前。他似是读懂了我的急切，在那平坦的水泥路上加速、加速！
二十五年了，这条路，早已不是我熟悉的路。
我透过车窗，努力地寻找着儿时的记忆。
我们兄妹的寒暑假只有一个主题——回老家。那时候还没有什么夏令营之类的，不知道现在孩子的夏令营快乐不快乐，我没有办法类比，反正回老家在我的记忆里充满了无穷的欢乐。
因为路途遥远，有一截路常常不通班车的，年幼的我是没有办法承受的，所以，几乎每年都是二哥和三哥回老家，而大哥一直在爷爷奶奶身边生活。后来，二哥上了大学，我也长大些了，总算轮到我和三哥一起回了。
那时，我们要清晨5点起床，去省城的汽车站赶班车，一坐就是一整天，才能到县城。不仅路难行，汽车也跑得慢。
有时候幸运地赶上二姑父开着桑塔纳送领导来省城开会，返回的时候二姑父就顺带着拉我们回县城。
有一年寒假，我和三哥回老家。运气不太好，遇上连日的积雪，偏偏还是辆坏一路修一路的车。早上六点从省城出发，走不多远，车趴窝了。检票员是个戴眼镜的小伙子，说话有些文绉绉的。司机打开车内的引擎盖子，抄起扳手检查修理，小伙子跑上跑下给司机做助手，又是打手电筒，又是爬到车底下看车况。还不忘安抚乘客，“大家不要着急，问题已经找到了，马上就能修好。”
这一路就这样不停地修，积雪又厚，带着防滑链的车笨拙地在起伏的山路上一点一点地往前小心翼翼地开。走走停停，年轻的检票员不断地给乘客们通报着车况、路况，到达的地点。后来，司机有些不耐烦地说：“少说废话吧，开到哪儿用得你说，都长着眼睛呢！”
天渐渐黑了，公路两边没有路灯，只有车灯照着，开得越慢了。车里的气氛有些凝重，只有汽车的引擎声轰隆隆地弥漫着整个车厢，防滑链甩在车身上发出的当当声，路过村庄时汽车的响动惊得狗在寂静的黑夜里此起彼伏地狂吠一阵。检票员也沉默着，司机更谨慎地盯着车灯能照到的那一点点路。乘客们也都捏着一把汗，又疲惫又担忧，却都没有了睡意，眼巴巴地抻着脖子看向车外被车灯照亮的那一点点积雪的路面。
天到底黑透了，检票员终于又说话了：“马上到县城了！”一句话，大家提前的心放下了，悉悉索索地收拾行李，与邻座唠着要分别的话。时间已经是夜里9点多了。那一次，在县城的姑姑也坐卧不安，从接了爸爸的电话，知道我们要来，就安顿着表妹到车站去接我们。姑姑下班了，自己又一趟趟地往车站跑，都落空了。姑姑心里长草一样乱着，直到我们进了门，才长出了一口气。
到了县城，这才走了一半，虽然从路程上说是一大半，但那一小半路，才更艰难。我们在姑姑家住一宿，第二日，再坐由县城发往山里的班车。
回乡的路，年年修，年年坏，夏天可能是山洪暴发冲毁了山路班车走不了，冬天因为积雪路面湿滑班车不敢走。冬季，我们常坐的是唯一敢走积雪山路的手扶拖拉机。
那年，我和三哥就穿了厚厚的棉大衣，和一些由县城回家的乡亲，以及几蛇皮袋的货物一起，坐在敞篷的拖拉机车兜里，突突突地上路了。拖拉机在山间翻上越下，开车的人看着酷极了，长长的把手在他的掌心里左右摇摆，上下跳跃；车兜里的人像坐了个大筛子一样，就算双手紧紧地抓着车帮，身体还是左摇右晃，随着那拖拉机的节奏一起狂舞着。任那冷风劈头盖脸地抽在它能抽到的每一块皮肤上，没有人敢缩一下身体。
那样的路上，时常都有千小心万小心，还是开下山沟里的事故。那一年，我们便在那敞篷里亲眼见了山沟里摔得七扭八歪的拖拉机。
能赶上坐拖拉机算是好的。有时候连拖拉机也没的坐。我记得大哥回省城上了大学那一年的冬天，也是下了很厚的雪，连拖拉机也不敢走了。我和大哥，还有与大哥同岁的叔叔一起往回走。我不知道走了多少公里，只记得天黑了还没有到，又累又饿，我耍懒地拽了大哥和叔叔的胳膊，让他们吊着我走。一路荒凉，终于有了村庄，几条看家的土狗嗅到了陌生人的味道，狂吠着扑出来了。我吓够戗，大哥和叔叔冲着扑来的狗，迎面把棉大衣的长衣襟呼扇了几下，狗被唬退了。
然而，回乡的路虽然艰难，却是我最美好的记忆！因为那里住着爷爷奶奶！
爷爷是个寡言又孤僻的倔老头子，我们回去，他从不会表示出高兴，从来不会热情地跟我们说笑，顶多从自己屋里出来看一眼，又回自己屋里了。我也就理所当然地忽视了他的存在。奶奶的喜悦总是藏也藏不住。我们的到来，对于奶奶来说是一份惊喜，每一次她都高兴得不得了，真的是笑得合拢嘴，一双三寸的小脚在地上点前点后，若不是脚小身沉，奶奶真得跳起来。
我在车里透过窗搜寻着，“那处断桥还在！”爱人便放慢了速度；我说，“那山脉的层次没有变！”爱人便减缓了车速。
如今，从省城回一次乡，只需要四个小时，有高速路，也有修好的水泥公路，几乎家家都有了私家车。回乡是件容易的事，可是，又似乎成了一件艰难的事。
因为再也没有爷爷奶奶的期盼等在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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