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歷史上，一旦一個王朝將要崩潰，首先歸咎的是天災。人們總會在史書上發現，戰亂年份的天災人禍特別多。事實上，任何時候都有天災，只是在繁榮時期，一次天災不會對整個社會產生毀滅性打擊，皇帝放些糧食，親戚救助一下，不知不覺間就把天災應付過去了。只要天災沒有產生巨大影響，史書就可能不去記載。
但如果一個王朝政權正處於下降期，那麼天災發生後，可能社會力量不足以救助災民，就會產生更多的次生災害，造成重大損失，這時史書才會記載下來。比如北宋末年，由於與金國合力徵遼花費了太多的財力，北宋朝廷因此提高了稅收，結果，民間抵抗天災的能力大幅度下降。比如京師、陝西和河東地區發生了大地震，兩河、京畿、浙西地區發大水，西北的環慶、邠寧、涇原出現了大量的流民，更大規模的則是山東、河北地區的盜賊肆虐。所謂盜賊，其實是因為搜刮糧草過甚，加上連年凶荒，引發饑荒，榆皮野菜吃光後無以為繼，饑民只能落草為寇。大大小小的寇亂讓北宋無暇顧及北方問題，也讓北宋對金國的防禦系統遲遲無法建立，於是，靖康之難發生了。
對於晚明來說，機理同樣如此。關於明朝是怎麼亡的，史學界說法不一，有說明亡亡於萬曆的，有說明亡亡於嘉靖的，也有史學家說明朝亡就亡在崇禎皇帝，因為他當政17年，即使前朝的皇帝留下什麼劣政頑疾，他也有時間彌補，但他沒有做到。
不管眾說怎麼紛紜，明朝確實在一場關乎國運的戰鬥中犯了不可饒恕的錯誤，掉以輕心的結果是此消彼長，從那一場戰役之後，明朝只能勉強維持並不斷搜刮民脂民膏供應遼東前線，即所謂的遼餉，導致民怨沸騰，恰恰又正逢地球的“小冰期”，天災不斷，最終老百姓揭竿而起，明朝滅亡。
這場戰役就是薩爾滸之役，這一役，明朝在關外遼東的精兵喪失殆盡，劉鋌、杜松等名將悉數陣亡，從此只能勉強固守。而後金（即後來的清朝）則聲勢日隆，抓住時機，入住中原。
薩爾滸的失敗原因主要歸咎於楊鎬的愚蠢指揮、努爾哈赤的排兵佈陣以及後金騎兵的驍悍，如果一次大規模的失敗只是簡單的歸咎於某些人蠢，就有些甩鍋的嫌疑，那除了這些原因之外，還有哪些因素呢？
薩爾滸之戰，明朝四路大軍被滅了三路
1618年（萬曆四十六年，後金天命三年）正月，後金努爾哈赤趁明朝朝廷黨爭激烈、防務鬆弛的時機，決意對明用兵。努爾哈赤在農曆四月十三日以“七大恨”誓師反明，歷數明朝對後金國（建州女真）的七大罪狀，率步騎2萬嚮明朝發起進攻。撫順城以東諸堡，大都為後金軍所攻佔。後金軍襲佔撫順、清河後，曾打算進攻瀋陽、遼陽，但因力量不足，翼側受到葉赫部的威脅，同時探知明王朝已決定增援遼東，便於九月主動撤退。
撫順等地接連失陷，讓明神宗（萬曆皇帝）感到事態嚴重，派兵部左侍郎楊鎬為遼東經略，主持遼東防務。並決定出兵遼東，大舉進攻後金。
1619年（明萬曆四十七年，後金天命四年）二月，明抵達遼東的援軍約87000餘人，加上葉赫兵一部、朝鮮軍隊13000人，共約11萬，號稱20萬（一說47萬）。由於明朝朝廷財政緊張，無力長期供養遼東集結明軍作戰部隊，明神宗一再催促楊鎬發起進攻。於是楊鎬坐鎮瀋陽，命兵分四路圍剿後金。
四路明軍出動之前，作戰企圖即為後金偵知（其實是楊鎬提前將行動計劃以書信形式告訴了努爾哈赤，本意是恐嚇，卻讓努爾哈赤掌握了戰場主動權）。努爾哈赤探知明軍行動後，認為明軍南北二路道路險阻，路途遙遠，不能即至，宜先敗其中路之兵，於是決定採取“憑你幾路來，我只一路去”的集中兵力、逐路擊破的作戰方針，將6萬兵力集結于都城附近，準備迎戰。
