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突如其來的疫情，讓武漢市的大部分醫院都陷入了管理危機，暴增的病人打亂了原本按部就班的工作，武漢市幾乎所有醫院的院長都經歷了職業生涯最艱難的時刻。
4月1日，從席捲全城的新冠肺炎疫情中，率領全院職工取得階段性勝利的武漢市肺科醫院院長彭鵬，在接受環球時報-環球網赴武漢特派記者的專訪時感嘆稱，“這次疫情給我最大的啟發就是，我們一定要用學會大概率思維去處理小概率事件。
作為武漢市最早的一批新冠肺炎患者定點收治醫院，同時也是武漢市最早的重症患者定點收治醫院，在武漢市新冠肺炎疫情基本被阻斷的時刻，武漢市肺科醫院只出現四例醫護人員被感染的情況。從疫情暴發到疫情阻斷，全院防護物資種類齊全，儲備充足，從未向社會組織募捐。回過頭來看，在武漢市各大醫院被突然爆發的新冠肺炎疫情打得措手不及的時刻，這樣的表現幾乎就是一場奇蹟。
“‘料敵從寬’是我的思維慣性”
2019年12月30日，一份流傳於網絡的《關於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緊急通知》讓那時還是“不明原因肺炎“的新冠肺炎首次出現在公眾的視野中。從網絡上得知這一消息的國家衛健委緊急組織專家組於12月31日上午抵達武漢，開始展開相關檢測核實工作。武漢發現不明原因肺炎的新聞也就此官宣。
2020年元旦期間，不明原因肺炎病人開始陸續進入武漢市各大醫院，這種情況也出現在了武漢市的一所以結核病預防控制與結核病、肺部疾病臨床診療為特色的專科醫院——武漢市肺科醫院。1月3日，武漢市肺科醫院收治了多名呈現出病毒性肺炎表現的患者，他們的共同特徵就是肺部的影像學並不像是以往接觸的典型的結核病表現。
當天，武漢市肺科醫院成立了專家組。專家組討論後決定，要對這些特殊的患者進行隔離。“我記得非常清楚，第一批病人來的時候，我們正在開會，突然發熱門診告訴我，來了三個病情異樣的病人，過一會兒又告訴我，又來了幾個，然後我們就結束辦公會，去門診查看病人情況。
病人們告訴我們，他們是從其他醫院過來的，我們經過問詢、檢查發現他們有幾個共同的特點，首先都有華南海鮮市場接觸史，然後肺上的病灶都是病毒性肺炎的表現。這些病人的症狀比日常感冒要嚴重，因為我們是一家有呼吸道傳染病診療經驗的專科醫院，所以這種情況當時就引起了我們的警覺。”武漢市肺科醫院院長彭鵬介紹稱。
在國家衛健委專家組12月31日抵達武漢，宣佈武漢市發現不明原因肺炎之後，武漢市肺科醫院和武漢市金銀潭醫院、漢口醫院其實已於1月1日一同被武漢市衛健委設定為收治不明原因肺炎的定點醫院，只不過當時武漢市肺科醫院和漢口醫院的角色是後備定點醫院，1月3日這兩家醫院正式“轉正”，它們也就此成為全武漢最早的一批新冠肺炎定點收治醫院。
而在1月1日被設立為武漢市收治不明原因肺炎的後備定點醫院後，武漢市肺科醫院就已經開始著手於院內發熱門診的改造工作，只是在1月3日當大量不明原因肺炎病人來到武漢市肺科醫院之後，醫院原先只有一間診室，兩張留觀床的發熱門診，已經跟不上事態的發展了。
“1月3日大量病人來了之後，我們當即決定，把原先的發熱門診改造工作停下來，因為我們判斷它的規模肯定適應不了病人的增長。然後我們將原有的，面積較大且相對獨立的耐多藥結核病門診改成發熱門診，嚴格按照‘三區兩通道’的要求連夜改造，最終在1月4日凌晨兩點完成佈置，後續進來的不明原因肺炎病人我們就安排在這裡接診，1月3日之後，病人越來越多，最多的時候，一天就有五六百人。有一位熟人告訴我，有一天他來我們醫院看病，光是排隊就排了五個小時。”彭鵬稱。
