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清茗）晉武帝年間。
一天，北芒山（今河南洛陽北）下，竹林之中，一小戶家宴，親朋好友難得一聚，推杯換盞共話桑麻。
酒酣耳熱之時，忽然有人赤身裸體地跑了出來，繞席而飲毫無避諱。
這個人便是宴席的主人劉伶，身材矮小面色黝黑。他一邊飲酒一邊彈唱，不少女眷都紛紛避讓，男人們則上前勸說。然而劉伶卻把遞過來的衣裳全部扔掉，對眾人橫眉冷對：我以天地為棟宇，屋室為褌衣，諸君何為入我褲衩之中?
豪氣干雲的一句話！
天地之間是我居所，屋宇是我的衣服，你們鑽進我褲襠裡面幹什麼！似問似答，似怒似癲，似悲似喜，猛一聽荒誕不經，但細想又合情入理。好在家人們知道劉伶素來飲酒成瘋，也不與他計較，紛紛散去而已。
無獨有偶。就在劉伶醉酒的時候，馳道上一架馬車卻在狂奔，阮籍也以天地為伍，嚮往天地自由給他帶來的精神快感，去哪裡並不重要，只要是向前，就能把滾滾紅塵拋在身後。可是人生有涯路有盡頭，阮籍在窮途之後放聲痛哭，哭夠了之後換條路再走，再哭。
阮籍一生哭過三次。第一次是母親去世的消息傳來，阮籍正在與人下棋，對方要停止這盤棋，但阮籍不同意，執著地下完棋。棋下完了，酒也喝完了，阮籍放聲痛哭，吐血數升。等他回去奔喪時候，母親遺體正在下葬，他坐在墓邊，旁若無人的自斟自飲，飲完酒後涕泗磅礴，繼之以血。
如果說這兩次痛哭還有情理的成分存在的話，第三次痛哭卻有些匪夷所思。在行路中聽說路邊有戶人家的女子未出閣便故去了，阮籍立刻便去這個素不相識的人家弔喪，哭訴女子貌美，顧影自憐感嘆紅顏命薄，絲毫不顧及女子名聲和家人感受，任情自然，率性而為。
魏晉之間，因為對當時頻繁戰爭和官場傾軋的不滿，很多人選擇退出社會管理序列，擺脫俗世道德的約束，以山林為伍，笑看春花秋月，閒話春去冬來。隱逸是堅決的態度，他們或粗魯，或率性，或正直，或詼諧，或怪誕，或純真，他們故意以行為的放縱，用俗世中的不可理喻來表達對社會和國家的不滿，更以誇張的行為藝術表達對社會教化墮落的無聲反抗。在他們心裡，有比肉體痛苦或者生命失去更痛苦的理由，那便是不堪忍受道德淪喪下的一切虛偽。
這便是竹林七賢。嵇康、阮籍、山濤、向秀、劉伶、王戎及阮咸，出身不同、年齡不同、身份不同、經歷不同、人生觀不同，能夠嘯聚竹林，本身就是一個奇蹟，他們中間的一個共同點便是均有著極高的文學藝術素養，尊崇老莊哲學思想，在價值觀念、思想作風、人生態度、審美情趣幾乎驚人一致，並以遊仙詩等藝術形式，將老莊思想、社會實踐和人生追求完美結合起來，借鑑《莊子》、屈原《離騷》等浪漫主義風格和非現實情境，為唯美主義代言。
以黨錮之禍為起點，至三國末期的戰爭升級下的民不聊生，一些知識分子開始用思想自覺反思社會動盪的根源，繼而對以儒家為主導的社會教義產生了極大的懷疑，開始嘗試通過自身道德行為來感染和改變社會現實。如以關羽為代表的“禮信忠義”道德觀為行動準則和榜樣行為，充實了儒家倫理範疇，對道德精神進行了較為充分的詮釋和展現，在思想領域有著強烈而廣泛的影響。
