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9月18-20日在成都舉行的2019第六屆諾貝爾獎獲得者醫學峰會暨全球生物醫藥創新論壇，著眼全球生物醫藥前沿趨勢，聚焦免疫治療、整合醫療、精準醫學、轉化醫學等新觀點、新技術、新方法，有效推進生物製藥產學研的快速融合。同時，論壇搭建政府、特邀嘉賓以及有意向合作企業深度互動交流平臺，打造產學研投一體化發展新模式。
以下為"全球生物醫藥創新論壇"之“高端對話：中國在醫藥創新領域的挑戰與機遇”的精彩演講實錄。
主持人：王明偉（復旦大學藥學院院長）
對話嘉賓：
厄溫·內爾（Erwin Neher）（1991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獲得者）
Charles Remsberg （美國Altel G公司CEO）
Emil Fu（傅維明）（方恩醫藥副總裁）
Mike Zhao（趙耘）（美國邁平方MSQ Ventures副總裁）
盧韻（恆瑞藥業醫藥研究院院長）
丁兆（四川匯宇製藥有限公司董事長）
王明偉：歡迎大家，今天有六位專家一起來進行討論。第一個問題，中國現在在改革新藥法，這個事實上有非常大的變動，並且現在大家認為對於藥物的創新會有非常大的影響。您在新藥方面有豐富的經驗，所以在您看來，對於中國藥物的創新有什麼樣的影響？
Emil Fu：我覺得這麼多年，改革已經改變並且顛覆了中國的製藥行業，我覺得這些政策主要的目的也是希望能夠跟ICH進行協調一致，並且更多強調醫藥的質量，進一步加強或者是提升環境來促進我們創新藥的開發。所以這個是現在中國政府改革的方向，而這樣的改革能給我們帶來更多的創新的藥物，因為現在更好的開放了環境之後，能夠讓大家發揮自己的優勢。要讓大家能夠盡力的去創新，所以通過這些改革，對於研究者，對於投資者而言有更好環境，他們可以放手去做。對於製藥公司而言，政策可以讓他們更多致力於變革，更多創新驅動，不只是靠價格爭做市場。
厄溫·內爾（Erwin Neher）：我對市場開發不是很瞭解，我主要做生理學研究。在八九十年代，我們有了一項研究，比如說研究我們人體的蛋白、母細胞等等。我們當時研究蛋白通道的方法是非常敏感的。我們這個離子通道對於藥物遞送通道也很重要，所以西方藥典學裡面最後也是發現了它的作用。
這個讓我想到了中國傳統的中藥，中國有上千年的中藥歷史，所以中藥部分有可能含有成千上萬的小成分，能夠對我們離子通道產生作用。我覺得這個可以得到篩選，也可以得到大家的研究，用我們現有的技術進行相應的研究。我們可以看一下哪些單獨成分，對哪一類的離子通道或者生理學會有作用。
Mike Zhao：我的角度可能跟大家不一樣，我們一直處在藥學開發前沿，我們做了很多工作保證我們的公司，美國、歐洲的製藥公司，能夠給我們這些早期的合作，也跟他們建立強大合作伙伴關係。
那麼創新，所有的變革在一夜之間同時發生，有的時候是一個有組織的更好的行為，也就是說在中國我們現在已經有了這樣的系統，它現在基本上跟美國系統比較相似。所以給了中國的這些公司尤其是美國歐洲的這些公司信心。我們現在確實打造了這樣一個系統，我們能夠建立合作伙伴關係一起開發藥物，如果我們科學足夠好，我們會有一個非常好的快速的通道，能夠進行一個共同的研發而保證他們的藥物能夠很快的給到中國的患者。我覺得這是非常令人鼓舞的一個方面。
王明偉：對製藥行業而言，我們可以看到創新的能力以及我們的經驗都是相對比較落後的，您對此有什麼看法？
Charles Remsberg：對於我來講就是一種使用，還有它的使用價值。我們在這邊所做的一些工作，比如說像我們這樣的公司如果能做很多培訓教育，加強怎麼使用化合物的理解的話，就沒有一些商業的價值。還有就是怎麼樣做干預以及干預的便捷在哪裡。所以我們今天的主題就是怎麼樣讓企業搭建起來就是組織有資歷的人去分享這些信息，給到一些腫瘤學家等等，然後讓他們正確使用我們給到他們的藥物。
我覺得這是中國面臨的最大挑戰。現在我們有一個趨勢就是把大量的技術推向市場。但是我們不需要太匆忙，因為我們必須要把相關的怎麼去使用這個藥物信息給非常準確的溝通出去。在歐洲會花數十億來做教育培訓、做監管，這樣才能夠保證100%或者是99%的信息拿到專業人士的手上的時候傳達是正確的。
王明偉：大家知道中國和美國最近存在貿易戰爭，這樣會影響我們的雙邊貿易，同時也會影響到我們學術交流和人員之間相通。所以我想問一個問題，貿易戰潛在負面影響是什麼，中國想要國際化或者加入到全球貿易，加入到全球競爭的企業來說會有什麼影響？
Charles Remsberg：我覺得美國任何企業CEO或者歐洲，或者中國企業CEO，我們想的都是類似的，我們都是著眼長遠，有的時候可能會覺得比如說現在突然冒出來的貿易戰，然後你的股價一跌千丈，但是美國、中國的發展必須著眼長遠的，我們要以長期發展視角去看。
比如我在中國的一汽行業大概有30年耕耘歷史了，所以我也看到我們在中國的監管機構機制，還有政策的機制的變化。目前政治環境狀態，我們必須要綜合性的考慮它，我們不希望中美貿易戰阻擋我們長期發展的勢頭以及趨勢。