1619年（明萬曆四十七年，後金天命四年）三月初一，由杜松率領的明朝主力突出冒進，進至薩爾滸（今遼寧撫順東大夥房水庫附近），努爾哈赤看到杜松軍孤軍深入，兵力分散，親率4萬5千人進攻薩爾滸的杜松軍。次日，兩軍交戰，明軍西路軍主將總兵杜松、保定總兵王宣、原任總兵趙夢麟，都在戰鬥中陣亡。明西路軍全軍覆沒。
努爾哈赤在殲滅杜松軍後，即將八旗主力轉鋒北上，去尚間崖方向迎擊馬林軍。從東面和南面兩路夾攻，大明軍隊抵擋不住進攻勢頭，大敗而逃，滿州軍兵乘勢追殺，擊破潘宗顏部，北路明軍大部被殲。明軍副將麻巖等皆被殺，總兵馬林僅自己率數人逃走。
明朝劉綎所率的東路軍因山路崎嶇，行動困難，未能按期進至赫圖阿拉。因不知西路、北路已經失利，仍按原定計劃向北開進。努爾哈赤擊敗馬林軍後，立即移兵，迎擊劉軍。三月初四，明軍東路劉鋌軍從寬奠出發時，後金東邊的人民都躲避到深山老林中去了。劉鋌率軍一路上攻佔山寨，將瘸子、瞎子等不能動的人殺死，一路向前進軍。劉綎先頭部隊進至阿布達裡崗時，遭到伏擊，兵敗身死。努爾哈赤乘勝擊敗其後續部隊。
楊鎬坐鎮瀋陽，掌握著一支機動兵力，對三路明軍沒有作任何策應。及至杜松、馬林兩軍戰敗後，才在三月初五，慌忙傳令李如柏軍回師。李如柏軍行動遲緩，僅至虎攔崗（在清河堡東）。當接到撤退命令時被後金哨探發現，後金哨探在山上鳴螺發出衝擊信號，大聲呼噪。李如柏軍以為是後金主力發起進攻，驚恐潰逃，自相踐踏，死傷1000餘人。朝鮮軍隊元帥姜弘立則率領剩餘的五千兵下山來投降，後被努爾哈赤禮遇並放回。
薩爾滸之戰，以明軍的失敗、後金軍的勝利而告結束。此戰之後，後金軍乘勢攻佔開原、鐵嶺，征服了葉赫部，酋長金臺吉、布揚古被殺死，餘部俱降建州。朝鮮王朝的光海君於1619年（明萬曆四十七年，後金天命四年）農曆五月，派遣使者去後金致謝，從此對後金與明朝採取中立政策，直至後來仁祖反正。
明軍主帥楊鎬兵敗之後立即引咎辭職，後被拘押，崇禎二年（1629年）被處決。杜松與劉綎已死於戰場，馬林也於3個月後在開原戰死，明軍四路主將四人已失其三，僅有李如柏始終未遇敵，但在戰役之後數日即為言官彈劾。一年半後遼事更壞，此事再被提及，李如柏自殺以明志。
薩爾滸之役失敗原因分析
對於薩爾滸一役的失敗，在明崇禎朝的內閣大學士徐光啟看來，失敗是由於偶然的和個人的錯誤造成的，他指責有關官員翫忽職守，卻為了迴避制度問題。
首先，明朝軍隊人員和物資供應的程序太僵化了
直到十七世紀前期，明朝軍餉的供給仍基本上遵從明太祖之制。民戶直接供應軍餉，這避免了許多中間環節。通常是一個縣供應幾個所，一個衛從幾個縣得到所需物資。明朝制度本身就會產生漏洞，此時出於這個原因，彼時出於別的原因，總有一些衛所供給不足，而其他衛所也不願意去彌合這個漏洞，缺少這一供給系統所需要的職能上的統一協調性，到十六世紀末越來越明顯。
這種供給手段的不良結果的典型就是軍備不足，正如徐光啟自己所說，現代化的槍炮可以遏制騎兵攻擊。如果明軍設法使火器現代化、標準化，提升質量，而滿洲軍隊又沒有火炮的支持，就絕不可能出現薩爾滸那樣的戰爭結局。
以戚繼光為例，薩爾滸潰敗之前四十年，戚繼光在把火器引入他的常規戰術中就遇到此類問題。他的供給，包括軍械，都取之於地方。即使是火器，沒有政府的統一隻能部門實現標準化、統一化管理，所以只能靠戚繼光自己給府縣官僚提供一個模型。這樣，火器製造就停留在農村技術的水平上，而不可能是標準化的。戚繼光抱怨說，槍彈炮彈不合口徑，槍管經常爆炸，點火器不燃。士卒不敢舉槍瞄準，子彈不知所向，重新裝彈也要花很長時間。顯然，四十年後這些問題並未解決。1618年，即遼東戰役的前一年，火器在試用時爆炸，操練者死亡。遼東戰役之後徐光啟從澳門和菲律賓招募造炮工匠，這種情況才有所改變。從清太祖一朝的老滿文原檔看，滿洲人並不害怕明軍火器。據說，有些滿洲人多次被射中，卻安然無恙。一個士兵的頭盔在縫合處被槍彈穿透，他的腦袋卻沒被傷著。
