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之前，身上的刺青是身份低贱的象征，但在北宋后期却成为宗室流行的时尚，究竟是如何形成这种审美变化的？
梁山好汉中，刺青的颇多，鲁智深之所以称“花和尚”，乃是身上有花绣刺青之故。至于燕青的文身更是美不胜收，“一身雪练也似白肉”，“遍体花绣却似玉亭柱上铺着软翠，若赛锦体，由你是谁，都输于他”。
不仅《水浒传》，作为其雏形的《宣和遗事》，对绿林好汉们身上的刺青也是不吝笔墨的。日本研究《水浒传》的学者佐竹靖彦，干脆把智取生辰纲的晁盖集团叫作“刺青团伙”。
刺青，即文身。宋代又有花绣、文绣、刺绣、锦体等别称，有时也叫雕题、雕青。雕青包含的范围较广，而雕题则专指面部的刺青。
这一习俗可以追溯到殷周之际的泰伯、虞仲，据《史记·周本纪》载，他俩为让位给弟弟季历，流亡荆蛮，“文身断发”。文身原是南方的风习，据学者应劭解释，因南方人常与水打交道，故而断其发而文其身，“以象龙子”，意在模拟同类之形，以“避蛟龙之害”。
唐代以前，史书所载的文身习俗，基本上分布在南方沿海多水的区域，也就是柳宗元诗所说的“共来百越文身地”。唐代以后，内陆人文身就时见于文献。据《酉阳杂俎》，荆州有个名叫葛清的，通体遍刺白居易的诗句二十余处，而且来个以画配诗，人们干脆称他为“白舍人行诗图”。
宋代，男子文身并不罕见，女子刺青基本上仅见于南方少数民族。这是因为南方少数民族大多为越族之后，还保持着“人皆文身”的旧习，以至于“文身老及幼，川浴女同男”，互相欣赏文身之美。据《太平寰宇记》说，宋代海南黎人崇尚文身，并根据身上花纹多少“以别贵贱”，豪富者多，贫贱者少。《岭外代答》指出，海南黎族女子在成年礼上，就置酒会亲友，由女伴为她在脸上亲施针笔，刺出细巧的花卉飞蛾，在其间空白处衬上淡栗色的底纹，美艳动人，而身份低卑的婢女却没有这样绣面的资格。
大约晚唐五代以来，中原地区职业兵的文身现象已经相当普遍。他们都是出身低贱，才迫不得已去吃军粮的，因而刺青的兵士即便熬成将帅，也难免有一种自卑感。
到宋代，军队里纹身更是司空见惯。宋初，有个姓张的军士，“其项多雕篆”，人们都叫他“张花项”。入元不久，蒙古军看到汉地百姓“手上有雕青者”，认定纹身者即原来吃军饷的士兵，就“刷充为军”。这一误解，也说明了刺青与宋代士兵之间有着剪不断的联系。
也许因为雕青率先流行于行伍，而刺青的武人容易给人以一种剽悍难缠的恐怖感，因而在北方，迟至北宋中期，刺青还是被视为不端之行，其人也往往令人侧目。不过，大约到北宋后期，刺青既不再是局限南方滨海或落后地带的区域性习俗，也不再是军伍士卒低贱身份的象征性标志，而逐步成为流行于民间的一种时尚，开始受到追捧。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宋徽宗晚年，也就是梁山好汉起事前后，东京大街上每有节庆游艺，少年狎客总是轻衫小帽，跨着马追逐在妓女队伍后边，另由“三五文身恶少年”为他们控御着马匹，由于这些恶少露出大腿上的刺青，世人戏称这一马队为“花腿马”。这种风尚在南宋依旧长盛不衰。南宋都城社团中有锦体社，成员即由刺青者组成。
最值得注意的是，刺青风尚已经传染到了宗室阶层。尽管朝廷明令皇室赵姓后裔“不许雕青”，但时尚的诱惑难以抵抗，据嘉定七年（1214）公文，天潢子弟仍然是“文刺者往往有之”。
