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中國冶金技術起源於何方何時？對這一問題的探索，是涉及到中國文明起源與發展的重大命題。郭靜雲教授團隊近期刊發《中國冶煉技術本土起源：從長江中游冶煉遺存直接證據談起》（郭靜雲、邱詩螢、範梓浩、郭立新、陶洋著，全文分上下篇，分別刊發於《南方文物》2018年3期和2019年3期）。該文通過對長江中游迄今已發現的可能與冶銅有關的證據的再疏理，認為當前中國青銅技術西來的說法仍有許多難以自圓其說的疑問，包括傳入路線不明、技術發展脈絡不同、青銅器的器型和製造方式不同等等。中國青銅技術並非接受外傳，而是本土自行發展，其源頭在長江中游地區。長江中游具備礦物易得和陶窯技術先進兩項優勢，且其國家社會已經足夠發達和複雜，足以供養工匠，並形成對金屬器的需求。儘管目前學界普遍將長江中游大溪文化、屈家嶺文化、石家河文化乃至後石家河文化都歸類為“新石器時代”，因此發掘時並不留意與青銅技術相關的遺蹟遺物，留下的資料稀少零散，但是通過仔細梳理考古資料，仍可以發現長江中游地區公元前第四千紀和公元前第三千紀的諸多遺址，如龍嘴、屈家嶺、一百三十畝、石家河、殷戴家灣、金雞嶺，以及幕阜山區的諸多遺址等，其實均已經發現銅塊、青銅工具、紅銅及青銅煉渣、冶煉工具和設施、相關廢品等直接證據，並先後出現過普通圓型爐、豎穴式圓型爐、長型橫穴式爐，長條型龍窯式熔銅爐以及用煉缸進行冶煉和熔銅的坑式冶鑄工作坊，並且其冶煉活動深入其精神文化中，影響整個社會。這說明，長江中游經歷了漫長的認識銅料並探索冶煉的過程；此時，周圍地區並沒有別的掌握青銅技術的文明，因此長江中游冶煉技術無疑是本土起源的。
因全文較長，現分節摘發。
圖一、長江中游主要早期採銅區和遺址分佈。1.龍嘴 2.石家河 3.屈家嶺 4.盤龍城 5.吳城 6.大路鋪 7.童家 8.法雨寺 9.殷戴家灣 10.香爐山 11.上羅村 12.金雞嶺 13.城頭山 14.一百三十畝
（二）長江中游說的形成背景
由於中國青銅技術的獨特性，部分學者始終認為，或許其並非由外地傳入，而是本土起源[i]，但是在溯源研究中，均遇到絕境。我們認為，這都是“黃河流域中心觀”所導致的結果。在這種觀念支配下，古中國文明幾乎同等於黃河文明，受此種觀念之束縛，學者們過往很少關注長江流域早期文化進程，或者下意識地認為南方青銅技術及相關文化均源自北方[ii]，因此極少思考中國青銅技術源自長江流域的可能性。
不過，還是有學者提出中國青銅文化是在長江流域原生創造的觀點。如郭沫若在1945年就已提出，商文明青銅文化可能起源於南方：“因為古來相傳江南是金錫的名產地，而南方的發掘先例向來是很少的。或許是南方低溼，古器不容易保存的原故吧？”[iii]
其實客觀地看，中國南方的湖北江西一帶，在先天上具有礦產的優勢，實際上也發現了許多古礦井遺址，年代不晚於公元前第二千紀早期。因此，也有學者注意到長江中游早期冶煉技術遺存。如提出商代的南方中國或許亦有其獨特技術，而和北方相互交流技術[iv]。中國境內有些學者注意到長江中游公元前第四千紀末屈家嶺文化或已對銅料有所認識[v]。近年來有少數考古學家在長江中游礦區進行發掘，且針對南方地區零星發現的銅器與礦冶遺址的蛛絲馬跡，試圖建構南方冶金技術起源的脈絡，而不是簡單地認為“自北方傳來”[vi]，包括少量以盤龍城資料為基礎的研究，研究南方早商時期的冶煉技術[vii]。另有些學者則從更多元的角度論證了黃河中游的青銅文化源於長江中游[viii]。這些研究成果初步揭示，長江中游地區的冶煉技術有著鮮明的自身特色，在相應的社會文化條件和自然資源方面具備顯著優勢，起源的時代也很早。是故，在探索中國青銅冶煉技術及其文化來源時，學界應進一步關注長江中游地區。（圖一）