當然，與關羽積極入世相左的便是隱逸文化的高度發達，除了早年諸葛亮小隱於野外，還有諸如徐庶等人的大隱於朝的做法，看似是一種明哲保身的人生態度，事實上是對連年戰爭和相互征伐的極度不滿，對於傳統的名教產生了思想上根本性的動搖，但在道德和禮制的層面難以解決朝廷皇權更替的死穴，特別是以曹操與其子曹丕、曹植三曹父子為代表的建安七子的文學創作中，在充分表露民生艱難的前提下，繼續標榜暴力和戰爭，讓多數傾向於黃老政治的書生表現了不解和彷徨。
烏角先生左慈是那個時段的典型代表，傳說他精通星佔術，從周天星宿中看出了曹魏起數將盡，擲杯戲曹。《後漢書》中記載左慈“為人廣施薄取”，本想申道義昌儒教而兼濟天下，只是因為處境不順，才不得已而求其次，修道術以獨善其身，雖然兼綜諸子之學，但基本還是保持了儒家的內核，有著漢代儒家的基本特徵，保留著董仲舒以來的風骨，與江南陸績、虞翻、賀循等人不謀而合，形成三國中另類的思維體系，“外物棄智，滌盪機變，忘富逸貴，杜遏勸沮，不恤乎窮，不榮乎達，不戚乎毀，不悅乎譽”，成為竹林七賢最早的範本。
左慈的行事風格也代表了當時社會的一種主流傾向，包括建安七子在內的曹植等人也開始由社會戰爭的痛苦中走出來，嘗試以文學的方式來進行理性的思考和精神的遐想。由於被曹丕所逼，作《七步詩》的曹植拋棄了,直抒胸臆、質樸剛健的文風，開始在現實生活中尋找人生本源的理想和追求。
早年間的曹植是非常積極和陽剛的，一度被曹操看做繼承人而重點培養。但是隨著自身修為和信仰轉變，逐漸被曹操所拋棄。在曹植身上，有著酒與紅塵的故事，才子之氣讓他與生俱來有著與世俗間天然反抗，敢於在軍規法紀面前縱情豪飲，酒後可歌可詠，可在帝王盛典時的專用王道中縱情馳騁。因為飲酒，曹操處死了司管禁道的公車令，也差點讓愛將曹仁命喪疆場。但是這一切似乎與曹植無關，他更希望內心理想和獨自追求在現實中的實現。
曹植心中，總有若隱若現的世界出現，那是一位仙姿卓絕傾國傾城的女子，不與世俗為伍，不食人間煙火，芳澤無加，鉛華不御。容貌之外便是精神的獨立和思想的自由，典型才子與佳人的神話傳說。既然是神話，比定在現實中無法實現，因此曹植變得無比痛苦，更加與俗世格格不入，在政治上，從一個過著優遊宴樂生活的貴族王子，變成處處受限制和打擊的對象。
曹丕繼位的關鍵時期，如同對心中女神宓妃求之不得的沮喪，現實社會也給他無情鞭撻，一種試圖改變現實社會而又鬱郁不得志的沒落書生的彷徨躍然紙上。同竹林七賢消極避世的心態相比，即便被幽禁，心態也是積極而向上的。魏明帝曹叡繼位後，曹植認為他大展才華的時候到來了，多次上書，希望朝廷給予他政治上的重用，言辭懇切，讀來讓人潸然。但過於冷靜理智的曹叡卻心如古井，不起微瀾，
對於曹植的種種表白和要求，只是口頭上給予嘉許而已。整個曹魏政權對他視之如虎，換來的是更加嚴格的防範和行為限制，曹植傷心絕望，淚眼摩挲中，由現實轉向了精神的慰藉。
《洛神賦》便創作於此時，也可以說，以三曹父子為代表的建安七子最終歸宿於玄學中，開始孤獨地哲思，此刻的曹植以隱士身份開始獨立於世外，完成了對自己人生的否定。對於隱士，曹植一直是在矛盾中前行的，一邊他大力批判隱士信仰和追求的荒誕無稽，竭力鼓動隱士退出山林入世救國，以“君子不遁俗而遺名，智士不背世而滅勳”的積極用世、建功立業的政治態度和理想抱負呼喚隱士的出現，一邊又大力歌頌隱士節操的高潔，“從子而歸”，遊離於世外。
