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85年最初版本的“拉姆”系統已經達到了定型狀態，其中導彈還被分配給了RIM116的正式編號，但預定於1986年開始的採購計劃並沒有被執行。此後，由於政治局勢的變化，“拉姆”系統的重要性在里根的第二個任期內被進一步降低，“拉姆”系統再次陷入被掛起的狀態。里根並不是一味、盲目追求對抗的莽夫，他可以從蛛絲馬跡裡憑藉直覺敏銳捕捉到藏在厚厚紅牆內蘇共領導人的微妙心理變化。
20世紀下半葉世界歷史的轉機源於1985年11月19日裡根與戈氏在日內瓦的第一次會晤，在這之前，美蘇峰會已有6年停擺。當小他20歲的戈爾巴喬夫抵達日內瓦湖畔，里根提議兩人出去走走，說要“呼吸一下新鮮空氣”。前第一夫人南希回憶這場歷史性的會面：“大家原本以為他們只會出去一、二十分鐘，結果他們一去就是一個半小時。回來之後，羅尼（南希對里根的暱稱）和戈爾巴喬夫對彼此都留下很好的印象，而且直接敲定了後續兩場高峰會，華盛頓和莫斯科各一場。雙方的幕僚得知後，差點沒當場昏倒。”
里根在與戈爾巴喬夫的交談中感覺，蘇聯並不是像想象中那般壁壘森嚴，戈氏是可以打交道的人。而戈爾巴喬夫的真實心理是不再走老路，他試圖在蘇聯實行變革，事後他回憶：“即使是新的蘇聯領導人也可依舊方式行事，但我們選擇了一條不同的道路，因為我們看見了國家面臨的嚴重問題，也瞭解到必須教人類從因核競賽而被逼向的深淵邊卻步。”
而里根準確的把握住這一重大歷史契機，險遭遇刺又使他對以往的人生經驗、世界認知和對生命的熱愛有了全新體驗。在第二任期，里根開始朝著“和平製造者”這一歷史定位努力。作為右派的強勢領袖，擁有美國公眾的信賴，加上美國總統掌控的巨大行政資源，使得里根在堅持個人信念之時，並不武斷生硬，他積極尋求機會和蘇聯領導人溝通與協作，希望在談笑風聲間化解兵戈。
1986年到1989年裡根卸任之前，他和戈爾巴喬夫舉行了四次高峰會，分別是在冰島首都雷克雅未克、華盛頓、莫斯科與紐約。里根堅信：只要能與蘇聯領導人坐下來談判，他應該可以說服對手。——里根當過體育評論員，口才極佳。在兩次與戈爾巴喬夫的正式會晤中，里根都製造出了單聊機會：兩個人各帶一個翻譯，躲進一個偏僻房間交流，其他人等不得入內。每次大約兩小時。這是改變世界的四個小時。
在這兩次會晤中，里根徹底說服了戈爾巴喬夫。里根的主要論點是“２+１”。第一，資本主義固有的繁榮，讓美國政府有更多的錢投入到軍備競賽。里根坦言：美國提高一個百分點（軍費開支），還可拉動經濟發展；蘇聯增加同樣的軍費，整個國家都得氣喘吁吁。第二，資本主義固有的自由，讓企業和個人充滿創造力。里根說：美國科技實力不但遠遠超越蘇聯，而且同樣的科研成果美國政府花的錢還總是遠遠少於蘇聯。
此外，對於為何要搞“星球大戰計劃”，里根是這樣解釋的：核武器如果落入政治瘋子卡扎菲或恐怖組織手中，他們一定會使用。但是，如果他們知道核武器一升空就將被攔截，則可能不會使用。因此，美國還有蘇聯如果發展戰略防禦武器，其實是對人類安全的保護。兩人之間的信任日趨活絡，戈爾巴喬夫接受了里根的觀點。決定退出軍備競賽。漸次達成裁減戰略核武器、撤除歐洲陸基中程核導彈等重大共識……
事實上，蘇聯從1970年代中期起，經濟增長速度明顯放慢。蘇聯國民生產總值的年均增長率由1950~1970年的5%~6%下降到1971~1975年的3.7%，進而又下降到1976~1980年的2.7%。此時蘇聯已經被日本趕上並在效率、質量和一系列科學領域大大落後於美日等發達國家。面對里根總統上臺後咄咄逼人的戰略態勢，蘇聯不得不追趕美國的“戰略防禦計劃”腳步，加大軍事投入力度。
此時，蘇聯向全球擴張的惡果逐步顯現，國內經濟形勢惡化導致矛盾日益激化，全球性軍援和海外據點的龐大開支又使蘇聯背上了沉重的包袱，而阿富汗戰爭更是耗盡了蘇聯的精神和力量。面對嚴峻現實，1985年戈爾巴喬夫上臺後，迅速提出了為蘇聯“加速發展”而推行全球緩和，即所謂的“新思維”。
在戰略指導上，要求推行純防禦軍事戰略，強調通過政治手段解決國防問題；在國防和軍隊建設上，奉行“合理夠用”原則，與美國保持低水平的戰略均勢；在國際安全問題上，減少軍事幹預和滲透，儘量通過政治、經濟手段來維護和擴大影響。基於這一認識， 蘇聯開始大幅從國外撤軍，減少對外軍援，通過“政治手段”和“軍事防禦”來保衛國家。從1986年開始，來自蘇聯的軍事政治緊張局勢迅速緩解，並對蘇聯海洋戰略產生了重大影響。
蘇聯海洋戰略由“遠洋進攻”重新轉回“近海防禦”，主持海軍30年、主張遠洋進攻的戈爾什科夫被迫下臺，海軍戰略思想轉為防止戰爭，創造有利於國內和平建設的外部海洋環境。受此牽引，蘇聯開始實行“區域性防禦”海軍戰略，海軍的主要任務是“保衛自己的海洋，反擊敵人的突然入侵”，重點是防衛“戰略地帶”和“海上交通線”。蘇聯海軍也從世界各大洋全面收縮：前沿作戰兵力逐步回撤，遠洋活動逐步停止。
如蘇聯不再向加勒比海地區派出軍艦；部署在亞洲的彈道導彈核潛艇撤回堪察加半島和鄂霍次克海，部署在歐洲的彈道導彈核潛艇撤回科拉半島和巴倫支海；海軍艦艇在地中海和非洲西海岸的活動明顯減少；撤銷印度洋分艦隊；撤回金蘭灣基地，僅保留其中轉站功能；放棄在古巴、近東、非洲等地區的駐留機場，海軍航空兵停止遠洋飛行…..
在蘇聯缺乏與美國爭霸的政治動力後，蘇聯海洋戰略迅速失去之前的銳氣。因此，雖然蘇聯在戈爾什科夫時期海軍建設取得輝煌成就，擁有了一支由1700艘艦艇組成的遠洋海軍，使蘇聯海軍艦隊能在遠離本土的海區作戰。但戈爾什科夫被迫下臺後，蘇聯海軍便迅速萎縮。而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美國海軍在1987年萊曼卸任時擁有568艘軍艦，一年後達到588艘，“600艘軍艦計劃”順利完成，從而成為一支獨一無二的海上力量。
這就是說，在里根執政第二個任期，儘管蘇聯作為一個國家政體仍然存在，但其對美國的軍事威脅已經實質性的降低了，最直接的反應是1989年美國的軍費預算直接降到了2916億美元，創裡8年來的最低。作為一種在軍事上沒有明確需求（對於美國海軍來講的確如此），技術上也不夠”前沿“的次要武器項目，“拉姆”很自然地要被裡根選擇性忽視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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