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丰臣秀吉花了不到一年时间修建起来了名护屋城址，该城堡被作为他进攻朝鲜的基地。展示丰臣秀吉强大权力的名护屋城规模很大，给人一种无比的压迫感。
也正是因为刚看完中世纪的其他城堡，所以我们才能切身感受到丰臣秀吉刚刚建立的统一政权的力量是多么巨大。统一政权的诞生
可能因为统一了日本列岛，丰臣秀吉得以集中全日本所有诸侯的财力，才有可能建造如此规模的城堡。但是，丰臣秀吉建造的不仅是名护屋城，他还建造了京都的聚乐第和伏见城、大阪城等豪华绚烂的大型建筑。这与镰仓、室町幕府时期的统治者主要修建规模较小的寺院相比，其规模不可同日而语。此外，丰臣秀吉更是投入巨资，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
丰臣秀吉拥有如此巨大的权力，无疑是以令人无法想象的巨大经济实力为背景的，他的经济实力和石见白银的生产以及16世纪非常活跃的海外贸易不无关系。在葡萄牙人和耶稣会成员开始与日本列岛保持关系的16世纪后半期，日本列岛迎来了政治、经济、社会大变革的时代。 自战国时期以来，社会动乱随着政权的统一而迅速结束。
1582年，织田信长在本能寺遇难。之后，丰臣秀吉消灭了明智光秀和柴田胜家等织田信长的旧部，令德川家康臣服，并统一了纪州和四国。其后的1587年，他又征伐九州的诸侯岛津并大获全胜。在织田信长死后仅仅五年时间内，丰臣秀吉就统一了日本列岛西部地区。
1590年，他又消灭了小田原的诸侯北条，平定了日本列岛东部地区。至此，除了北海道，丰臣秀吉统一了日本列岛的大部分地区。离1580年范礼安报告“本州共有53个王国”还不到十年的时间，日本就已经统一成一个国家了。 在这之后，丰臣秀吉开始了长达八年的侵略朝鲜战争，这是对以明朝为中心的东亚观念性国际秩序的重大挑战。日本军队和支援朝鲜的明朝军队直接交战。 这意味着丰臣秀吉统一后的日本破坏了通过朝贡关系所建立起来的与明朝之间的君臣关系，继而脱离了明朝想象中的国际秩序。
1598年，随着丰臣秀吉死去，侵略朝鲜战争告一段落。经过关原之战，德川家康坐上了统一政权的宝座。德川家康试图和明朝改善关系，但都不顺利。结果直到1644年明朝灭亡，两国外交关系一直都比较疏远。德川政权和明朝之后的清朝也没有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日本边窥视着中国，边走自己的道路。
朱印船贸易的意义
这条自己的道路通过朱印船贸易、锁国、禁止天主教等一系列政策完整地表现出来。 16世纪前半期兴起的中日贸易热潮一直持续到了16世纪后半期乃至末期。这是因为日本需要中国的丝绸，而中国需要日本的白银。但到1551年大内政权灭亡后，中日两国间的勘合贸易遂告中断。即便明朝在1567年放宽海禁政策，但在官方贸易层面还是不允许华商前往日本或日商访问中国。
因此，中日两国间的贸易就只能通过走私商人或者在澳门设置据点的葡萄牙人来进行。此外，由于明朝允许华商前往东南亚各地，所以日本商人只要抵达东南亚，就可以在那里与华商直接做生意。这就是所谓的“出会贸易”。
在统一全国之后，德川家康向出航海外的船只颁发新的朱印证，并请求东南亚各国保障携带朱印证的船只的安全和贸易。此外，他还命令获得朱印证的船也即朱印船必须从长崎出港。只要是在日本设有据点的人，不论其“国籍”如何，均可获得朱印证。这或许是德川幕府在对海外贸易活动进行管理的同时，优先考虑稳定进口商品的结果。
自德川幕府从明朝的观念性秩序中脱离出来后，就不得不以自己的意志管理贸易，并建立起以自己为中心的地区秩序。在当时大陆政权管理海上贸易及其从业人员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东亚海域，这是唯一的选择。 1616年，欧洲船只的停泊港被规定为平户和长崎。
