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娄迦谶，直译支谶，生活于2世纪中后期，西域月氏国人，传译大乘佛教经典的始祖。东汉末年，随着佛教的进一步传流，佛经翻译日渐增多，逐渐形成安译和支译两大系统，即安世高小乘佛教系和支娄迦谶大乘佛教系。支娄迦谶是继安世高之后，来到中原的又一佛经传译大师。他学识广博，尤精大乘佛教，才智敏锐，性情大度，遵守佛教戒律精严，以道行精勤著称于世。他遍读群经，牢加背诵，立志宣扬佛法。
大约公元167年（东汉永康元年），他从月氏游历传教到洛阳，到洛阳后定居下来，从事传教和译经工作。据晋道安《众经目录》（简称《经录》）记载，支娄迦戴在灵帝光和（178~183）、中平（184~189）之间，先后译出佛经共十四部二十七卷。其中有年代可考的有三部：公元179年（东汉光和二年）译出《道行般若经》（又作《般若道行品经》）十卷和《般舟三昧经》两卷。公元185年（东汉中平二年）译出《首楞严经》（又作《首楞严般舟三昧经》）两卷。
道安经过考定，认为可能是支娄迦谶译出的佛经有：《阿阔世王经》两卷，《宝积经》（又作《摩尼宝经》）一卷，《问署经》一卷，《兜沙经》一卷，《阿阀佛国经》一卷，《内藏百宝经》两卷，《方等部古日遗日说般若经》一卷，《胡般泥酒经》一卷，《李本经》两卷。晋支敏度著《合首楞严记》又补道安遗缺《屯真陀所问如来三昧经》三卷。支娄迦谶所译佛经现存九部，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道行般若经》和《般舟三昧经》，先由竺佛朔于汉灵帝时带到洛阳，译为汉文。但由于语言阻碍，传译乏人，因而译文与原本旨意多有违背。支娄迦谶对这两部经书极为熟悉，便为之口译，由河南雒阳（今河南偃师）孟福、张莲笔录。因而后称其为支 与竺佛朔合译。
支娄迦谶所译的佛经正好与安世高所译相反，几乎全属大乘佛经。在印度向封建制过渡时期，一部分佛教徒中流行对安置佛陀舍利的佛塔崇拜，从而形成了大乘最初的集团——菩萨众，并陆续出现了诸多阐述其思想的经典，后人将其加以弘扬，遂形成大乘佛教。大乘佛教兴起后，便将以前的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贬称为小乘佛教。“乘”意为“乘载”或“道路”。大乘佛教重在“般若学”，“般若”即“智慧”，主要指“缘起性空”理论，即运用智慧悟解佛法，修身成佛，建立佛国净土，普度众生。
因此大乘佛教将个人修习为中心的“戒、定、慧”三学，扩充为“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从而赋予了佛教丰富的社会和世俗内容，强化了其适应不同民族和不同时代的能力。在道德观念上，大乘佛教把“慈悲悯人”作为出发点，把“诸恶莫作，诸善奉行”作为行为准则，把“普度众生”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思想基础。大乘佛教的这些思想理论与当时中国思想界的道家学说极为类似，这对激发良知、导人向善具有积极意义。因此，佛教便利用道家思想来传播佛教，以道学解佛学义旨。
这在支娄迦谶的译经中已略现端倪，如他把“波罗密多”译为“道行”，“如性”译为“本无”等。支娄迦谶对佛学的传译，还与西域月氏侨民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支娄迦谶译经的年代，一批月氏人归籍汉朝，他们依照原来的习俗，立寺斋僧，举行各种宗教活动。由于他们有宗教信仰的习惯，因而很容易接受支娄迦谦的传教。这批侨民中的支亮（字纪明）就随支娄迦谶受业，后再传支谦。由于他们具有良好的汉学基础，遂能发扬支娄迦谶的学风，从而形成一大派系——支译系。
支娄迦谶翻译的佛经，由于有安世高倡译经之先导，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以供借鉴，所以支娄迦谶的译文比较流畅，能切合原意。但由于多用音译，因而在专用名词和术语的翻译上颇多晦涩。晋支敏度评价支娄迦谶说：“博学渊妙，才思测微，凡所出经，类多深玄，贵尚实中，不存文饰。”《高僧传》云：“凡此诸经，皆审得本旨，了不加饰，可谓善宣法要道之士也。”译经之后，由于东汉末年战乱，支娄迦谶亦不知所终。支娄迦谶是把大乘佛学带到中国的第一人，使中国有了真正的佛学学说。魏晋以后，大乘佛教逐渐发展为中国佛教的主流，支娄迦谦的首创之功实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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