彭鵬向本報記者介紹武漢市肺科醫院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作戰圖”。視頻：楊誠
類似以上這種為應對大型突發公共衛生事件而臨時採取的“戰時措施”,在一月初社會各界對新冠肺炎病毒認識還不夠全面的時候，武漢市肺科醫院已經比比皆是。
“12月31日，武漢市出現不明原因肺炎患者的消息已經傳得沸沸揚揚，我們當時無法判斷這個病毒一定能夠人傳人，但我的思維方式一直比較謹慎，我覺得既然是不明原因，那就要做最壞的打算，於是我們下定了必須要按照人傳人的可能性去進行防護的決心。”彭鵬稱。
1月3日之後，來到武漢市肺科醫院看病的病人情況越來越複雜，其中的一些人有華南海鮮市場接觸史，另一些人卻沒有華南海鮮市場接觸史。這進一步提高了武漢市肺科醫院的警惕性。
“1月3日之後的多次院中層幹部週會上，我跟大家說，我們正在經歷一場‘戰鬥’，這個‘戰鬥’和我們以前應對大型活動的‘戰時狀態’是不一樣，這場‘戰鬥’我們可能會流血犧牲，可能會以損失我們的健康為代價。”彭鵬稱。
1月6日，彭鵬和醫院的管理層決定將武漢市肺科醫院發熱門診的防護等級直接提升至三級，而在正常情況下，發熱門診的防護等級只是二級。
“新冠肺炎和普通的病毒性肺炎太不一樣了，其實每年的流感季節，病毒性肺炎都會有，但病情嚴重的病人不會這麼多，更不會這麼集中的出現。從1月8號到18號之間，我們醫院大概收了380個這樣的病人。這就遠遠超過了日常收治普通病毒性肺炎病人的數量。我們雖然不知道這是什麼病，但是我們判斷這個病的傳染性還是比較強的。就我個人而言，我比較喜歡用‘料敵從寬’的思維去考慮。在一個未知的病原體出現的時候，在沒有很好的掌握它的規律的時候，我覺得還是慎重一點為好。”彭鵬稱。
“能買的全部都買了”
自從被設定為不明原因肺炎的定點收治醫院之後，彭鵬就和武漢市肺科醫院的管理層一同四處求購醫用防護物資了。
“在被設定為後備定點醫院之後，我和同事們合計著我們必須給醫院儲備一點防護物資。我們結合醫院的實際情況給自己算了一筆賬，計劃將三層樓的普通病區改造成不明原因肺炎患者的收治病區，每層樓能提供34張病床，三層樓一共能提供102張病床，再加上20多張ICU的病床，一共就能提供120多張病床，我們以三、四個月時間為限，估算出120多張病床所需配備的防護物資日常消耗量，然後再按日常消耗量的兩到三倍去儲備。”彭鵬稱。
每張病床救治過的病人，彭鵬都歷歷在目。攝影：崔萌
這個看似“綽綽有餘”的儲備量，在洶湧的疫情面前很快就顯得“捉襟見肘”了。1月6日，武漢市肺科醫院的ICU病房住進了第一位病人，隨後一週病人蜂擁而至，考慮到這個病的高傳染性可能波及的範圍，以及春節將至工廠停工，物流停滯所帶來的影響，彭鵬意識到兩到三倍的富餘量可能都還不夠，於是彭鵬和武漢市肺科醫院的管理層研究決定進一步加大醫用防護物資的儲備。