與明朝不同，朝鮮槍支的製造是標準化的，1615年曾設置機構統一監造，其質量令明朝人稱羨不已。但它們沒有在薩爾滸戰役中起到決定性作用。明軍被擊潰時，他們還不知道應占據的防禦位置在哪裡。
努爾哈赤並非忽視戰爭技術之人。但他在遼東戰役前後根本不注意火器，既不注意有效地使用它，也不注意防備它。他最後就是在寧遠戰役中飲彈而亡，他的態度並不說明他缺乏理智，而是反映了對手用之無效，他不屑於模仿。
此外，明軍在薩爾滸戰役中是否有效地使用重炮，也缺少足夠證據。它們搬運起來太吃力了。在1619年，漢語或滿語的炮不一定指現代的炮，它通常指一個裝滿火藥和碎石、點燃後擲向敵人的竹筒。這個裝置在近戰時可造成一定殺傷，但其效力更多是心理上的，而不是肉體上的，所以對持續的、訓練有素的騎兵的進攻起不了什麼作用。
其次，明軍的傳統武器也未佔優勢
據徐光啟說,滿洲人披戴優質頭盔、盾牌和臂鎧，作戰時敢於衝上前搬開守敵設置的鹿砦。相反，明軍得到的防護用具只是一堆廢鐵，滿洲射手一般瞄準他們的臉部和肋部，五步之內多斃命。
滿檔的有關材料說，可汗之矛、箭可深刺體內，如得天助，其工藝勝過明朝兵器是不言而喻的。這與徐光啟的話相互為證，滿洲的刀刃越鋒利，就越顯出明朝兵器的鈍劣。
第一，士兵和戰馬的質量參差不齊
明朝士兵和戰馬也取之於地方。不同地區和階層的人戶有其固定義務，徵兵制對此也不能完全改變。不管誰來當兵，軍餉都出自納戶。軍費如何規劃，不但決定物資的供應，而且決定士兵和戰馬的供給。十七世紀明朝的根本問題在於，當明初確定的稅收攤派和徵集不再適應人戶的狀況時，沒有一個徹底的改革與之適應。勞役的管理和徵集總帶有某些強制性質，湊足數額已很麻煩，哪裡還顧得上質量。用熊廷弼的話來說，此等士卒弱至不會放箭，不能馭馬。由於這些固有的弱點，不可能把全軍訓練成善戰之師，明朝將領深知於此，便挑選精兵，別成一隊，通常稱為家丁。劉綎赴遼東，隨帶家丁七百三十六人。所謂家丁，由將領自籌給養，調任時同行，作戰時服從他個人的命令。這些隊伍是明軍中惟一有戰鬥力的成分，其他士卒則徒有其名。
這些有戰鬥力的家丁，在明史中能夠多次看到，說明這是明朝武將普遍的操作。
第二，由於缺少強有力的騎兵，明朝方陣戰術顯得不堪一擊
明朝方陣以火器與騎兵為主，但主要以防守為主，只有在敵軍幾經出擊、力量耗盡時，騎兵才衝出方陣發起反擊。這種戰術反映了軍隊組織的消極性。明軍從來沒有建立起一支能發揮其特殊作用的騎兵。明後期的騎兵既無速度，又無衝擊力，只不過是馬背上的步兵，凡作決戰，均需路障保護。另一方面，後金常以數千騎兵橫掃戰場，明朝騎兵無法與之抗衡，在1619年戰役的全過程中，甚至未曾交手。由於缺少攻擊力量，許多戰術無法運用，防衛也難以成功。事實上，後金騎兵很容易找到方陣的薄弱處發起攻擊。
明末的關寧鐵騎也只能與後金的騎兵堪堪打個平手
據滿檔資料，馬林在尚尖峰本來能用柵牆和步兵困住數量上佔優勢的敵騎兵，但準備時間過長，終喪失良機，這種情況是與明軍士兵和物資的低質量分不開的。劣等的士卒和武器只能各自為戰，而不可能卓有成效地組織協同作戰。缺少將才姑且不論，沒有充分的軍事訓練，而這是軍隊本身無法解決的。
戚繼光發明的火器+騎兵的戰術方陣介紹
