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来自于封建王朝，却是民主革命的开拓者；他出生于科举制度，却成为现代教育的奠基人。中国知识分子从庙堂走向民间，从官场走上学术殿堂，也正是从蔡元培执掌北大开始。
陈平原：“现代中国史上有很多人都信仰教育救国，有的人是一个实践家，有的人不止实践，还有理念总结；有的人有实践，有理论，还有制度的总结，那就是蔡先生。”
林语堂：“论著作，北大很多教授比他多，论启发中国新文化的功劳，他比任何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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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8年1月11日，蔡元培出生在浙江绍兴府山阴县，家里兄弟间排行老二。
蔡元培并非出生于书香世家，“余家自六叔以前，祖传无读书登科之人。”正因如此，身为钱庄父亲的蔡光普十分重视对孩子的培养。4岁时便聘请塾师到家里教导读书，从《百家姓》、《千字文》到“四书五经”，蔡元培很快便打下了坚实的文学基础。从小性格沉静，喜爱读书的他，还曾有过家中失火却依然端坐楼上读书的轶事。
然而好景不长，蔡元培11岁那年，父亲病逝，家道中落，无力再聘塾师。但母亲周氏虽不识几字，但深明大义，省吃俭用、不辞辛劳坚持将三兄弟送入私塾就读，直至1886年去世都不愿接受资助，常以“自立”、“不倚赖”教育孩子。周氏这种坚韧善良的品格和不苟取、自强的教诲深深影响了蔡元培。
正是幼时的敏而好学，蔡元培旧学根基极为深厚，在传统科举之路上可谓平步青云：
1884年，17岁考取秀才；
1885年，18岁便开始设馆教书；
1889年，22岁中举人，同年丁忧期满，迎娶夫人王昭；
1890年，23岁进京会试，成贡士；
1892年，25岁经殿试中进士，点翰林；
1894年，27岁经春应散馆试，受职翰林院编修，到这里，已经是封建时代读书人的最高学历。
在翰林多年间，蔡元培开始涉猎西学，自学日语，沉浸在自我学术研究中，“都无作官意，惟有读书声”。然而这份宁静却很快便被甲午战败所打破，蔡元培多次上书朝廷请求变法图强未果，痛惜之余便以省亲为名，告假南归。而这，也成为了其一生的一大转折点。
蔡元培学习多门外语的笔记
蔡元培还乡后不久，便目睹了戊戌变法夭折，光绪被囚，维新派遭受血腥镇压等一系列事件，让他对顽固的清政府彻底失望的同时，也产生了教育救国思想的萌芽。之后他游走于绍兴、上海、青岛、日本等地，一方面兴办教育，从绍兴中西学堂到上海南洋公学，还担任商务印书馆翻译所长，宣扬新学理念；另一方面也从事革命活动，创办报纸，组织建立中国教育会、光复会（后并入同盟会）等。
南洋公学时期的蔡元培
直到1907年，蔡元培在驻德公使孙宝琦的帮助下前往德国柏林，已近不惑的蔡元培开始了4年海外留学的生涯。蔡元培早年的博览群书和后来的多次游学让他积累了丰富的阅历，也让他对当时中国社会和教育的症结有了更清醒的认识。他曾说：“只要培养一大批学者，中国就有希望。”也正是怀着这种理想，在辛亥革命爆发，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蔡元培受邀归国担任教育总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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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给蔡元培的信
而每当蔡元培的改革理想，陷于激越的政坛纷争，无法力保高洁时，他都会选择辞职，退出江湖，游学欧洲，这几乎成为他人生的周期性行为。1913年9月1日，南京失陷，蔡元培再度启程前往法国游学。三年后，新人民国教育部部长范源濂的急电，惊破蔡元培宁静的法国时光，此时，北京城又在一场乱局中，更迭了政权。一片唾骂声中，做了83天皇帝梦的袁世凯病逝，黎元洪继任大总统。范源濂盛情邀请蔡元培归国，出任北大校长，电文用词极其殷切：“国事渐平，教育宜急，现以首都最高学府，尤赖大贤主宰。”一个月后，蔡元培启程回国。