“比如說醫用防護口罩，我們全院醫護人員一共近四百人，但是我們日常消耗醫用防護口罩的數量大概就是五十到一百個，後來我們按照日消耗五百個的預估量儲備三萬只口罩，結果發現這個遠超平時五到十倍的儲備量還有可能不能滿足疫情防控的需求，於是我們進一步加大采購量，最多的時候儲備了五萬只口罩；再比如說醫用防護服，我有一位朋友在一月初的時候為我們聯繫到一萬五千件杜邦醫用防護服，當時的報價是90塊錢一件，我對我們的設備科主任說，這批防護服我們全部都要，當時他還有一些猶豫，一則是因為這批防護服的單價比平時要貴上幾塊到十幾塊不等，二則是因為這批防護服尺碼都偏大，我當時跟他說，即便尺碼偏大，也全部買回來，實在不行可以和其他醫院交換。
後來我們分兩次把這一萬五千件防護服買到手。在防護物資最緊缺的時候，這樣一件防護服賣到300元，這還是友情價。當然，這一萬五千件防護服所帶來的價值遠非金錢可以衡量，一位相關部門的同志前些日子來我們醫院調研，得知我們在1月10日之前就儲備了一萬五千件防護服後大吃一驚，他告訴我，你知道這一萬五千件防護服是什麼概念嗎？
武漢市在啟動封城兩天後，中央醫藥儲備一共才往武漢調用了一萬四千件防護服，當時武漢市每天防護服的需求是10萬件，但全國的產能每天只有1.3萬件，他的這番話我不知道是否有據可查，我只知道，我們應該是武漢同等床位規模醫院中防護物資儲備最早最充足的醫院了。”彭鵬稱。
除了口罩和防護服，其他能夠購買的防護物資，武漢市肺科醫院都在不遺餘力的購買。在被設定為後備定點醫院後，病區改造需要安裝一種上照式紫外線燈。這種在《世界衛生組織結核感染預防控制指南（2019更新版）》中推薦使用的防護設備能夠殺滅流動空氣的病原體，還能實現人機共存。
武漢市肺科醫院之前在耐藥結核病病房和門診安裝了上十臺這樣的設備，而在醫院被設定為後備定點醫院後，院方又向廠家採購了五十臺用於改造後的病區。但隨著疫情的持續發展，武漢市肺科醫院的管理層意識到，現有的設備也難以滿足日常的防護需求。於是再次和廠家聯繫。“我們當時問廠家庫存還有多少臺，廠家說大概還有九十臺。
我跟廠家協商請他們在春節物流停滯之前全發給我，如果沒用完，我全部退回，物流費我來出。結果廠家就把剩餘九十臺都發給我了。過年前的一天，深圳的一家傳染病醫院通過廠家找到我們，想要借十幾臺，然而那個時候，我們醫院收治的全是重症病人，一臺也借不出去了。”彭鵬稱。
在疫情防控的前期，武漢市肺科醫院光是防護物資的採購就投入了五六百萬，這項支出放在全武漢的醫院中並不算多，但以武漢市肺科醫院這樣一家只有近四百名醫護人員，四百張床位的專科醫院而言，這比投入絕對算得上是大手筆。
“雖然我們醫院上上下下比較團結，對於購買防護物資一事很快就能達成一致，醫院管理層做決策的時候也比較有魄力，但是並不是說沒有質疑的聲音，相反，從我們剛開始大量儲備防護物資時，就有人提出萬一這批防護物資用不完怎麼辦？因為這畢竟是無法產生效益的耗品，它不同於其他的醫療設施，投入之後還會有產出，一萬多件防護服，五萬多個口罩，用不完堆在倉庫裡有可能就會浪費掉。這種顧慮就出現在許多本身對防護物資需求不是很大的綜合性醫院。但是我們醫院的屬性和我個人的經歷，使我覺得提前儲備大量防護物資可行且必要。”彭鵬稱。
據彭鵬介紹，武漢市肺科醫院作為一家以呼吸道疾病和結核病治療為特色的專科醫院，平時對於醫用防護口罩，防護服的需求量就比較大。“我們醫院日常就會接診傳染病病人，我們養成了使用口罩的習慣，我們對於醫護的防護就比其他醫院更加重視一些，我們的院感平時就會督促大家在接診過程中戴好口罩。另外，我們平時也需要使用防護服，這緊急儲備的一萬多件防護服即便眼下用不完，日後也能慢慢消化掉，我們不存在會浪費的情況，所以我們所承受的壓力相對較小。”彭鵬稱。