戚繼光在薊州創造的戰術，可以稱之為“步兵軍官的各兵種協同”。當時北方士兵的素質極不理想，他所依靠的主要力量仍然是來自南方的舊部，為數約一個旅左右。他把這一個旅的兵力作了適當的配置，並以此為全軍的核心，以防禦蒙古的十萬鐵騎突然來襲。抗倭戰爭中使用的“鴛鴦陣”，是一種以小股步兵為主的戰術，目的在於對付倭寇並適應南方的地形特點。而薊州軍鎮的任務是防禦蒙古的大部隊騎兵，因而這種在“鴛鴦陣”的基礎上發展而成的新戰術也就初具了各兵種協同作戰的規模。
戰車的使用成為這種戰術的重要組成部分。這種戰車的性能以防禦為主。形狀和民間的大車相似。所不同之處，在於民間大車的車廂兩側各有廂板，而這種戰車只有八片可以摺疊的屏風，共長十五尺，平時平放在車轅上，作戰時打開樹立在一邊車輪之後以代車廂，所以又稱“偏廂車”。幾十輛戰車可以並肩銜接，擺成圓形或方形的防禦據點。屏風最靠邊的兩扇可以前後搖擺，有如門葉，以供步兵出入。
每輛戰車裝載“佛朗機”輕炮兩門。用今天的標準來看，這種歐洲式的火器只能算作大口徑的火槍，而不能算作炮。它以青銅或鑄鐵鑄成，長度自三尺至七尺不等，口徑則小於二寸，從炮口裝入鉛彈。最大型的佛朗機，射程為二千尺。
土兵二十人配屬於戰車一輛。其中十人直接附屬於戰車，任務為施放佛朗機。另外十人就是戚繼光所強調的“殺手班”，任務為以藤牌和長柄單刀迎敵。殺手班的距離和戰車保持在二十五尺以內，他們如果前進戰車也隨之而推進。
其他步兵部隊仍然使用鴛鴦陣的戰術，稍有差異的是藤牌手應當匍匐前進砍斫敵人的馬蹄，長槍手則主要在於挑刺敵軍使之落馬，竹製的狼筅有一部分已易為鐵製。
這一混成旅有騎兵三千人，步兵四千人，重戰車一百二十八輛，輕戰車二百一十六輛。迎敵時騎兵在前阻擋敵人，使戰車得以有充裕的時間構成戰鬥隊形。當敵軍逼近，騎兵就退入戰車陣內。敵騎數在一百以下，混成旅拒不接戰，只有來犯的大批敵騎進入火器的射程中約二百五十尺時，佛朗機、鳥銃和火箭等才同時施放。
混成旅也可能攜帶重炮，其中之一俗稱“大將軍”。這種重炮重一千斤，以騾車裝運，點放時則需使用大木楔入地面使本身固定。炮筒內不用彈丸，而以小鐵球和石塊緊緊填實，作用是在零距離大量殺傷敵軍人馬，炮手在點燒火藥以後也要跳進附近的工事裡以避免受傷。
當火器的威力發揮以後，步兵就從戰車之後衝出，形成幾道攻擊波和敵人格鬥，而以喇叭的聲音指揮動作的協同。等到敵人攻勢被挫，隊形散亂，騎兵也從車後整隊出擊。這種騎兵實際上是馬上步兵，他們同樣以鴛鴦陣的隊形帶著不同的白刃作戰。
這樣一種經過精心研究而形成的戰術，由於不久以後明朝即與蒙古人和解，所以並沒有經過實戰的嚴格考驗，也沒有在軍事歷史上發生決定性的影響。從純粹軍事的角度來說，這個結果多少是有所遺憾的。
結語：
薩爾滸之役以後，雖然明朝也出了一些名將，如孫承宗、袁崇煥、毛文龍等，但基本是守勢，無法光復寸土，即使是關寧鐵騎，也只能與後金騎兵堪堪打個平手。沉重不堪的遼餉最終拖垮了明朝的財政。
為什麼明朝不能與後金講和呢？一方面是由於皇權的政治體制到了明朝，已經徹底僵化，很多人都說明朝皇帝有骨氣，寧死不降，寧可國破家亡也不籤賣國條約，實際上根本不是這樣，主要原因是體制僵化，崇禎皇帝根本就不敢公開支持與後金的和談，袁崇煥、陳新甲其實都秘密代表崇禎皇帝與後金和談，但都以失敗告終。
為什麼和談失敗？借用《建國大業》中蔣介石的那句話：
戰場上打不贏，談判桌上怎麼談結果都是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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