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侠士产生的文化根基：远古尚武习俗的流传
武侠的存在，是中国特有的历史与文化现象。它的出现，有着复杂的社会、文化与民族心理因素。
中华民族具有勇武强壮的根性，在远古时代，尚武的风气已经形成，习武，也是我们的先民们的一项非常重要的生活内容，并渐渐成为一种非常独特的风俗习惯。正如梁启超先生所言：
<code>“中国民族之武， 其最初之天性也”。/<code>
先民们把“无勇”看成是最受人鄙视的品格，连死后都得不到宽恕。凡因怯阵战败而死的人，死后要“投诸茔外以罚之”；相反，在战场上英勇战死的壮士，其遗孤和双亲每逢春秋两季都会享受特殊的礼遇，收到特殊的慰问品。
也就是在这种浓重的习武风气的长期熏陶下，中华民族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尚武传统。并在先秦社会中始终有着巨大的影响。它的存在，为侠的产生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根基。
二、先秦好剑之风的兴起及民间剑客的出现
先秦时代侠士的诞生，除深受全民尚武、习武的社会环境影响之外，还深受当时一种独特的社会心态影响，那就是弥漫于全社会的经久不衰的好剑之风。
远古时期，武器的设计和制造尚处于初始阶段，为利于在山地丛林中奔跃和近战，那时主要使用的是短 兵器。在有限的几种短兵器中，剑轻便易使，直刺旁击都能运用自如，且构造简单，容易制造，所以为人们所普遍喜用。
夏商周三代以后，剑的实战作用逐渐被其他武器所代替，但它作为源自远古时期的尚武精神的象征物，却越来越为贵族和平民所喜爱。春秋时期滕国的国君就毫不掩饰地说：
<code>“吾他日未尝学问，好驰马试剑。”/<code>
另一个小国莒国的国君则“虐而好剑，苟铸剑，必试诸人”， 好剑到了疯狂的地步。后来的赵惠文王也酷爱剑，在他的身边聚集起三千多名“剑士”。这些人都是些平民，但他们和赵惠文王对剑有着共同的爱好，经常在一起切磋剑技，“日夜相击于前”。
在好剑之风的浸染下，社会上形成不少与剑有关的习俗。当时，佩剑已成为一个人身份和地位的标志，也成了男子显示仪表和风度的服饰。《说苑·善说》述楚国的王族襄成君
<code>“始封之日，衣翠玉、带玉璣剑，履缟舄，立于流水之上。”/<code>
可见佩剑还是一种册封贵族仪式上的服饰。
也正是由于这种好剑之风的盛行，先秦时代不但出现了了诸如吴国的干将、楚国的欧冶子等善于铸剑的能工巧匠，以及诸如越国的薛烛这样的著名相剑者，还涌现出了一批武艺高超的民间剑术师。
历史上有较完整记载的最早一位民间剑客是春秋时期的越女。据《吴越春秋》记载，越女是越国山阴南林的一位少女。她从小“生深林之中，长于无人之野”，却酷爱击剑。她的剑术独具一格。越国的相国范蠡曾聘她为军中武师。越女不但出手敏捷，变化多端，剑术高强，而且还有一套形神相应、 动静互制、长于变化、出奇制胜的剑术理论。她向越王勾践侃侃而谈剑道，指出：
<code>“凡手战之道，内 实精神，外示安仪。见之似好妇，夺之似惧虎。布形候气，与神俱往。”/<code>
她这套完整的剑术理论，对后世的剑术家有着深远的影响。
除了越女，还出现了鲁石公、兰子、司马氏等一些活跃在民间社会的著名剑客。这一批史上最早的民间武术家，是许许多多名不见经传的普通民间剑客的杰出代表，他们的出现，意味着具有专门武艺的民间武士群体的产生。这一新的社会现象。对于侠的萌芽和诞生无疑起到了直接的影响。
三、侠士的萌芽状态：“士”阶层的出现和分化
“士”阶层是从平民中分化出来的一个特殊阶层，也是先秦社会最为重要的一个社会群体。他们因为有勇力和武艺，所以被特别选拔出来。刚开始时是平时和农民一样从事耕耘，有战事的时候则组成军队作战，后来慢慢地不再耕田，专门作为武士。
到了春秋时期，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士”阶层也开始出现分化与蜕变 ，一部分“士”人专门从文，而未分化出去的一批武士，则不断汲取民间社会的文化营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始转化为萌芽状态的“侠士”。
春秋时期，武士勇力和技艺都已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每当春秋两季，各地的武士常常云集在一起进行竞技活动，切磋武艺。武士群体中也涌现出了一批武艺超群、勇力过人的英雄好汉。在战乱频繁的春秋时期，他们被专门选拔出来，充作精兵，社会地位也有所改变，这便是所谓的“国士”。他们在军事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也格外为权势者所看重。
国士的选拔，不仅促使了武术的发展， 也为侠的产生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四、养士之风的盛行：侠的初始形态
随着诸侯公卿、大夫强族在激烈而复杂的政治斗争对有特殊技艺的“士”大量而迫切的需求，春秋时期渐渐盛行起了养士之风，它对于侠的诞生有着极其重大的影响。