厄溫·內爾（Erwin Neher）：如果說我們一線大學要做研究的話我們也會受到阻礙。這個狀況只是短暫的，不會長期存在，希望能夠很快翻開一頁。我想每一個人都希望能夠有全球化的一個人才的交流，全球化的生產。
Emil Fu：我們必須想辦法度過目前的困境。對於我來講我比較擔心的就是投資。現在美國的投資減少了，26%、27%的基礎科學以及新興科學。在我們公司，我們在美國的技術行業投入的非常多，但是現在已經轉到了歐洲，比如說像德國。德國的環境其實更加友好，而且可以得到政府及時的服務以及幫助。
Mike Zhao：關於原材料、鋁和塑料等等，這些都受到影響。大家的觀點和想法，就是有大量的不確定性，市場是不喜歡不確定性的，所以對一些公司就產生了很多問題，比如說他們想在明年上市或者接下來兩年他們不喜歡頭頂上懸著疑雲。但是不確定性並不是說這個公司有了正確的思路和正確戰略就沒有機會了，其實是有機會去探索的。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棘手的現狀，但是從長期的角度來講如果我們規劃好就會有很多好處。
盧韻：這個事情其實雙方都有損害。我們準備備選方案，比如說在其他方面，在歐洲或者其他地方開拓一些東西。我們現在除了美國市場還有其他市場去做，根據具體的貿易戰的情況做相應調整。損失可能會有，儘量將損失降到最低。
丁兆：貿易戰肯定誰都不想打，但是中國要怎麼應對，我想就是堅定支持我們國家整體的貿易戰的態度。貿易戰也是雙向的，比如，一些進口設備和東西會漲價，出口還會收額外的稅收。但是國外市場進口設備替代也會加速，所以我覺得對於醫藥企業來說貿易戰的影響正負的方面都有，所以我覺得跟著國家的步調走就行了。
王明偉：企業作為技術以及科學進步和創新的中心，我們怎麼樣借鑑美國以及歐洲經驗來更好的使用這些研究成果？
厄溫·內爾（Erwin Neher）：我們知道社會以及政策總是需要產品以及結果，他們需要結果導向型的。但是從我的角度來看，我的一生，我的整個職業生涯都是在做基礎研究，所以我覺得從基礎研究來看，我們要非常重要的尋求平衡。這是非常困難的一件事情，就是在已有的知識上做創新。我們必須要有新的視角、新的知識放入到我們機制當中或者渠道或者通路研究當中，從而開發出新的試劑，從而推動我們新的局面。
Charles Remsberg：我想我們所關注的領域，我們講到很多轉移，就是成果轉化或者研究轉化。所以我們的任務和使命能夠更多的區分現代治療手段和藥物，就是找到新的治療方案。那麼這個新的治療方案可以長期改變我們的治療結果，有可能它會更加高效，有可能改進是循序漸進，但是我們最終目標是使用科技提升我們產品的效果，從而又能夠反向推動科技進步。轉化研究方面能夠推動我們的經濟效益。
Emil Fu：我覺得在醫藥行業談到研發，這確實是一個非常大的障礙，就是從我們的實驗室到我們的臨床應用，有很多的障礙，尤其是在中國。中國有一個非常複雜的生物製藥的環境，所以我們要做非常多的工作。因為你還要建立相應新能力進行加速，然後把基礎性研究能夠轉化成在臨床上可以得到應用的技術。所以我們要更好的臨床試驗的機構，然後還要有一些高表現、高性能的研究機構，並且要有有責任心的研究者。我們要建立相應的能力，然後進行臨床試驗策略的制定。
中國一定要跟世界其他地方進行好的同步，所以這些都是需要非常多的專業知識和經驗，並且很多時候需要從外部進行學習。所以確實還需要做很多努力。
盧韻：中國有產學研轉化的說法，包括從上到下，從國家層面去轉化這一塊。我一直在想，因為我們跟很多學校和研究機構做合作，但是有些時候也有誤區，我個人觀點比如有時候是項目找市場還是以市場角度去找項目的問題，就是很多學校機構覺得這個項目好，但是這個項目是不是真正有臨床應用價值或者應用到市場可能存在一定偏差。
作為企業來講可能更加清楚我這個市場或者臨床是基於用戶的，我需要什麼樣的東西。但是他知道有這種但是有時候缺少技術的支持，這就是有這種需求但是沒有找到很好的結合點，導致了從研究到轉化上市不是完全有效。
其實很多基礎研究是必要的，我們一定要有靈敏的嗅覺知道這個東西在今後實際臨床應用當中帶來收穫，包括之前PD-1這一塊可能以後在腫瘤方面有這麼大的用處。所以要想知道前端和後端結合我們還要有更有價值和更有效的機制。
Mike Zhao：我覺得從機構投資者的角度而言或者是從藥物的開發者而言，這裡確實有一些保守性的策略，比如有的時候會擔心它是不是好的靶向療法等等，很多時候沒有那麼科學了，在實驗室裡面都是以科學為導向的。年輕科學家和醫生把他們創新的概念轉化為實際可應用的技術。所以我覺得我們一定要有意識的朝這個方向去努力。
丁兆：我覺得真正的創新研發，學校和企業的結合是非常必要的。全世界真正意義上的創新機制和新藥都是從大學裡面開始的，中國真正的原創性的東西太少，這個和企業本身的能力是相關的。所以產學研的結合是非常重要的。現在企業也想和大學合作，但是沒有系統性的平臺可以讓企業和大學裡面的大學教授們比較系統的進行搭配。所以現在不管是政府或者是機構，如果能夠搭建產學研更系統、更專業化的對接平臺，我相信一定能夠更好地促進產學研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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