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來自於封建王朝，卻是民主革命的開拓者；他出生於科舉制度，卻成為現代教育的奠基人。中國知識分子從廟堂走向民間，從官場走上學術殿堂，也正是從蔡元培執掌北大開始。
陳平原：“現代中國史上有很多人都信仰教育救國，有的人是一個實踐家，有的人不止實踐，還有理念總結；有的人有實踐，有理論，還有制度的總結，那就是蔡先生。”
林語堂：“論著作，北大很多教授比他多，論啟發中國新文化的功勞，他比任何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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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8年1月11日，蔡元培出生在浙江紹興府山陰縣，家裡兄弟間排行老二。
蔡元培並非出生於書香世家，“餘家自六叔以前，祖傳無讀書登科之人。”正因如此，身為錢莊父親的蔡光普十分重視對孩子的培養。4歲時便聘請塾師到家裡教導讀書，從《百家姓》、《千字文》到“四書五經”，蔡元培很快便打下了堅實的文學基礎。從小性格沉靜，喜愛讀書的他，還曾有過家中失火卻依然端坐樓上讀書的軼事。
然而好景不長，蔡元培11歲那年，父親病逝，家道中落，無力再聘塾師。但母親周氏雖不識幾字，但深明大義，省吃儉用、不辭辛勞堅持將三兄弟送入私塾就讀，直至1886年去世都不願接受資助，常以“自立”、“不倚賴”教育孩子。周氏這種堅韌善良的品格和不苟取、自強的教誨深深影響了蔡元培。
正是幼時的敏而好學，蔡元培舊學根基極為深厚，在傳統科舉之路上可謂平步青雲：
1884年，17歲考取秀才；
1885年，18歲便開始設館教書；
1889年，22歲中舉人，同年丁憂期滿，迎娶夫人王昭；
1890年，23歲進京會試，成貢士；
1892年，25歲經殿試中進士，點翰林；
1894年，27歲經春應散館試，受職翰林院編修，到這裡，已經是封建時代讀書人的最高學歷。
在翰林多年間，蔡元培開始涉獵西學，自學日語，沉浸在自我學術研究中，“都無作官意，惟有讀書聲”。然而這份寧靜卻很快便被甲午戰敗所打破，蔡元培多次上書朝廷請求變法圖強未果，痛惜之餘便以省親為名，告假南歸。而這，也成為了其一生的一大轉折點。
蔡元培學習多門外語的筆記
蔡元培還鄉後不久，便目睹了戊戌變法夭折，光緒被囚，維新派遭受血腥鎮壓等一系列事件，讓他對頑固的清政府徹底失望的同時，也產生了教育救國思想的萌芽。之後他遊走於紹興、上海、青島、日本等地，一方面興辦教育，從紹興中西學堂到上海南洋公學，還擔任商務印書館翻譯所長，宣揚新學理念；另一方面也從事革命活動，創辦報紙，組織建立中國教育會、光復會（後併入同盟會）等。
南洋公學時期的蔡元培
直到1907年，蔡元培在駐德公使孫寶琦的幫助下前往德國柏林，已近不惑的蔡元培開始了4年海外留學的生涯。蔡元培早年的博覽群書和後來的多次遊學讓他積累了豐富的閱歷，也讓他對當時中國社會和教育的癥結有了更清醒的認識。他曾說：“只要培養一大批學者，中國就有希望。”也正是懷著這種理想，在辛亥革命爆發，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蔡元培受邀歸國擔任教育總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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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給蔡元培的信
而每當蔡元培的改革理想，陷於激越的政壇紛爭，無法力保高潔時，他都會選擇辭職，退出江湖，遊學歐洲，這幾乎成為他人生的週期性行為。1913年9月1日，南京失陷，蔡元培再度啟程前往法國遊學。三年後，新人民國教育部部長範源濂的急電，驚破蔡元培寧靜的法國時光，此時，北京城又在一場亂局中，更迭了政權。一片唾罵聲中，做了83天皇帝夢的袁世凱病逝，黎元洪繼任大總統。範源濂盛情邀請蔡元培歸國，出任北大校長，電文用詞極其殷切：“國事漸平，教育宜急，現以首都最高學府，尤賴大賢主宰。”一個月後，蔡元培啟程回國。
