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昶是后蜀君臣权斗的赢家，牢牢控制了皇权，那孟昶治理下的大蜀帝国又是如何呢？
孟昶虽以冲龄即位，未经创业之艰辛，但也很有危机意识。前蜀两世而亡，给孟氏父子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孟昶即位后，“戒王衍荒淫骄佚之失，孜孜求治”。虽然翦除李仁罕等旧臣是为了巩固皇权，但吏治之整饬亦是题中之意。
后蜀广政四年（941年），尚未全盘控制权力的孟昶亲拟《戒谕辞》，颁刻蜀国郡县衙署：
朕念赤子，旰食宵衣，托之令长，抚养安绥。 政存三异，道在七丝，驱鸡为理，留犊为规。 宽猛得所，风俗可移，无令侵削，无使疮痍。 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赋舆是功，军国是资。 朕之爵赏，固不逾时，尔俸尔禄，民膏民脂。 为人父母，罔不仁慈，勉尔为戒，体朕深思。
宋灭后蜀之后，宋太祖赵匡胤将孟昶这篇《戒谕辞》截取四句“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作为《戒石铭》，颁行天下，令郡县刻石置公堂座前。从宋至清，历朝州县衙门多刻这四句“官箴”，以为地方官主政之戒。
孟知祥出身河朔武人，又效力于沙陀李氏集团，却并不崇尚武人政治，“孟氏踵有蜀汉，以文为事”。孟知祥初据蜀中时，处于“群盗犹未息”的局面，仍然能“下宽大之令，与民更始”。孟昶本人则是“能文章，好博览，知兴亡，有诗才”，开创了后蜀“文治”的好局面。
戒石铭
宋人吕陶《经史阁记》曾言，“蜀学之盛冠天下而垂无穷者，其具有三：一曰文翁之石室，二曰高公之礼殿，三曰石壁之《九经》。”孟昶治蜀期间的弘文善政，实功不可没。虽是崇尚文治，但孟昶对所谓“浮薄”之文风有着高度的警惕，但品位高雅，不喜浮薄之作，更是有意识地强调后蜀文治的儒家价值立场。前蜀后主王衍“尤酷好靡丽之辞”，而孟昶“凡为文皆本于理”。
在孟昶的这种有着儒家价值立场的文治政策主导下，后蜀呈现了晚唐以来罕有的文化繁盛局面，在五代乱世之中堪称异数。宋灭南方诸国后，收天下书籍，“建隆初，三馆所藏书仅一万二千余卷，及平诸国，尽收其图籍，惟蜀、江南最多，凡得蜀书一万三千卷，江南书二万余卷”。倘使没有蜀国、南唐这样文教昌明的国家保存华夏文脉，赵宋那种武夫帝国又怎能开创三百余年的文治呢？
作为帝王的孟昶，同样注重发展经济、劝课农桑。明德元年（934年）十二月，孟昶就下诏劝农，“刺史县令，其务出入阡陌，劳来三农，望杏敦耕，瞻蒲劝稼”。诸如此类的劝农诏令，孟昶执政期间颁行多次，足见对农业的重视。与当时许多南方政权一样，孟氏后蜀对于商业的态度是宽松的，广政七年，孟昶诛杀宰臣张业，其中一条罪名就是“以其制度支虐征商税”，“轻关易道，通商宽农”的政策为后蜀带来的是经济的繁荣，“蜀中久安，斗米三钱，国都子弟不识菽麦之苗，金币充实，弦管歌诵盈于闾巷，合筵社会昼夜相接”，“蜀中百姓富庶，夹江皆创亭榭游赏之处。都人士女，倾城游玩，珠翠绮罗，名花异香馥郁森列。”
蜀中的盛世，最终也因北方王朝的武力介入而终结。后唐末年，后蜀建国，一直与中原相安无事。后晋立国之后，天福二年(后蜀明德四年、937年)，晋高祖石敬瑭“遣使诣蜀告即位，且叙姻好;书，用敌国礼”，两国对等交往。
影视剧里的孟昶
天福十二年（后蜀广政十年、947年），契丹南下灭后晋，河东节度使刘知远“乘乱而取神器”，中原局势大乱。后晋雄武军节度使何建以秦、成、 阶三州归附后蜀，而孟昶也派大将孙汉韶攻下凤州，占据四州之地，事实上恢复了前蜀最大时的疆域。后蜀地近关中，颇有雄心的孟昶“志欲窥关中甚锐”，但数次与后汉交手皆未占上风。
后周的兴起打破了战略对峙的平衡。后周显德二年（后蜀广政十八年、955年），刚刚取得高平大战胜利的周世宗柴荣出兵伐蜀。战争持续一年多，最终后蜀战败，“秦、成、阶、凤复入 于周”。后周咄咄逼人的战略攻势，迫使孟昶“分遣使者聘于南唐、东汉，以张形势”。
在后周的一统天下方略中，后蜀并非首先要兼并的目标，故而终周世宗之世，周、蜀之间并无战事。及至赵宋代周之后，定下“先南后北”统一方略，赵匡胤认为“中国自五代以来，兵连祸结，帑藏空虚，必先取巴蜀，次及广南、江南，即国用富饶矣”，蜀中财富成为赵氏政权觊觎目标。