同他的人生轉變一般，《洛神賦》也助推文學史上的重要革新和進步，既體現了《詩經》“哀而不傷”的莊雅，又蘊含著《楚辭》窈窕深邃的奇譎；既繼承了漢樂府反應現實的筆力，又保留了《古詩十九首》溫麗悲遠的情調。曹植用鮮明獨特的風格，完成了樂府民歌向文人詩的轉變。
曹植後期思想同他的詩文一樣被繼承下來，玄學和清談又把當時社會整個名士捲入其中，“精神遐流，與化周旋，清若金水，鬱若山林”一時間引領了思想潮流的風向，繼而使思想在儒家正統、服務於國家機器之外，有著與其平行的黃老玄學的社會存在。不僅諸葛亮、左慈、管輅等人有深入研究，就連魏明帝曹叡也把談論玄學作為有文化素養的標誌，在豢養大多以隱而榮的名士基礎上，進而形成了對中國後世文化有著深遠影響的正始思潮。
正始是齊王曹芳的年號，公元240年至249年間使用。正始十年間是玄學發展的黃金時期，何晏、王弼、夏侯玄等玄學名將除了著述立說之外，更以清談的方式推動玄學的發展。當這段時期內，竹林七賢也受時代風尚的影響，融入玄學的研究中，繼而形成了他們拋棄了儒家修身的思想基礎轉向了老莊核心的集體性格。
當然竹林七賢的隱逸又與道教深藏深山吐故煉丹完全不同，他們還以身在紅塵中為驕傲的資本，只是他們“豪尚虛無，輕蔑禮法”的行事風格完全迥別於當世時代主流思想而已。儘管他們用喝酒而麻痺精神，毫無節制地醉生夢死，但他們心裡也是十分清楚，他們是以另類的玩世不恭的行為方式傳達輕蔑禮法、遵乎達生的人格精神。
最為荒誕不經的便是阮咸。居喪期間，他與姑姑的婢女私通，婢女懷孕。姑姑帶走了婢女，阮咸急忙騎驢追趕：“人種不可失”，與婢女一起乘驢而回。
輿論大譁，阮咸因此而長期沉淪閭巷。
酒是他們共同的興趣與愛好。酒有水的柔性和火的剛烈，借酒可以消愁，同樣借酒可以言志。阮籍和王戎互為鄰里，鄰家有婦顏色姣好，於是二人便在其家飲酒，酒後就在夫人身旁臥睡。劉伶更是嗜酒如命，攜著酒壺四處遊蕩，隨從持鐵鍬緊跟。劉伶說，死，便埋我。
傳說山濤一次能飲八斗酒，晉武帝曾做過試驗。阮咸同樣不甘落後。一次宗族聚會，阮咸以大甕乘酒，眾人圍甕而飲。後來一群野豬出現，阮咸與豬同飲，謂之“豕飲”。外人看來，他們行事乖張，毫無禮法，不免給人“簡傲”的印象。阮籍與王戎一起飲酒，推杯換盞，言笑甚歡。劉公榮當時為兗州刺史，是一方大員，叨陪末座，杯酒不得。但三人言語談戲，毫無異常。有人問阮籍為何這樣，阮籍回答說：“勝公榮者，不得不與飲酒；不如公榮者，不可不與飲酒。惟公榮，可不與飲酒。”
阮籍的意思是，我們各自為伍，各有所求，我並不強求你飲酒，你也不必在意我的志向，干涉我的行為，“道不同，不相為謀”。沒有成文和必要的說明，但他們心裡明白行為的關鍵指向，一個沒有官府指導思想、沒有法律要求，完全靠道德力量約束的社會秩序。
“為官避事生平恥”。當官的要是謀私，便是賊，是竹林七賢所不屑的。竹林七賢選擇以太行山自古天下之脊為修行所在，並以“寒風不變終身節”的竹作為堅守節操的自我期許，有很強的文化象徵意義。但魏晉時期險惡莫測的政局，使他們對入仕存在深深地恐懼，不得不用冷酷行為來掩蓋改變社會的熱血。
一日復一夕，一夕復一朝。顏色改平常，精神自損消。
胸中懷湯火，變化故相招。萬事無窮極，知謀苦不饒。
但恐須臾間，魂氣隨風飄。終身履薄冰，誰知我心焦？