“居官三月掉頭去，更挈書囊駕海行。坐惜斯人挾悲憫，不應常作老書生。”當他一路風塵從法國抵達上海，迎接他的，不是革命的號角。他接連收到兩個噩耗，昔日同盟會首領黃興和西南護國軍蔡鍔相繼去世。意外的打擊使得正在謀劃復興的革命黨人突然墮入一片悲哀之中，也使得蔡元培的北上之行籠上一層陰霾。
京師大學堂
京師大學堂作為維新變法僅存的碩果，在1912年才被更名為北京大學。在當時學堂作為官辦最高教育機構，官二代橫行，管理混亂，學風墮落，甚至被稱作“官僚養成所”。在之前，嚴復、何燏時、胡仁源等三位校長都試圖改革，無奈阻力重重，收效甚微，先後辭職。蔡元培的好友紛紛勸他不要趟這渾水，但在孫中山等人的支持下，也為了自己教育救國的理想，蔡元培還是在1916年底走馬上任。
為此，《中華新報》評論：“
大風雪中，來此學界泰斗，如晦霧之時，忽睹一顆明星也。”新總統黎元洪親自給蔡元培頒發了北大校長委任狀，雖然被圍繞在喧囂的讚美中，但蔡元培深知，要將一所在軍閥盤踞下的衙門式舊學堂，改造成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大學，絕非易事。後來他的繼任者蔣夢麟評價：“維新的浪潮已經從這千年的古城消退成為歷史，把叛逆的石子投入死水的，正式1916年執掌北大的校長蔡元培。”2
大學離不開學術，但在中國近現代教育史上，第一個提出學術獨立和學術本位的就是蔡元培。在就職北大的演說中，他就提到“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因此蔡元培做第一件事便是引進人才。在文科方面，蔡元培先後聘請了新派人物陳獨秀、胡適、李大釗、錢玄同、劉半農、周作人等任導師，同時也有舊派的學者辜鴻銘、黃侃、劉師培等；在理科和法科方面，他也聘請了李四光、任鴻雋、馬寅初、陶孟和、章士釗等，還聘請了陳師曾、徐悲鴻等作為畫法研究會導師。這些大師們是蔡元培帶給北大最大的禮物，也是為暮氣沉沉的北大帶來曙光的第一步 。值得一提的是，當時全校200多個教員中，有90個教授，平均年齡只有30歲出頭，像梁漱溟任教北大時才24歲，徐悲鴻任教時也僅23歲。
蔣夢麟、蔡元培、胡適、李大釗
其實在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接到任命的當天並沒有去北大，而是先步行去了北京西河沿中西旅社拜訪了陳獨秀，力邀其出任北大文科學長。但陳獨秀一來放不下上海的《新青年》，二來惡於北大之前的風氣，於是蔡元培三顧茅廬，甚至不惜為陳獨秀偽造文憑，讓其同《新青年》一同入駐北大。經過一年的發展，《新青年》的發行量由原先的千餘份，猛增至1.5萬份以上，傅斯年、羅家倫組織的新潮社，也在蔡元培的扶持之下極度活躍，雖然並行發展的還有象徵文化保守主義的國故社。不過蔡元培還是戴著新文化運動的教父的桂冠，被後來的人們所熟知。
陳獨秀
此外，他還建立教授評議會作為最高決策機構，實行教授治校，取締校長專權；廢科設系，將原學科學長改為系主任，加強文理兩大基礎學科的建設和交融；廢除學年制，改為選科制，相當於現在的學分制，倡導學生自由選課，個性發展；還在1920年下令允許三位女生入校旁聽，當年秋季起正式招收女生，開我國公立大學招收女性之先河。
北大教授評議會
1917年7月，張勳以調停黎元洪和段祺瑞的府院之爭為名義，妄圖復辟，勒令黎元洪三天之內解散國會。面對急劇惡化的政局，蔡元培憤而辭職，離開了北大。辭職信中說：“近日北京空氣之惡達以極點。”好在這場鬧劇12天后以失敗而告終，總統府換了新人，出走天津的蔡元培也回到了北大。蔡元培執掌北大十年，八次請辭，這是第一次。蔡元培頻繁辭職，很多人認為是以退為進，用其無人匹敵的政治資歷和人格魅力，數度保衛北大穿越亂局，堅守學術自由。
隨著蔡元培邀請的教授們陸續進校，學子們熱情高漲，北大星空璀璨，百家爭鳴，短短几年，他的現代大學改革理想----“囊括大典，網羅眾家，兼容幷包，思想自由”開花結果。北大學風煥然一新，而這也成為了後來著名的北大精神。當時北大學生王崑崙回憶說，錢玄同上課講新學時，旁邊教室的黃侃罵聲不絕，50分鐘一堂課，差不多有半鐘頭都在罵新派，錢玄同聽到了，也毫不在意。
