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不同的女人，讓我們看到了人性的美與醜。
張靜靜，一個普通的山東援鄂護士，她“願以吾輩之青春，守護盛世之中華”，用自己年輕的生命踐行了一個醫者對人民、對祖國的深沉之愛。她很低調的走了。
另外有一個叫方方的大作家，相比張靜靜，威名卻震撼五湖四海。這個叫方方的名人，因為她每天一篇的日記，除了描述道聽途說的故事，一邊享受著體制內作家的待遇，一邊褻瀆著國家大局觀念和愛國情懷。
我不知道，在武漢疫情危機時刻，張靜靜不顧生命危險，不顧丈夫在非洲，不顧家裡有老人和孩子，義無反顧地奔赴抗疫第一線，沒有豪言壯語，默默地履行一個醫務工作者的職責。
我同樣也不知道，一個作家在舒適的辦公室，不為大眾打造精神食糧，卻是在添亂，這難道也是在她在履行作為一個作家的職能？
當下，西方不少國家亡我之心不死，眼下本該是團結一致共同抗擊疫情時，西方國家甚至亞洲一些蠢蠢欲動國家荒唐地揚言要起訴中國，賠償所謂他們的“損失”。作為中華兒女，此時此刻，應該同仇敵愾。
方方，一個祖國培養教育多年的文人大家，更應該明白自己應該做些什麼。可是，她卻淪為了西方的槍桿子，敢問方方女士，你怎麼也和西方那些政客一樣仇視中國？在西方敵視中國時，你卻在背後補刀？
張靜靜沒有豪言壯語，就這樣走了。
方方肯定言之鑿鑿，有很多在國外發表《武漢日記》的理由。有的人活著，可她已經死了，有的人死了，但她一直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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