阮籍的這首《詠懷詩》，鮮明地表示出竹林七賢的政治理想。但是為了豐富但是極具玄學意境的精神追求，卻有著“如臨深淵、如履薄餅、戰戰兢兢”的恐懼心態，行為上的怪異，精神上的不合作，如果稍有不慎，便會被官府所緝拿，殘存的理想也就不再具有——儘管這種理想縹緲到連他們都難以言表和說明，越是這樣，他們的行為便越怪異，心情便越焦急。
後世陶淵明將這種理想更加具體化，在著名的《桃花源記》中，陶淵明描述了一個沒有戰爭壓迫、沒有官僚體制，人人平等，全社會充滿關愛的和諧社會。陶淵明著重指出，桃花源裡的人們不具有神仙身份，與曹植《洛神賦》中的精神世界相比，這裡全是普通的社會大眾，其“怡然自樂”並且“皆出酒食”的深層次原因就在於“不知有漢何論魏晉”的排除官府因素之外社會自然管理體系，即雖有父子無君臣的尊卑制度。
繼承著竹林七賢的衣缽，陶淵明沒有將目光侷限於自身，而是將志向投向於自己的政治理想或者希冀出現的社會理想模式。但是在理想描述的同時，無不受到當下政治環境的影響，不得不用隱居或者逃離官場的方式來掩藏心中與當下政局、朝廷格格不入的凌雲壯志，用自我否定的方式不僅對上層統治者的具體人物，更對統治階級進行整體排斥。
因此，他們直接而乾脆地拒絕著官府出世的邀請。單純的文人是不能為官的。在亂世中，為官就必須丟掉自己的人格操守和精神信仰，被權力所支配和利用，否則他們將被權力厭惡，與自己的理想背道而馳，甚至不得不用自嘲、自諷、自甘墮落“毀行廢禮以穢其德”等凡人所看不懂的方式來保護自己。
這就是竹林七賢特立獨行，任情率性的根本原因，是時代使然，也是他們崇尚老莊的個性使然。他們的諸多行為令世人感到不可思議，批評者有之，指責者有之，攻擊者亦有之，自然被官府所謂正統所棄用和不容。
嵇康與向秀在大柳樹下打鐵，鍾會前來拜訪，嵇康卻是半天不理會他，鍾會十分無趣，準備離去，這時嵇康問鍾會：“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鍾會的回答如偈語一般：“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
雙方便如此結怨。嵇康娶魏武帝曹操長樂亭主為妻，鍾會和司馬家族則忌憚。隨便找一個機會，就把嵇康定了死罪。行刑當天，嵇康昂揚走來，身後三千太學生，浩浩蕩蕩向司馬昭跪地求情。
司馬昭見竹林七賢人氣之旺，更是難以容他。臨刑前嵇康神態自若，撫琴而歌，一曲《廣陵散》婉轉清揚，蕩氣迴腸。
《廣陵散》是中國古代十大名曲之一，以抑揚頓挫的殺伐氣氛而聞名，前奏清透而有序，中間起承轉合，表現了其臨危不懼的反抗意識。
昔者山濤曾力邀嵇康為官，遭到了嵇康的強烈反對，認為侮辱其名節，並寫下《與山濤絕交書》來明志，不料自己最終還是死在官府手裡。楚漢征戰處，阮籍曾怒罵，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豎子者，小人耳。幕天席地，天縱豪情者，何嘗將司馬昭放在眼中？
曲終人散，魏晉風度成為絕響。（作者原創）
閱讀更多 行走山西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