此外，彭鵬的個人經歷也告訴他，作為一家醫院的院長，疫情當前，大量儲備防護物資是一項負責任的決定。“2017年，武漢市出現H7N9禽流感疫情，那時我在武漢市衛健委醫政醫管處工作，剛好負責H7N9的防控工作。當時全省絕大多數H7N9感染者都被集中收治在一家醫院，由全省市各大醫院抽調醫護人員去參與救治。我在駐院的兩週時間裡就深刻地體會到這種防護物資，在高致病性傳染病防治工作中的重要性，以及它的消耗的程度。這並不是一套、兩套就可以解決的事，一名醫護上一天班可能就要消耗五套。對這種巨大消耗的深刻體會，促使我在疫情爆發初期就督促各部門行動起來加大防護物資儲備量，我告訴大家，作為一個收治傳染病病人的醫院，如果發生了比綜合醫院還嚴重的醫務人員感染事件，那絕對就是院長的失職！”彭鵬稱。
這種具有前瞻性的充裕儲備在新冠肺炎疫情大暴發之後所帶來的積極效果是顯而易見的。在一月下旬，二月上旬武漢市各大醫院防護物資全面告急的，四處求援的歲月裡，武漢市肺科醫院從始至終都未向社會發布募捐公告。
事後證明，也正是因為武漢市肺科醫院能夠為醫院工作人員提供充足的防護裝備，所以武漢市肺科醫院沒有出現大量的“非戰鬥性減員”的情況，尤其是在2月份之前，疫情肆虐全城的時候，武漢市肺科醫院沒有發生一例醫務人員感染。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我們醫院一共有四名醫務人員被感染。他們中有三人參與過一線抗疫，另一名老醫生沒有到醫院參與過抗疫工作，可以明確是社區性感染。我們後期對這三名於2月初感染的醫務人員進行了流調，發現她們都存在社區感染的高危因素，因為在疫情爆發的時候，她們在回家的過程中因無防護暴露在病毒環境中的風險較高，而且也有跡可循，她們在社區環境中確實與新冠肺炎感染者有過直接或是間接地接觸。相反，因為在醫院中防護得當，從硬件和規章上嚴格執行了各項防護要求，她們被感染的可能性反而較小。”彭鵬介紹稱。
此外，武漢市肺科醫院也沒有出現後勤人員大量流失的情況。武漢市肺科醫院的後勤人員平時只穿普通的工作裝，疫情暴發之後，醫院也為後勤人員升級了防護裝備，給後勤人員提供了口罩、隔離服。後勤人員覺得在工作過程中自身安全得到了保障，所以也就願意堅守崗位了。
“在整個抗擊疫情的過程中，我們從未出現醫用N95口罩、防護服、護目鏡等防護物資緊缺的狀況，甚至還在一些兄弟醫院危難之際，向他們伸出了援手。比如說武昌醫院，它們在1月23日被設立為定點醫院後沒兩天向我們求援，提出向我們借六百個醫用N95口罩和15個護目鏡，前兩天它們院領導提出把‘借款’還給我們，然後把借條收回去，我提出這些物資也不要武昌醫院還了，這張借條我們就珍藏著，留作這次抗擊疫情中一段珍貴的歷史記錄。”彭鵬稱。
“最難的是，為生存做出放棄的選擇”
在新冠肺炎疫情大暴發的那段時間，在武漢似乎沒有人比一家醫院的院長更有“權力”，也沒有人會比醫院的院長更受煎熬，因為他們每一天的每一次抉擇都要拷問自己的內心。
“我們醫院規模不大，只有近四百名醫護，我們能夠提供的救治力量有限，在我們最開始收治新冠肺炎病人的時候，只能確保兩個病區的醫護力量到位，因為我們同時還有大量的結核病患者需要收治。但有一件事深深觸動了我，讓我覺得自己必須想方設法去提升我們的收治能力。
有一天，我的一位親戚突然找到我說。他有一個同事，一家三口都感染了，全家人整天發燒。求醫無門的他們把自己的期望降到每天發燒不到三十九度即可，因為高燒實在太難受了，導致他們無法入睡，他們覺得體溫只要降到三十九度以下就是勝利，他們就能好好的睡一個舒服覺了。