金屬冶煉技術起源需具備兩項必要條件：陶窯技術發達及活動區域內有銅礦存在，在長江中游地區，均可發現滿足此兩項條件的證據。就製陶技術發展來說，長江中游大溪文化的製陶技術獲得突破，並快速從手製、慢輪修整發展到快輪製陶[ix]；大溪二期（約4200BCE）已可見成熟的陶窯技術[x]，配合不同的目的能穩定控制並維持需要的溫度。例如，洞庭平原澧縣城頭山遺址所發現的屬於大溪二、三期的窯場，規模大，長期使用，而且分別使用不同的陶窯燒製不同的器物（圖二）；除陶窯外，相關配套設施也齊全，包含和泥坑、水坑、工棚、裝燒操作平臺等[xi]，這些均表明，此時燒窯技術已趨於高度專業化。當時創造了很多新穎且獨特的器形，如鼎、豆等幾種器形後來廣泛傳播到廣大中國區域。長江中游的人們在距今8000多年前（彭頭山文化晚期和皂市下層文化）已用赤鐵礦（Fe2O3）製造紅衣陶（hematite engobe），用白膏泥（kaolinite）製造白陶和白衣陶；距今7000年前（湯家崗文化）在原始陶窯內開始搭配氧化及還原的氣氛製造醬黑陶，又作外紅內黑陶等；到了大溪時期，他們還發明瞭胎質密度特高的泥質黑陶，以及泥質紅陶及彩陶。為製造優美的彩陶器，陶工們到周圍的山區尋找礦物顏料。
就礦源來說，圍繞長江中游平原的山脈蘊含豐富礦物，包括赤鐵礦、孔雀石銅礦、綠松石、石英、長石等等，在鄂湘贛三省交界的幕阜山地區也有鉛礦和錫礦。這些礦床多有裸露於地表者，易被人發現和利用，採集及開採條件都不難。
從上可見，長江中游地區自大溪文化以來，已全面具備發現金屬材料及發明冶煉技術的條件，並且，該地區社會、文化與技術自舊石器末期以來，長期一脈相承地發展（除了長江中游以外，目前資料只有在古埃及才顯示類似自舊石器末期以來一脈相承不中斷的發展情況）。這使得一些學者開始考慮中國青銅文明源自長江中游的可能性。但是因為20世紀中國考古一向重視黃河流域的發掘和研究，長江流域考古資料非常稀少，研究也不充分。縱然如此，長江中游地區幾十年來的考古發掘，還是累積了不少直接的證據，迄今已基本可解答郭沫若在幾十年前所提出的疑問。
總體來看，考古學家迄今已在油子嶺文化（3800─3450BCE）[xii]遺址中[xiii]，發現有意從山上帶到平原的銅礦石，並從間接資料可以判斷長江中游對銅料的認識可能溯源於大溪文化（4400-3500 BCE，分為一至四期）。屈家嶺文化（3600─2900BCE，分為早期3600-3300 BCE和晚期3300-2900BCE）已見有小型的紅銅產品，而石家河文化（3100─2300BCE，大致可分為早期3100-2700 BCE、中期2800-2500 BCE和晚期2500-2300 BCE）及後石家河文化（2300─1800BCE，可分為前期約2300-2000和後期2000-1800 BCE）[xiv]已發現鉛銅和錫鉛銅合金產品，以及冶煉和開採的遺蹟（見下文）。從這些證據可知，長江流域認識青銅的時間遠早於中國西北地區所見，並且可初步證明，商周青銅器鑄造技術並非西來，而可直接上溯至長江中游的屈家嶺文化和石家河文化，並且可能濫觴於大溪文化。
（三）研究基礎
本研究緣于田野調查以及對考古報告的重新疏理和研究。我們在湖南、湖北、江西三省文物考古單位的支持下，數次進行田野調查，並實地甄別相關資料。此外，我們團隊成員多次參與相關遺址的發掘，親自發現過且首次認出長江中游早期冶煉遺蹟。因此以下研究成果，一方面基於對近60多年來，零星考古發現進行系統梳理，重新認識已發表的資料；同時也依靠在筆者田野調查與發掘中獲得的經驗、認識和啟發。
在我們著手此項研究的過程中，最感困難的是人們多年來習慣地以“新石器文化”來定義長江中游地區發掘的自大溪至後石家河文化的所有遺址。雖然早已在該地區發現群城和國家結構，但卻仍然沒有脫離舊的思維方式的侷限，因此在發掘的時候並不注意細小石頭之類的遺物。冶煉廢料一般只是些無固定形狀的綠灰色、黑色、灰紅色的細小石頭或砂礫，因為其外形像一般性的自然物，很容易被當成為普通自然物而跟泥土一起丟掉。直到最近考古界在發掘時，才開始稍微留意到那些在文化層中出土的綠色石頭，但也很少檢測其成分，只是偶爾紀錄為孔雀石而已（但是，大部分此類遺存依然沒有被記錄在正式發表的報告中）。在長江中游地區溫熱潮溼的酸性土壤環境中，泥土中的小型銅器很難保存，更難以被發現；同時因預設為“新石器文化”遺存，而無法理解發掘中偶爾出土的小型銅器殘件，所以通常不敢如實地加以記錄。