“居官三月掉头去，更挈书囊驾海行。坐惜斯人挟悲悯，不应常作老书生。”当他一路风尘从法国抵达上海，迎接他的，不是革命的号角。他接连收到两个噩耗，昔日同盟会首领黄兴和西南护国军蔡锷相继去世。意外的打击使得正在谋划复兴的革命党人突然堕入一片悲哀之中，也使得蔡元培的北上之行笼上一层阴霾。
京师大学堂
京师大学堂作为维新变法仅存的硕果，在1912年才被更名为北京大学。在当时学堂作为官办最高教育机构，官二代横行，管理混乱，学风堕落，甚至被称作“官僚养成所”。在之前，严复、何燏时、胡仁源等三位校长都试图改革，无奈阻力重重，收效甚微，先后辞职。蔡元培的好友纷纷劝他不要趟这浑水，但在孙中山等人的支持下，也为了自己教育救国的理想，蔡元培还是在1916年底走马上任。
为此，《中华新报》评论：“
大风雪中，来此学界泰斗，如晦雾之时，忽睹一颗明星也。”新总统黎元洪亲自给蔡元培颁发了北大校长委任状，虽然被围绕在喧嚣的赞美中，但蔡元培深知，要将一所在军阀盘踞下的衙门式旧学堂，改造成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学，绝非易事。后来他的继任者蒋梦麟评价：“维新的浪潮已经从这千年的古城消退成为历史，把叛逆的石子投入死水的，正式1916年执掌北大的校长蔡元培。”2
大学离不开学术，但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第一个提出学术独立和学术本位的就是蔡元培。在就职北大的演说中，他就提到“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因此蔡元培做第一件事便是引进人才。在文科方面，蔡元培先后聘请了新派人物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等任导师，同时也有旧派的学者辜鸿铭、黄侃、刘师培等；在理科和法科方面，他也聘请了李四光、任鸿隽、马寅初、陶孟和、章士钊等，还聘请了陈师曾、徐悲鸿等作为画法研究会导师。这些大师们是蔡元培带给北大最大的礼物，也是为暮气沉沉的北大带来曙光的第一步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全校200多个教员中，有90个教授，平均年龄只有30岁出头，像梁漱溟任教北大时才24岁，徐悲鸿任教时也仅23岁。
蒋梦麟、蔡元培、胡适、李大钊
其实在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接到任命的当天并没有去北大，而是先步行去了北京西河沿中西旅社拜访了陈独秀，力邀其出任北大文科学长。但陈独秀一来放不下上海的《新青年》，二来恶于北大之前的风气，于是蔡元培三顾茅庐，甚至不惜为陈独秀伪造文凭，让其同《新青年》一同入驻北大。经过一年的发展，《新青年》的发行量由原先的千余份，猛增至1.5万份以上，傅斯年、罗家伦组织的新潮社，也在蔡元培的扶持之下极度活跃，虽然并行发展的还有象征文化保守主义的国故社。不过蔡元培还是戴着新文化运动的教父的桂冠，被后来的人们所熟知。
陈独秀
此外，他还建立教授评议会作为最高决策机构，实行教授治校，取缔校长专权；废科设系，将原学科学长改为系主任，加强文理两大基础学科的建设和交融；废除学年制，改为选科制，相当于现在的学分制，倡导学生自由选课，个性发展；还在1920年下令允许三位女生入校旁听，当年秋季起正式招收女生，开我国公立大学招收女性之先河。
北大教授评议会
1917年7月，张勋以调停黎元洪和段祺瑞的府院之争为名义，妄图复辟，勒令黎元洪三天之内解散国会。面对急剧恶化的政局，蔡元培愤而辞职，离开了北大。辞职信中说：“近日北京空气之恶达以极点。”好在这场闹剧12天后以失败而告终，总统府换了新人，出走天津的蔡元培也回到了北大。蔡元培执掌北大十年，八次请辞，这是第一次。蔡元培频繁辞职，很多人认为是以退为进，用其无人匹敌的政治资历和人格魅力，数度保卫北大穿越乱局，坚守学术自由。
随着蔡元培邀请的教授们陆续进校，学子们热情高涨，北大星空璀璨，百家争鸣，短短几年，他的现代大学改革理想----“囊括大典，网罗众家，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开花结果。北大学风焕然一新，而这也成为了后来著名的北大精神。当时北大学生王昆仑回忆说，钱玄同上课讲新学时，旁边教室的黄侃骂声不绝，50分钟一堂课，差不多有半钟头都在骂新派，钱玄同听到了，也毫不在意。