史载齐桓公曾收留游士八十人，“奉之以车马、衣裘，多其资币”，给予相当优厚的礼遇。 与齐桓公同时代的鲁庄公孔武好力，与鲁国勇士曹沫气味相投，视为心腹。后来齐鲁会盟时 ，曹沫孤身一人“执匕首劫齐桓公”，以报答鲁庄公。
在春秋诸侯中，齐庄公姜光是最热衷于养士的一个。他门下勇士甚多，待之甚厚。据《左传 》记载，他得勇士殖绰、郭最作为自己的私属，上朝时指着殖绰、郭最志满意得地说：“是寡人之雄也。”晋国的勇士州绰、邢蒯也来投奔他。后齐庄公被权臣崔杼杀死，勇士州绰、 贾举等八人赴难。另两名勇士卢蒲癸、王何出逃，矢志复仇。三年后，两人返国攻杀齐国另一名权臣庆封，还政于姜氏，并将前已死去的崔杼戮尸，为齐庄公报了仇。这是春秋养士的 一个典型事例。
除齐庄公外，晋国的公卿栾盈、楚国的权臣白公胜、吴国的贵族公子光也都是春秋养士的名人。
养士之风的出现，为侠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适当的场合与内在的驱动力。
五、墨家对侠义精神的阐述：武侠成长的精神武器
墨家是存在于春秋、战国时期之间的一个学术流派和社会团体。“墨家”之称得自它的宗师墨子。墨子名翟，鲁国人，或说宋国人。大约为春秋末战国初人。
墨家是一个有组织的集团。其最高领袖为钜子，钜子的职位是由集团中公认的贤者互相传让的。他们有严密的纪律，所有的成员必须绝对服从钜子的指挥。据说“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 ，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他们平时一律食“藜藿之羹”，穿“短褐之衣”，是一群深为战乱所苦、决心在艰苦的生活方式和严密的准宗教团体中实现人生价值的“游士”。
墨家并非如同有的学者认为的是出身于侠的武士团体，但墨家却与侠的生长和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首先，墨家对对刚出现的武侠现象十分关注，并及时地对侠义精神与侠义行为作了系统的阐述，提出了完整的“任”侠观念和理论主张。阐述了任侠精神的实践方式：
<code>“任，为身之所恶以成人之所急。”/<code>
意思是说，干己身所厌恶的事为解救他人的急难。也就是要不顾一切地去扶危救困，为人解难。这正是侠的行为准则。
墨家的“任侠”理论无疑给初生的、尚在用生命和鲜血去探索行动宗旨的武侠提供了所急需的精神武器。
墨家不仅在其经典著作中研究并阐述了任侠精神，而且其首领和弟子们也常常仿照侠的方式行事。《吕氏春秋·尚德》中叙述了一个关于墨者钜子的故事。墨者钜子孟胜和楚国的贵族阳城君交往很深，阳城君便拜托他守卫封地。后阳城君因参与楚国内乱而出逃，楚国决心用武力收回阳城。孟胜打算为朋友死难。弟子徐弱极力劝阻，认为死之无益。孟胜回首道：“吾于阳城君，非师则友也，非友则臣也。不死，自今以来，求严师必不于墨者矣，求贤友必不于墨者矣，求良臣必不于墨者矣。死之所以行墨者之义而继其业者也。”于是徐弱出于死节之义，先行撞死于老师面前，而后，墨家弟子与孟胜共同殉难的达83人。
正是通过墨家的宣传 ，武侠现象才被当时思想界和学术界用新的眼光来进行考察和评估，这对幼年期的侠的迅速成长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六、职业刺客的出现及侠士的诞生
春秋末期，在社会上涌现出了一批不图富贵、崇尚节义、身怀勇力或武艺的武士，他们生活在民间，与某些权贵倾心相交，为报知遇之恩而出生入死，虽殒身而不恤。这些人，就是当时社会中的职业刺客。比如，晋国豫让、吴国的专诸、要离，都是春秋末期最为著名的刺客 。
晋国的豫让曾受到权臣智襄子荀瑶的尊重和重用，豫让视为知己。后来晋国发生内乱，智襄子被赵襄子联合魏、韩两家所攻杀。赵襄子与智襄子仇恨最深，所以将智襄子的头颅漆为饮器。豫让发誓为智襄子复仇。他变更姓名，进入宫中为太监。一次在洗刷厕所时身藏匕首要刺杀赵襄子，被赵襄子发现。赵襄子赞叹他的“义士”品格而释放了他。
豫让矢志不渝。他漆身若癞，吞炭为哑，灭须去眉，行乞于市，连他的妻子也辨认不出来。
当赵襄子外出时，他埋伏于赵襄子途经的桥下，企图再次行刺，又被赵襄子擒获。
豫让要求赵襄子在处死自己之前成全他的“死名之义”。于是他拔剑三跃，猛击赵襄子的衣服，仰天大呼： “吾可以下报智伯矣!”伏剑自杀。他的死震惊了社会，“赵国之士闻之，皆为涕泣”。
吴国的专诸和要离也都是豪杰勇士。专诸为吴国公子光（也即是后来的吴王阖闾）刺杀吴王僚。要离为了替吴王阖闾去行刺吴王僚之子、“万人莫当”的勇将庆忌，不惜杀死妻子，砍断自己的右手，假装成与吴王阖闾有仇，以便获取庆忌的信任。
这些人，都已经具备了侠士的品格。首先，他们非常看重与权贵之间人格上的平等，这是武侠们的一个重要的行为准则。专诸之所以毅然允诺去为公子光刺杀吴王僚，就因为公子光数年如一日地照顾他那贫困的家庭生活，而且以礼相待，十分尊重他的人格。
其次，他们知恩必报，持有“士为知己者死”的人生价值观。这些侠士以追求某种独特的精神价值为人生目标，为报答知遇之恩，虽殒身而不恤。
这一社会现象表明：武侠，这一中国所独有的社会群体，也以其独特的方式，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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