宋代刺青的花纹五花八门，据《事物纪原》说：“今世俗皆文身，作鱼龙、飞仙、鬼神等像，或为花卉、文字。”据《萍洲可谈》，“在乡间见群丐中有刺青眉者”，其法就是“刺墨为眉”，也许是把眉毛刺染得浓黑吓人。南宋时吉州太和居民谢六“举体雕青”，名闻天下，他自称“青狮子”，人们则叫他“花六”。而据《梦粱录》，当时都城临安金子巷口有一家名吃，叫作陈花脚面食店，店主显然是双脚刺青的，倒也因此产生了广告作用和品牌效应。
文身是一种复杂的技艺，需要有一定的医学知识和艺术造诣。于是，就有专门为人文身的工匠。宋时称这种高手匠人为文笔匠、针笔匠或文墨匠人，他们往往“设肆为业”，开出了文身的专业店。宋元之际，马可·波罗到泉州，居然发现印度旅客特多，原来他们“特为刺青而来，盖此处有人精于文身之术”，其手艺居然名扬海外。
撇开文身在人类学上的意义不谈，宋代的刺青似乎更多体现出当时人对男性形体美的一种审美观。
《水浒传》以燕青为典型，第七十四回写到泰安州燕青智扑擎天柱时，说他“把布衫脱将下来，吐个架子，则见庙里的看官如搅海翻江相似，迭头价喝采，众人都呆了”，反映的是一般市民对这种健美的肯定。
第八十一回有一段李师师观看燕青文身的描写，以女性的视角对这种男性健美表示欣赏：
数杯之后，李师师笑道：“闻知哥哥好身纹绣，愿求一观如何？”燕青笑道：“小人贱体，虽有些花绣，怎敢在娘子跟前揎衣裸体？”李师师说道：“锦体社家子弟，那里去问揎衣裸体！”三回五次，定要讨看。燕青只的脱膊下来，李师师看了，十分大喜，把尖尖玉手，便摸他身上。
刺青，虽在底层民众中渐被接纳，却依然为士大夫与正人君子所不齿。据《庆元条法事类》规定，官员有子孙荫补，“无雕青剪刺”也是附加条件之一。绍兴末，有个韩之纯，平日里自称“浪子”，喜欢游娼家，好说黄段子，“又刺淫戏于身肤”，身上还刺着房戏图，酒一喝高就裸裎示众，“人为之羞，而不自羞”。他尽管做到荆湖北路转运判官，但《三朝北盟会编》下笔就说其“轻薄不顾士行之人也”。而据《梦粱录》，士子参加殿试入东华门时，必定要“搜检身内有无绣体私文”，方能放行。据《宋季三朝政要》，有个名叫李钫孙的举子，少年时喜欢在大腿间雕一种摩睺罗的图案，这是当时一种土木做的婴孩玩偶，类似后来的福娃。结果“事闻被黜”，快到手的功名泡了汤。
对于儒家文化影响下的汉族女性，女子刺青基本上是绝少可能的。唯在《青楼集》里有一条记载，说元代有个艺名叫平阳奴的女戏子，“四体文绣，精于绿林杂剧”。四体文绣，即在双臂与双腿上雕青，目的也许正是为了更好地塑造那些绿林好汉的彪悍形象，招徕观众。从梁山泊的故事里，确也不难发现刺青与绿林有着这种瓜葛。
顾大嫂与孙二娘尽管冠以母大虫与母夜叉的外号，却绝无有关雕青的描写。而对扈三娘的最初介绍只说：“庄上别的不打紧，只有一个女将，唤做一丈青扈三娘，使两口日月刀，好生了得。”叙其出场也仅诗云“天然美貌海棠花，一丈青当先出马”，对其诨名“一丈青”却一无交代。但就是这个绰号留下了刺青的蛛丝马迹。
佐竹靖彦从唐代找到了一条材料，《酉阳杂俎》记崔承宠自少从军，“遍身刺一蛇”，自右手指尖开始，沿手臂过脖颈，蜿蜒下至腹部，再沿着大腿至小腿而止。据估算，这条刺青蛇的长度大约在一丈左右，佐竹因而推断“一丈青”应该是指一丈长的青龙或青蛇的文身；而扈三娘身上刺的则应是青龙，与矮脚虎王英恰成青龙白虎之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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