这就是蔡元培所倡导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让学生听取不同门派的学说，自己比较对照、思考贯通后再做选择，并且对不同的学派予以尊重和包容。蒋梦麟在《苦难与风流》中写到：“蔡元培时代的北大，保守派、维新派和激进派都同样有机会争一日之短长。”
黄侃、钱玄同
此时，国际时局也传来好消息，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的胜利告终，极有可能收回被抢占的胶东领土，北京大学在天安门前塔台欢庆《黑暗与光明的消涨》的演说，陆徵祥率领的代表团踏上前往巴黎和会的里程。正当蔡元培开始密切关注巴黎合会时，桐城派古文学家林琴南突然在《公言报》上发表《致蔡鹤卿太史书》，指责他“覆孔孟”、“铲伦常”“叛亲蔑伦”,“人头畜鸣”，公开表示对以北大为中心的白话文运动的强烈不满和责难。后被戏称：
清朝举人林纾上书清朝进士蔡元培，状告清朝秀才陈独秀。而后蔡元培发表《答林琴南书》，指出并未废古文而专白话，还强调“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在历来文人相轻，党同伐异的传统中国标举兼容并包实属不易，但蔡元培做到了，凭借的是他过人的学识、胸襟、品格和才情，他早已不是把改造北大看成是仅仅治理一所学校，而是为中国现代大学教育开拓奠基。
北大文科哲学门毕业班师生
这是和北大文科哲学门毕业班师生的合影，蔡元培时代的北大不停被人怀念，因为群星璀璨的教授团，也因为蔡元培引领群星，利用这所没落的书院，唤醒过大学精深的精髓，虽然出现在这张照片中的北大教授不过冰山一角，但它仍然可以照耀出蔡元培的眼光、雄心和胸怀。美国哲学家杜威曾经说：哪怕拿全世界的大学校长作比较，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一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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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4月30日，巴黎和会传来密电，和会拟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交给日本，中国代表团因无力对抗，即将在合约上签字。情急之下，时任外委会委员长的汪大燮亲自坐马车赴东堂子胡同的蔡宅，把密电的内情告知了蔡元培。蔡元培立刻联系学生，希望他们能够起来阻止巴黎和会的代表签字。随后外交失败的消息扩散，事态急转直下，一场声援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拒绝签字的五四游行示威活动后来演变为火烧赵家楼、痛殴章宗祥。32名学生在与政府激烈的对抗中被捕，5月5日，教育部下令，将为首滋事学生一律开除。蔡元培得知后，十分着急，立刻联系了北京其他十多所大专院校的校长，联合向政府沟通请愿。
5月7日，迫于全国舆论压力，政府释放了被捕学生，蔡元培亲自率领全体师生到红楼前的广场迎接，在学生欢庆胜利的热闹中，蔡元培留下“杀君马者道旁儿”一典故，辞去校长职务，离京南下。后来在声势浩大，长达数月的北大师生的挽留中，蔡元培又回了北大。但改革之初的甜蜜和宁静，仿佛不再复有，改革巅峰的繁华和美景也仿佛不再复有。许多年之后，蔡元培在《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一文中也写到：“
我对于学生运动，素有一种成见，以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第一目的，不应有何等政治的组织。年在二十岁以上者，对于组织有特殊兴趣者，可以个人资格参加政治团体，不必牵涉学校。”
回到学校，蔡元培一方面通过各种集会，充分肯定在五四运动中所表现的爱国精神，也谆谆告诫学生：“为了国家的长远利益和人民的永久觉醒，必须以研究学问为第一责任。 ”在他看来，“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之核心要义在于读书，不宜本末倒置。另一方面，他致力于完善学校的评议会和各系的教授会，增强学校的自治能力。此后，蔡元培于1920年和1924年两度出国作较长时间的考察研究，校务均请蒋梦麟代理。1926年初，他由法国回到上海，因北京政局混乱，便声明暂缓回校。至当年6月底，他致电教育部请辞，虽未获批准，但蔡元培从此也再未回到北大校长任上。至此，蔡元培担任校长时间足有十年半，而实际在校时间只有五年多，很多时候是处于“遥领”的状态。而在这不算很长的时间内，蔡元培以他对国家、教育和科学的忠诚，为中国的现代高等教育铸造了一座巍峨的丰碑。