他的這番話當時對我觸動非常大。我覺得武漢的老百姓對於健康的要求，已經低到了這樣的層次了，我一定要想方設法投入更多的力量去救治新冠肺炎病人。所以當天晚上我跟我們分管醫療的院長說，要對醫護人員再次進行整合，必須騰出一組醫護人員再加開一個病區，然後我開始去找工人改造我們的樓層。那個時候我告訴自己，我一定要拼盡全力儘量多收一些病人。”彭鵬稱。
然而那段時間，床位的增長速度無論如何也敵不過疫情的發展速度，醫院每天最多隻能騰出三四張床位，但是每天湧進醫院的病人多達幾百人，彭鵬每天都要為哪些病人能夠住院，哪些病人無法住院而備受煎熬。
攝影：崔萌
“我每天下午都要分配病人，全院所有待住院的病人我們都要統一分配。我們醫院制定了一個收治標準，首先輕症患者不能收治入院，因為他們的情況相對樂觀，通過居家藥物治療，還有自愈的可能。
我的一位同事，他們夫妻，加上孩子和父母一家五口全被感染，所幸全部都是輕症，我起初也是讓他們回家自我隔離服藥治療。其次病情過重的我們也無法收治，因為我們的醫生判斷病人入院經過三四十天的救治生存的希望還是不大，但是如果把這個資源讓給其他希望更大的病人，一張床位，同樣的時間內我們也許能夠救活更多人，所以我們必須要做出放棄的抉擇，這種抉擇雖然出於理性，但它也意味著你把別人最後一絲生存的希望也給剝奪了。每天經過多輪篩選之後，頂多也只能收四五名病人。那段時間全武漢人都在煎熬，我每天也很消沉，焦慮，甚至仿徨，似乎所有人都看不到希望。”彭鵬稱。
作為一家新冠肺炎定點收治醫院的院長，彭鵬除了對那些無法救治的病患心懷愧疚，對於自己院內不幸感染的職工，他也充滿了自責。沒有能夠充滿魄力地嚴格執行醫院職工隔離措施是疫情爆發以來他心中最大的遺憾。
“對於傳染病防控而言，不僅將患者集中隔離起來十分必要，將參與疫情防控工作的工作人員集中隔離起來也是勢在必行的，只有將他們集中隔離管理，上班的時候進病房，下班的時候集中隔離居住，切斷與社會的接觸，就能減少非戰鬥性減員，其實我很早就有這個想法，但我卻很難強行要求大家去執行”彭鵬稱。
臨近春節的時候，許多工廠已經停工，學校已經放假，返鄉的人越來越多，親朋好友之間的聚會也隨之多了起來，雖然那個時候彭鵬知道大量的社會交往活動十分危險，但時他也無法阻止醫院職工。”人都是有社會交往需求的，特別是臨近春節期間，你強行阻止他們聚會，他們不會理解，反而會覺得你限制他們的人身自由。所以那個時候我只能以勸說為主，沒有明文規定，然後和大家聊天的時候，也勸大家不要回家，對願意留院住宿的職工，我們全力安排好食宿。但我始終沒有下行政命令。他們對疫情的認識也是有一個遞進的過程，所以我覺得如果我當時更強勢一些，出臺一個強有力的行政干預措施，讓我們的職工能夠儘早全部集中隔離，那麼他們被感染的機率可能就會小一些，回過頭來來看，這是我最大的遺憾。”彭鵬稱。
“這不是一次失誤，這是長期缺失“
業界普遍認為，在所有門類的傳染病中，防控難度最大的就是呼吸道傳染病，因為它的傳播途徑是最難切斷的。呼吸道類傳染病的防控通常被認為是代表了整個傳染病防控中的最高水平，然而在現實處境中，呼吸道類傳染病學科的發展和建設卻處於一個十分尷尬的境地。
“傳染病防治本身就不掙錢，然而它的運營成本又很高，這就造成傳染病學科在很多醫院都不受‘待見’。現在全國傳染病類的專科醫院，以結核病為例，只要是單獨設立的結核病醫院，大多數都存在生存的壓力，即使是在作為結核病定點的綜合醫院中，結核科也是需要靠醫院的補貼才能得以運行。我們武漢肺科醫院，同時也是武漢市結核病防治所，整體發展的還算不錯，在全國排名靠前，但也存在這樣的問題。”彭鵬稱。