這就是蔡元培所倡導的兼容幷包，思想自由，讓學生聽取不同門派的學說，自己比較對照、思考貫通後再做選擇，並且對不同的學派予以尊重和包容。蔣夢麟在《苦難與風流》中寫到：“蔡元培時代的北大，保守派、維新派和激進派都同樣有機會爭一日之短長。”
黃侃、錢玄同
此時，國際時局也傳來好消息，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協約國的勝利告終，極有可能收回被搶佔的膠東領土，北京大學在天安門前塔臺歡慶《黑暗與光明的消漲》的演說，陸徵祥率領的代表團踏上前往巴黎和會的里程。正當蔡元培開始密切關注巴黎合會時，桐城派古文學家林琴南突然在《公言報》上發表《致蔡鶴卿太史書》，指責他“覆孔孟”、“鏟倫常”“叛親蔑倫”,“人頭畜鳴”，公開表示對以北大為中心的白話文運動的強烈不滿和責難。後被戲稱：
清朝舉人林紓上書清朝進士蔡元培，狀告清朝秀才陳獨秀。而後蔡元培發表《答林琴南書》，指出並未廢古文而專白話，還強調“對於學說，仿世界各大學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幷包主義。”在歷來文人相輕，黨同伐異的傳統中國標舉兼容幷包實屬不易，但蔡元培做到了，憑藉的是他過人的學識、胸襟、品格和才情，他早已不是把改造北大看成是僅僅治理一所學校，而是為中國現代大學教育開拓奠基。
北大文科哲學門畢業班師生
這是和北大文科哲學門畢業班師生的合影，蔡元培時代的北大不停被人懷念，因為群星璀璨的教授團，也因為蔡元培引領群星，利用這所沒落的書院，喚醒過大學精深的精髓，雖然出現在這張照片中的北大教授不過冰山一角，但它仍然可以照耀出蔡元培的眼光、雄心和胸懷。美國哲學家杜威曾經說：哪怕拿全世界的大學校長作比較，以一個校長身份，而能領導一所大學對一個民族、一個時代起到轉折作用的，除蔡元培外，恐怕找不出第二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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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4月30日，巴黎和會傳來密電，和會擬將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轉交給日本，中國代表團因無力對抗，即將在合約上簽字。情急之下，時任外委會委員長的汪大燮親自坐馬車赴東堂子衚衕的蔡宅，把密電的內情告知了蔡元培。蔡元培立刻聯繫學生，希望他們能夠起來阻止巴黎和會的代表簽字。隨後外交失敗的消息擴散，事態急轉直下，一場聲援中國代表團在巴黎和會上拒絕簽字的五四遊行示威活動後來演變為火燒趙家樓、痛毆章宗祥。32名學生在與政府激烈的對抗中被捕，5月5日，教育部下令，將為首滋事學生一律開除。蔡元培得知後，十分著急，立刻聯繫了北京其他十多所大專院校的校長，聯合向政府溝通請願。
5月7日，迫於全國輿論壓力，政府釋放了被捕學生，蔡元培親自率領全體師生到紅樓前的廣場迎接，在學生歡慶勝利的熱鬧中，蔡元培留下“殺君馬者道旁兒”一典故，辭去校長職務，離京南下。後來在聲勢浩大，長達數月的北大師生的挽留中，蔡元培又回了北大。但改革之初的甜蜜和寧靜，彷彿不再復有，改革巔峰的繁華和美景也彷彿不再復有。許多年之後，蔡元培在《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歷》一文中也寫到：“
我對於學生運動，素有一種成見，以為學生在學校裡面應以求學為第一目的，不應有何等政治的組織。年在二十歲以上者，對於組織有特殊興趣者，可以個人資格參加政治團體，不必牽涉學校。”
