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為何失去出現於《資治通鑑》的機會
歷來關於《資治通鑑》為何不載屈原的意見，不外乎兩種：或譏司馬光疏漏，或強調《資治通鑑》有不錄文人的原則。
1.1
第一次
《資治通鑑》中，屈原有機會出現的地方有兩處，都在第三卷。一是周赧王四年：“秦惠王使人告楚懷王，請以武關之外易黔中地。楚王曰：‘不願易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地。’”此後有張儀再度入楚事。《通鑑》這段敘事以“楚王已得張儀而重出黔中地，乃許之”終結，即又聽從了張儀的遊說之辭。主要文字是根據《史記·張儀列傳》改寫的。《史記·張儀列傳》在“楚王已得張儀而重出黔中地與秦，欲許之”這句之後，尚有以下文字：“屈原曰：‘前大王見欺於張儀。張儀至，臣以為大王烹之。今縱弗忍殺之，又聽其邪說，不可。’懷王曰：‘許儀而得黔中，美利也。後而倍之，不可。’故卒許張儀與秦親。”
但同樣是屈原勸楚懷王殺張儀，《史記》的記載是自相矛盾的，在《楚世家》和《屈原列傳》裡有不同的說法。《史記·楚世家》：“張儀已去，屈原使從齊來，諫王曰：‘何不誅張儀？’懷王悔，使人追儀，弗及。”《史記·屈原列傳》：“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對比《張儀列傳》，《楚世家》《屈原列傳》所講述的內容差異之處有二：一是增加了屈原使齊而返的細節；二是懷王后悔，只是張儀已去，追之不及。尤其是第二點，明顯與《張儀列傳》中懷王堅持採納張儀之說相悖。這個情節被《資治通鑑》刪去，很有可能是《史記》自相矛盾的緣故，且刪去之後並不影響之後的故事進展。故事最終是按照張儀設計的套路走的，司馬光采用了《張儀列傳》作為史源，於是屈原失去了第一次出場機會。
1.2
第二次
元代學者李冶在《敬齋古今黈》卷三中對《史記》有這樣一段評論：
《屈原傳》原勸楚懷王殺張儀，其事纖悉備書。然《楚世家》載勸殺張儀者乃為昭雎，而屈原沒不復見。若以為簡策繁多，要使姓名互著，則在《左氏春秋傳》有之，在《遷史》故無此例。若以為昭雎本主此事，原特副之，則《屈原傳》略無昭睢一言，而原之事蹟明白乃爾。兩者皆無所據，何耶？此蓋舊史去取失當，司馬遷筆削時不暇前後照顧，隨其所載，各自記之，遂使《世家》與《列傳》異辭。
按，《史記》無昭雎勸懷王殺張儀事。《世家》與《列傳》異辭者，乃諫懷王入秦事，即下文將提到的屈原第二個可能的出場機會，李冶誤記。
《資治通鑑》周赧王十六年，秦昭王誆騙楚懷王入秦，楚大臣昭雎勸懷王勿行。在此，司馬光取的是《史記·楚世家》中的說法。《史記·楚世家》：“楚懷王見秦王書，患之，欲往，恐見欺；無往，恐秦怒。昭雎曰：‘王毋行而發兵自守耳。秦虎狼，不可信，有並諸侯之心。’懷王子子蘭勸王行，曰：‘奈何絕秦之歡心。’於是往會秦昭王。”然而《史記·屈原列傳》卻說：“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
勸懷王勿入秦的究竟是誰，《史記》本文內有兩說。關於這一點，上文曾提及，黃汝成也注意到了，他認為《通鑑》將此事屬昭雎而不屬屈原，乃是“脫漏”。這個判斷恐怕有些武斷。紀傳體史書中，紀傳異詞是常見現象。在沒有相對合理的證據、理由判定哪一說更為準確時，比較謹慎的方法是暫採本紀，這似乎是很多史學家在實踐中常用的方法，《通鑑》亦有此例。如卷五週赧王五十一年“秦武安君伐韓，拔九城，斬首五萬”條，依據的是《史記·秦本紀》的記載：“（昭王）四十三年，武安君白起攻韓，拔九城，斬首五萬。”而《史記·白起列傳》所載這次戰爭的戰果是“拔五城”，並非九城。
1.3
第三次
然楚國為戰國之一，在《史記》中沒有本紀，但我認為《楚世家》相對於《屈原列傳》等楚國名人的傳記而言，發揮著與本紀統攝列傳相等同的功能。這樣理解的話，《楚世家》的史料等級當優先於《屈原列傳》。《資治通鑑》前六卷關於戰國的敘事中，是否有其他取世家而舍列傳的例子？有，且仍可以《史記·楚世家》與《史記·屈原列傳》的差異取捨為例。《資治通鑑》卷三赧王三年春，“秦師及楚戰于丹陽”條敘事，乃綜合《史記》中的《秦本紀》《楚世家》《張儀列傳》等文獻而成。其下文有“韓、魏聞楚之困，南襲楚，至鄧。楚人聞之，乃引兵歸”，即採用《史記·楚世家》之文。此事在《史記·屈原列傳》中被表述為：“魏聞之，襲楚，至鄧”，少了韓國的參與，也缺乏對楚國應對措施的交代，不為《通鑑》所取。
又如卷四周赧王三十七年：“秦大良造白起伐楚，拔郢，燒夷陵。楚襄王兵散，遂不復戰，東北徙都於陳。秦以郢為南郡，封白起為武安君。”這段整體上取自《史記·白起列傳》，但相比之下，《資治通鑑》少了一個細節。《史記·白起列傳》：“攻楚，拔郢，燒夷陵，遂東至竟陵。楚王亡去郢東，走徙陳。秦以郢為南郡。白起遷為武安君。”“遂東至竟陵”這個細節，《史記·六國年表》秦昭王二十九年的條目中也有。但對比《史記·楚世家》：“（頃襄王）二十一年，秦將白起遂拔我郢，燒先王墓夷陵。楚襄王兵散，遂不復戰，東北保於陳城”，沒有“東至竟陵”的說法。因是楚事，司馬光落筆的時候雖主要參考了《白起列傳》，但還是依據《楚世家》刪去了“東至竟陵”一節。
1.4
結語
通過以上數例，我們看到，當世家與列傳相齟齬時，司馬光舍列傳而取世家的案例是多見的。即便不能說是絕對原則，也應該被視為是《通鑑》彌縫紀傳矛盾的常用手法。以這一標準反觀屈原事蹟，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資治通鑑》不載屈原事蹟，並非由於司馬光對屈原其人、其文有何特殊看法而刻意刪削，而只是史料選擇的自然結果。《史記》所載屈原兩次重要的政治參與，都自相矛盾，屈原因此失去了出現在《資治通鑑》裡的機會。
當然，這個結論仍然無法完全解釋屈原不見於《通鑑》的現象。比如《資治通鑑綱目》所補充的屈原沉江事蹟，《通鑑》能補一筆也是可以的。本文的真正目的，是想通過這個案例解示一點：重視《通鑑》的史料來源，及其取捨之意，不僅可以為很多爭論不休的問題開啟新思路，也可以讓我們更深刻地理解這部經典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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