彭鵬認為，從專科建設角度而言，國家確實還缺乏整體的謀劃。以結核病為例，結核病已經被劃為一級診療科目，它的層級和呼吸內科，消化科等等科目是一樣的，但在重視程度上卻遠不如其他一級科目，它沒有國家級重點專科醫院，也沒有國家級的質量控制中心。“沒有這些，如何讓基層的醫務人員去對標最高水平找自身差距，又如何逐步去實現同一疾病診療的同質化。這就是我們的現狀。從我一個一線醫務工作者的角度而言，我覺得我們在傳染病學科的整體建設上有缺失，這次新冠肺炎疫情我們損失慘重，就是種種缺失導致問題的集中爆發。”彭鵬稱。
在2月15日舉行的國新辦新聞發佈會上，國家衛健委醫政醫管局副局長焦雅輝介紹稱，武漢市肺科醫院新冠肺炎重症患者出院率高達39%（也是當時最高的水平），這給了我們極大的信心。而據武漢市肺科醫院最新統計，截至4月4日24時，武漢市肺科醫院累計收治患者1030人，治癒出院869人；其中，重症以上患者408人，治癒309人，重症以上治癒率達75.7%。
在談到這些驕人的“戰績”時，彭鵬坦言，武漢市肺科醫院作為一家市級的專科醫院之所以能夠長期處在武漢市新冠肺炎重症患者治癒出院率的第一名，就是因為抗疫一線的醫生都是呼吸科，結核科醫生。他們在治療呼吸道傳染病的時候肯定有自己的專業優勢，尤其在這樣一場彙集所有醫護力量開展的疫情”大會戰”面前，專業性的優勢就能夠凸顯出來。
不單是武漢肺科醫院，在這次新冠肺炎防治的戰鬥中，結核病定點醫院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據公開數據顯示，全國80%的結核病定點醫院都是新冠肺炎的定點收治醫院。“這件事引發了我的另一個思考，那就是我們如何平戰結合。日常加大對結核病定點醫院的扶持力度，穩定人員隊伍，提升人員素質，形成骨幹力量，同時對其它醫院不同科室的醫護人員開展傳染病防治方面的專業培訓，建立一支專業的傳染病防治儲備人才隊伍，為國家建立重大疫情醫療救治體系提供專業人員保障。”彭鵬稱。
“我們如果能有一個平戰結合的思維，那麼很多風險就可以規避掉。比如說火神山醫院，它總有‘關門大吉’的一天，接下來我們要如何用好它呢，在我看來，我們可以拿出一部分病區把它作為一個傳染病醫生的培訓基地，也可以作為急演練基地，因為它本身就是一個應對重大突發疫情的產物，有著完備的設施，它有三區兩通道的設計，我們每年哪怕拿出武漢市20%醫護力量去火神山醫院培訓演練，讓大家熟悉，一旦遭遇傳染病，我該從哪個通道進，哪個通道出，傳遞窗如何用，我該如何做好個人防護，又該如何正確的護理傳染病病人，定期開展演練，建立常規考核，培養一支‘戰時’能夠參與進來的外圍力量，那麼下次再遇到類似的疫情，我們就不至於被打得措手不及了。
現在很多人都在說這場疫情的經驗和教訓，從我一個傳染病專科醫院院長的角度來講，教訓不是某一個方面的誤判，或是某一項決策的失誤，教訓是我們對於傳染病防控應有的重視長時間缺失。”彭鵬稱。
素材整理：夏彩雲
健康時報記者張赫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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