1635年，华商船只的停泊港被限制在长崎。这些海外贸易管理政策的最终目标是禁止日本人和日本船只前往海外、来航的外国船只仅限于荷兰船只和中国船只、外国船只的停泊港仅限于长崎，也就是所谓的“锁国”政策。毫无疏漏地管理海上贸易正是德川政权树立权威的上策。
禁止天主教
遵从欧洲天主教文化圈的安排，耶稣会在和葡萄牙国王的传教保护权保持表里如一的关系的同时，大力推动在日本的传教，但其中也包含了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的矛盾。那就是，只要日本不成为葡萄牙领地，那么让日本人改变信仰的事业就无法完成。例如，如果日本人改变信仰的工作不断取得进展，日本人信徒逐渐增加的话，就必须要在日本某地设置天主教主教职位。从传教保护权这一角度来考虑的话，有权选择主教并向罗马教皇推荐的是葡萄牙国王。
此外，准备修建主教教堂的土地以及修建教堂的也是葡萄牙国王。这当中反映不了日本人的意见和要求，日本也就成了葡萄牙的一部分。即便如此，另一方面，更现实的问题是，就算葡萄牙国王非常关心在日本的天主教传教活动，但两国之间在地理上远隔重洋，葡萄牙国王是难以派遣大军征服日本并获得土地的。 在这一背景下，耶稣会成员应该是内心充满矛盾地在日本传教。 他们对这一事情的本质有多大程度的了解我们不得而知，但对于必然和葡萄牙国王的领土占领发生关联的耶稣会的传教活动，日本的统治者无疑感受到了某种程度的威胁。
1587年，丰臣秀吉从耶稣会手中收回长崎并对其进行直辖管理，同时首次发布驱逐传教士的命令。导致这一事件的直接原因是耶稣会准教区负责人卡斯帕·科埃略在博多当面拜访丰臣秀吉时，试图以武装船队司令官的姿态施加压力。这虽然是科埃略的无心之举，但却让之前隐约觉得天主教传教活动带有危险性的丰臣秀吉切身体会到了这一危险。在确信无疑之后，
丰臣秀吉采取了上述强硬政策。 除此之外，让日本统治者认为天主教危险的确切原因还有很多。例如，统一后的幕府政权采取的基本政策是“王法为本”，即世俗权力优先于宗教权力。此外，当时日本的社会秩序是以“神国”意识为基础的，而天主教教义与此完全不相容；占日本总人口3%到4%的日本天主教教徒疯狂的反社会的行为；荷兰人和英国人告诫日本，称天主教传教和葡萄牙、西班牙的领土野心之间有莫大关系；等等。另外，也有学者指出，天主教教徒以外的普通日本人大多信仰被称为“日本宗”的宗教。由于他们所重视的“天道”与天主教教义互不相容，大部分人都支持统治者的政策。上述原因叠加在一起，使得幕府开始驱逐传教士，禁止天主教的传播。当统治者看到不断有传教士乘坐从东南亚来的船只试图潜入日本时，甚至废除了朱印船制度。
当然，这也是因为有了其他的代替进口海外商品的方法，但由此也可以看出，德川幕府是下了很大决心来禁止天主教的。 诞生禁止天主教的不单是日本的统治者。尽管事态的表现在细节上有所不同，但取代明朝的清朝、朝鲜，还有越南也采取了大致相同的政策。在17世纪到18世纪的东亚海域周边各国，禁止天主教成了一种共同的政策。支撑东亚地区政权的理念和社会秩序，与天主教教义和以传教为前提的天主教教会的世界观之间的深深隔阂难以调和。对于东亚海域的政权而言，天主教传教士的存在是一种极大的威胁。
结语
”锁国“政策让日本的基督徒锐减，并且维持了国内的统治和安定，为日本民族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环境，而且大大降低了日本成为殖民地的可能。
参考文献：
《日本历史》
《日本国家概况》
《日本锁国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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