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末年，中原大地遍地烽火狼烟，这场祸乱的根源，是由于西晋统治者内部的权力纷争，以及对于各个民族的劳动人民的压迫而带导致的，而同时，与自西汉以来的民族政策，也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自魏氏以来，夷虏内附，鲜有桀悍侵渔之患。由是边守遂怠，鄣塞不设。而今丑虏内居，与百姓杂处，边吏扰习，人又忘战。受方任者，又非其材，或以狙诈，侵侮边夷;或干赏啖利，妄加讨戮。夫以微羁而御悍马，又乃操以烦策，其不制者，固其理也。是以群丑荡骇，缘间而动。虽三州覆败，牧守不反，此非胡虏之甚劲，盖用之者过也。
如果不是西晋统治者高压的民族政策，这场浩浩荡荡的神州之乱，完全可以避免，最终，西晋王朝也被覆灭在这场风波里。在后世的认知中，五胡乱华 的民族主义属性被人为的扩大了。而回到我们的前文，最初的五胡仅为匈奴人，就连“东胡”的鲜卑人，也没有被算在内。
五胡乱华的最初定义，仅仅就是“五部胡人”的简称。五部胡，始于西汉，为归附西汉的匈奴人。东汉末年，曹操将这些人，划为五部，于是，就有了“五部胡”的称呼。
《晉書•劉曜載記論》：「是以策馬鴻騫，乘機豹變，五部高嘯，一旦推雄，皇枝相害，未有與之爭衡者矣。」
最早有关五胡的说法，是出自《晋书元帝论记》，文章中有“晋氏不虞，自中流外，五胡扛鼎”的说法，此时的五胡，绝对不会鲜卑人、氐人和羌人，西晋灭亡于316年，而此时，这些民族的军头，根本没有形成气候。
而五胡的说法，只能是匈奴人。
实际上，氐和羌两个民族，很早就接触了汉族，甚至可以追溯至商代。《后汉书西羌传》中，就有赞颂了商王武丁，“氐和羌”两个民族，“莫敢不来王”的说法。和氐与羌相比，虽然匈奴人也与汉族同源（《史记》），但他们实力强大，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与文化，甚至语言和也汉族不相通，所以，从历代史书的民族情感上，匈奴都不会被汉族书生们认同。史家更不会认同匈奴人。
而实际上，汉族文化对内迁匈奴的影响是非常强大的。内迁后，汉族地主和官僚经常将匈奴人作为奴婢，《三国志陈泰传》中，就记载有大量的奴隶市场，曹魏也征伐匈奴人为自己屯田。
在这种残酷的统治的基础上，曹魏还对匈奴人的高层，进行瓦解和分化。首先，通过屯田制度的渗透，实际上，曹魏政权正在逐渐将匈奴人的生活习惯朝着普通汉族公民转化，虽然，因为曹魏集团的生命力非常短暂，而让这场转化无疾而终，但这种思路却被汉族统治者吸收，并在北宋一代，大放异彩，这一战略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其中名将曹帏因此，也真正实现了吐蕃的汉化，十万胡尘一战空。这里的荡涤胡尘，不是将异族人民全体无差别屠杀，而是通过开放的政策和先进的文化，将他们融入汉家体系中，成为进步国家的公民。
当然，这也要求了汉族政权，要在综合国力和民族文化上，远远优于各少数民族。
而晋朝的建立，特别是对代匈奴人的高压政策，让曹魏的努力付之东流。而这种文化影响则是巨大的，比如刘渊的部族不仅改为汉姓，甚至刘渊还能顺利的通读汉族书籍，尤其喜好《春秋左传》，在后来的民间文学中，刘渊的形象，几乎和汉族著名英雄关羽一摸一样了。
而刘聪更是通晓百家，而刘聪的臣子居然能够引经据典，劝谏刘聪，则显示了除了高层领导和底层劳动人民外，经过从西汉的到晋代这么多年的转变，匈奴文化已经大部分和中原汉族文化融合，从本质上，这些匈奴人已经放弃了劫掠了为荣耀的文化基础，进而向着传统汉族政权的仁政、爱民的方向转化，尽管这个过程中会出现反复，但是少数民族的影子已经在“南匈奴”这个族群中，越来越渺小。
前面讲过，这个过程虽然整体看上去，是一个符合历史大势的顺流，但是我皇晋王朝一系列的高压的骚操作，让这个过程发生激烈的倒退。而这个倒退，激发了匈奴人民的强烈的民族意识，而为了自身的利益，又有不同目的的军头对各族人民进行文化误导，最终导致了“杀胡令”的产生。
值得一提的是，杀胡令一事中，很多人因为长的像匈奴——深目、高鼻、多须而被误杀，却没有记载因为长得像“氐、羌、鲜卑”而被误杀。而冉闵自身的“土家族”的民族基因，也实际上证明了，汉人这个族群在当时，已经融入了更多的少数民族源流与基因。
不仅在军事斗争领域，胡(匈奴）与汉族斗争激烈，而在文化层面，汉族政权也对匈奴政权口诛笔伐。对于汉赵政权的评价之低也就不难想象了，在汉族史官充满情怀的笔调下，胡人吃“两脚羊”的记载，也就不奇怪了。
民族的融合是一条曲折的道路，和历史发展息息相关。虽然，由于西晋统治者的阶级政策，造成了这场多民族的大动乱，但是当大乱之后，人民痛定思痛，才发现，其实这一切的纷争，除了让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获得了一时的痛快之外，似乎也没有什么实际的进步意义。
因而，当鲜卑唐的关陇政权稳定下来之后，人们再也不去追究那虚无缥缈的始祖源头，而是明白了 ，不论哪个民族，都是这片土地的主人，只有大家和谐相处，这片土地才有生机，只有大家携手，这篇生机盎然的土地，才会被人们歌颂，只有这样的土地，才是我们共同的华夏——神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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