许多年间，未名湖畔人来人往，唯有蔡元培时代的北大往事反复而坚定地以佳话、谜团、故事等种种形式被传颂。后来曾有人怀念道：“未名湖畔，蔡元培塑像谦和地独守一片净土，无论岁月的尘埃如何起落飞扬，暗淡了多少偶像的色彩，无论时间的流水如何一去不返，动摇了多少权威的根基，既非权威亦非偶像的蔡先生，却风神依旧。”但深刻的怀念源自于失而不再复得。
北大未名湖
之后的蔡元培，在上海、江浙一带讲学，因支持北伐战争而被孙传芳通缉。从1927年3月起，蔡元培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参加了对打击共产党的“清党活动”，但对但当国民党政权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时,蔡元培又表示了相当的不满。此后，他先后被国民政府委派为大学院院长、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兼代司法部长、中央研究院院长、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坚辞不就)等。除了中央研究院院长一职以外，其他本兼各职他或拒不赴任或很快辞职， 而把主要精力用在领导草创时期的中国现代科学研究事业上。
1932 年蔡元培与宋庆龄、杨杏佛 、鲁迅等人发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多次营救被政府当局非法逮捕的作家 、学者如丁玲、潘梓年和范文澜等。后来鲁迅逝世, 蔡元培主持丧事 ,并担任鲁迅纪念委员会主席, 推动《鲁迅全集》的出版 。
蔡元培、鲁迅、萧伯纳在宋庆龄家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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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892年离开绍兴以来，蔡元培一生转徒不定，直到晚年也没有一处属于自己的房宅，他终身尽忠与国家和文化，却从不考虑自己，1936年，在他70岁生日时候，当年北京大学的数百位学生决定合赠一所住房给他作为寿礼，但不久，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上海沦陷，蔡元培流亡香港。学生们的心愿最终没能实现，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这位七十岁的老人还发表演讲，呼吁全中国人团结抗战，呼吁全世界维护珍惜和平。
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病逝，临终前，他反复念叨的还是“科学救国，美育救国”这八个字，这是他一生的追求，一生的情感所寄，当40年思索和奋斗停止的时候，他把他的理想和一条没走完的路，留给了后世。
毛泽东在唁电中称赞他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蒋介石也感慨“痛悼无任”。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同时受到国共两党高度尊崇的历史人物，除孙中山外 ,大概就只有蔡元培了。他在文化、教育和革命上的贡献前无古人，也似乎并无来者。
现如今，蔡元培浩瀚的一生涉足过的城市几乎都陆续开放了蔡元培纪念馆，一样繁华，但也一样的落寞。
其实多年间怀念蔡元培时代的北大，寻找失落的精神，呼声不绝，但应者寥寥，行者几希。
历史的记忆与现实的搏击中，倘若只能将足迹埋在纪念馆，却不能刻入时代的年轮中，那么叹息也是枉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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