宋朝在不战而定荆、楚之后，下一步就是后蜀。孟昶原本打算向宋廷臣服，但是被素来以孔明自居的枢密使王昭远“固止之”，并献计派使者送书联合北汉共同出兵中原，对宋形成夹攻之势。不料，秘密结盟的蜡丸书却被赵彦韬献与赵匡胤。这无疑给宋廷送上了动武的理由，赵匡胤笑曰：“西讨有名矣。”
北宋乾德二年（后蜀广政二十七年、964年）十一月，赵匡胤下诏伐蜀，5万宋军，兵分两路攻蜀：王全斌、崔彦进为北路统帅，自凤州沿嘉陵江南下；刘光乂、曹彬为东路，自归州溯江而上。战争的过程并不复杂，蜀军几乎没有招架之力。
在整个战争中，蜀军战败后，或走或降，仅有夔州守將高彥儔战败之后“閉牙城拒守”，不走不降，最后“自焚死”。宋军迫近成都时，老將石頵劝孟昶“聚兵堅守以敝之”。孟昶对蜀中军人并不乐观，感慨道“吾與先君以溫衣美食養士四十年，一旦臨敵，不能為吾東向放一箭，雖欲堅壁，誰與吾守者邪！”
乾德三年（后蜀广政二十八年、965年）正月，孟昶命宰臣李昊草拟降表，因李昊当年仕于前蜀王衍为翰林学士，前蜀降于后唐，降表亦是李昊所拟，故有人讥之为“世修降表李家”，势所使然，李昊又何罪之有？宋军灭蜀，前后不过六十六日。
前蜀和后蜀
孟昶降宋之后，“挈族归朝，由峡江而下”，被带往汴京，入朝后即授予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兼中书令、秦国公等勋衔，并赐第京师，厚加赏赍。然而，七日之后，孟昶却意外暴卒，年仅四十七岁。宋人史书中对孟昶死因皆未交待，但是清人吴任臣《十国春秋》中却以注释的形式附了孟昶的遗表，其中有“不谓偶萦疾疹，遽觉沉微，乃蒙陛下轸睿，念以殊深，降国医而荐至，比冀稍闻瘳损，何期渐见弥留？”这意味着孟昶归宋授官之后，偶染疾病，在赵匡胤派国医治疗之后，反而暴卒。如此，孟昶之死便与宋廷脱不了关系，极大可能是被赵匡胤鸩杀！
赵宋为何要杀孟昶呢？按理说，当时宋朝仅仅征服了荆、楚、后蜀，杀掉一个归顺的降主，就会丧失赵氏“示信怀柔”的形象，并不有利于一统战略。但是，具体到后蜀，情况却有所不同。孟昶作为蜀地“四十年偏霸之主”，深得蜀地百姓人心。孟昶离蜀归宋之时，蜀地“万民拥道，哭声动地，昶以袂掩面而哭。自二江至眉州，沿路百姓恸绝者数百人”，原因就在于孟昶“治蜀有恩”，“劝农恤刑，肇兴文教，孜孜求治，与民休息”。
反观宋军在征服蜀国的过程中，却尽显暴虐野蛮。王全斌等宋将率军入蜀之后，军纪败坏，暴行不断，进入成都之后，在一天之内“杀蜀降兵二万七千人”，竟然还有“有大校割民妻乳而杀之”这种惨绝人寰的暴行。王全斌等宋军将领入蜀之后，“昼夜宴饮，不恤军事”，“部下渔夺货财，蜀人苦之”，这一点就连赵匡胤都斥其“专杀降兵，擅开公帑，豪夺妇女，广纳货财”。宋军的暴行激起了蜀人的愤怒，“蜀军愤怨，人人思乱”。这样一来，活着的孟昶就极有可能成为蜀中抗宋运动的旗帜。宋太宗淳化四年（993年）的王小波、李顺起义，就打着孟氏旗号，“故蜀人惑而从之”。足见孟昶深得蜀中百姓之心，影响极其深远。
赵匡胤
然而，在后世史书中，孟昶又是一个沉溺于酒色荒淫的昏君形象，这又是为何呢？原因很简单，就是宋人有意的污蔑丑化。宋人著述中，经常提及孟昶的所谓“七宝溺器”，譬如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后蜀世家》说后蜀“君臣务为奢侈以自娱，至于溺器，皆以七宝装之”。《新五代史》虽然并非官修史书，但一直未宋廷官方褒奖，可以代表官方立场。非常奇怪的是，早于欧史的薛居正《旧五代史》却对此事一字未提，可见“七宝溺器”是宋人制造出来的虚假历史。
宋代蜀籍士人张唐英的《蜀梼杌·后蜀后主》称赞孟昶“幼聪悟才辨，自袭位，颇勤于政，边境不耸，国内阜安”。《五国故事》称赞孟昶“颇务慈俭，寝处惟紫罗帐、碧绫帷，褥无锦绣，诸饰居常在内，惟铜装朱漆小辇而已”，这哪里还有骄奢淫逸的样子呢？
宋人为了消除孟昶的影响，不仅将其鸩杀，更在历史叙事中将其丑化成荒淫无耻的昏君，历史真相因此遮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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