回到學校，蔡元培一方面通過各種集會，充分肯定在五四運動中所表現的愛國精神，也諄諄告誡學生：“為了國家的長遠利益和人民的永久覺醒，必須以研究學問為第一責任。 ”在他看來，“讀書不忘救國，救國不忘讀書”之核心要義在於讀書，不宜本末倒置。另一方面，他致力於完善學校的評議會和各系的教授會，增強學校的自治能力。此後，蔡元培於1920年和1924年兩度出國作較長時間的考察研究，校務均請蔣夢麟代理。1926年初，他由法國回到上海，因北京政局混亂，便聲明暫緩回校。至當年6月底，他致電教育部請辭，雖未獲批准，但蔡元培從此也再未回到北大校長任上。至此，蔡元培擔任校長時間足有十年半，而實際在校時間只有五年多，很多時候是處於“遙領”的狀態。而在這不算很長的時間內，蔡元培以他對國家、教育和科學的忠誠，為中國的現代高等教育鑄造了一座巍峨的豐碑。
許多年間，未名湖畔人來人往，唯有蔡元培時代的北大往事反覆而堅定地以佳話、謎團、故事等種種形式被傳頌。後來曾有人懷念道：“未名湖畔，蔡元培塑像謙和地獨守一片淨土，無論歲月的塵埃如何起落飛揚，暗淡了多少偶像的色彩，無論時間的流水如何一去不返，動搖了多少權威的根基，既非權威亦非偶像的蔡先生，卻風神依舊。”但深刻的懷念源自於失而不再復得。
北大未名湖
之後的蔡元培，在上海、江浙一帶講學，因支持北伐戰爭而被孫傳芳通緝。從1927年3月起，蔡元培以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的身份，參加了對打擊共產黨的“清黨活動”，但對但當國民黨政權大肆屠殺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時,蔡元培又表示了相當的不滿。此後，他先後被國民政府委派為大學院院長、國民政府常務委員兼代司法部長、中央研究院院長、國民政府監察院院長(堅辭不就)等。除了中央研究院院長一職以外，其他本兼各職他或拒不赴任或很快辭職， 而把主要精力用在領導草創時期的中國現代科學研究事業上。
1932 年蔡元培與宋慶齡、楊杏佛 、魯迅等人發起成立中國民權保障同盟 ,多次營救被政府當局非法逮捕的作家 、學者如丁玲、潘梓年和范文瀾等。後來魯迅逝世, 蔡元培主持喪事 ,並擔任魯迅紀念委員會主席, 推動《魯迅全集》的出版 。
蔡元培、魯迅、蕭伯納在宋慶齡家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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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892年離開紹興以來，蔡元培一生轉徒不定，直到晚年也沒有一處屬於自己的房宅，他終身盡忠與國家和文化，卻從不考慮自己，1936年，在他70歲生日時候，當年北京大學的數百位學生決定合贈一所住房給他作為壽禮，但不久，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上海淪陷，蔡元培流亡香港。學生們的心願最終沒能實現，在民族存亡的關鍵時刻，這位七十歲的老人還發表演講，呼籲全中國人團結抗戰，呼籲全世界維護珍惜和平。
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病逝，臨終前，他反覆唸叨的還是“科學救國，美育救國”這八個字，這是他一生的追求，一生的情感所寄，當40年思索和奮鬥停止的時候，他把他的理想和一條沒走完的路，留給了後世。
毛澤東在唁電中稱讚他為“學界泰斗，人世楷模”，蔣介石也感慨“痛悼無任”。在二十世紀的中國，同時受到國共兩黨高度尊崇的歷史人物，除孫中山外 ,大概就只有蔡元培了。他在文化、教育和革命上的貢獻前無古人，也似乎並無來者。
現如今，蔡元培浩瀚的一生涉足過的城市幾乎都陸續開放了蔡元培紀念館，一樣繁華，但也一樣的落寞。
其實多年間懷念蔡元培時代的北大，尋找失落的精神，呼聲不絕，但應者寥寥，行者幾希。
歷史的記憶與現實的搏擊中，倘若只能將足跡埋在紀念館，卻不能刻入時代的年輪中，那麼嘆息也是枉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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