另外，對有可能與冶煉有關的燒土和灰燼遺蹟的關注和認識也很不足，經常在現場沒有及時注意到一些重要的細節，事後很難單純從考古發掘報告的一般性描述中加以瞭解。考古遺址中，出現燒土的原因有很多，雖然冶煉廢料可以說是直接無疑的證據，但由於相關認識和經驗不足，不能準確區分出那些與冶煉有關的細小石頭和燒土，而經常被當成一般的石頭和燒土進行處理，未被詳細記錄，更談不上取樣分析。這種情況迫使我們只能根據極少數曾記錄出土過銅渣的燒土遺蹟的情況，來判斷那些並無直接記錄的燒土灰燼坑的性質。
以上種種情況，使我們在重新梳理考古報告時發現，很多細節和鑑定資料極為缺乏，導致本來應該很容易得出的認識，變成為需要蒐集和疏理大量間接而零散證據的考古偵探工作，也極大地增加了本研究的難度。
儘管如此，我們詳細研究資料後發現，在漢代以來的帝國史觀及近現代人的誤認和偏見中，長江中游地區這一原生而發達的古老青銅文明差一點從世界歷史中被湮沒了。這對於人類歷史而言，實在是相當重大的損失。本文擬從冶煉技術的角度復原這一上古文明的發展歷程，並用考古證據說明，長江中游地區的青銅技術發端於公元前第5千紀，一脈相承到商周，因此這不僅是長江流域的地區史，更關乎著對世界重大歷史的認識。
雖然從上述基本原則來評估，長江中游礦源豐富而且澧陽平原和與其相連的洞庭平原在公元前第5千紀末期已具備相關燒窯和其他技術，可以相當容易地發展冶煉；但是因為時代越早，冶煉活動越稀少，再加上資料紀錄的不完整性，導致我們很難有直接的證據，難用簡單明瞭的方式敘述，而是需要運用多重相關證據，並以迂迴曲折、反覆檢索、多方比較、形成證據鏈的方式，加以表達和論證。從方法上說，我們首先需要從已發現直接證據的漢北地區屈家嶺及石家河文化遺址說起，待對該區域冶煉技術的相關知識累積後，才能再檢視和了解洞庭地區和大溪文化遺址中與冶煉有關的線索和證據。
因為直接資料零碎而不足，也缺乏前人研究基礎，作為一種肇端性的工作，我們的研究或有不精確的推理和錯誤解讀，但這是一個新領域的起步研究難免之事。
（未完待續）
註釋
[i]如Barnard,N.,1983. Further evidence to support the hypothesis of indigenous originsofmetallurgy in ancient China. In: Keightley, D.N. (ed.). The Origins ofChineseCiviliz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Los Angeles, pp.237-277; Ko,Tsun, 1987. The development of metal technology in ancient China.In: Chen, C.Y.(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hinese Civilization.World ScientificPublishing Co., Singapore, pp. 225-243;
[ii]張玉石，《中國南方青銅器及中原商王朝與南方的關係》，《南方文物》，1994年第二期，第1－7頁；
陳朝雲，《商周中原文化對長江流域古代社會文明化進程的影響》，《學術月刊》，2006年第38卷7月號，第129－135頁；吳志剛，《吳城文化與周公南征》，《四川文物》，2009年第3期，第70－72頁；Mei,Jianjun, 2009b. Early metallurgy and socio-cultural complexity:archaeologicaldiscoveries in Northwest China. In: Hanks, B., Linduff, K.(eds.), Mounments,Metals and Mobility: Trajectories of Social Complexity in theLate PrehistoricEurasian Stepp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pp.215-232; 豆海鋒，《長江中游地區商代文化研究》，吉林大學博士論文，2011年；張海、陳建立，《史前青銅冶鑄業與中原早期國家形成的關係》，《中原文物》，2013年第1期，第52─59頁；Chang, Kwang-Chih, 1964, Prehistoric and EarlyHistoric CultureHorizons and Traditions in South China. CurrentAnthropology, Vol. 5, No. 5,pp.370.
[iii]郭沫若，《十批判書》，北京：東方出版社，1996年，第7頁。
[iv]臺北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中國藝術文物討論會論文集/器物(上)》，臺北:臺北故宮博物院，1992年6月，第209－255頁。
[v]嚴文明，《中國史前文化的統一性與多樣性》，《文物》，1987年03期，第38—50頁；張緒球，《屈家嶺文化》，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16－17頁；郭靜雲，《夏商周：從神話到史實》，第48─49頁。
[vi]陳樹祥，《黃石地區古銅礦採冶肇始及相關問題探析》，《湖北理工學院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2年5期，第8－17頁；陳樹祥，《大冶銅綠山古銅礦始採年代及相關問題研究》，2014年2期，第1－26頁；陳樹祥、龔長根，《湖北新石器時代遺址出土銅礦石與冶煉遺物初析——以鄂東南和鄂中地區為中心》，《湖北理工學院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5年5期，第1－8頁；陳樹祥，《關於早期銅礦業探索如何深化的思考——以鄂東南及銅綠山古銅礦遺址考古為例》，《南方文物》，2016年1期，第84－88、33頁。
[vii] 徐勁松、李桃元、胡莎可，〈從模擬試驗看商周時期大口陶缸的性質及用途〉；邱詩螢，《淺論盤龍城灰燼溝遺蹟》，第32-39頁。
[viii]郭靜雲，《夏商周——從神話到史實》，頁60─87；郭靜雲，《天神與天地之道》，第191─245頁；郭立新、郭靜雲，《盤龍城國家的興衰暨同時代的歷史地圖——考古年代學的探索》，《盤龍城與長江文明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16年，第211－241頁。
[ix]李文傑，《試談快輪所製陶器的識別──從大溪文化晚期輪製陶器談起》，《文物》，1988年第10期，第92─94頁。
[x]湖南省博物館，《安鄉劃城崗新石器時代遺址》，《考古學報》，1983年第4期，第430─434頁。
[xi]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澧縣城頭山遺址──新石器遺址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257─264頁。
[xii]郭偉民，《新石器時代澧陽平原與漢東地區的文化和社會》；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年，第31頁；範梓浩，《從泥質黑陶遺存看兩湖地區新石器時代晚期文化格局的轉換》，《湖南大學學報》，2017年第5期，第31－41頁。
[xiii]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天門市博物館編著，《天門龍嘴》，北京：科學出版社，2015年，第305頁。
[xiv]各文化的絕對年代系筆者以碳十四數據計算得出。
【聲明】本文作者為郭靜雲、邱詩螢、範梓浩、郭立新、陶洋，為《中國冶煉技術本土起源：從長江中游冶煉遺存直接證據談起（一）》（原載於《南方文物》2018年3期）之第一部分：前言的一部分。若有引用或轉載，務請說明作者與來源。
閱讀更多 歷史考古與上古文明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