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清茗）晋武帝年间。
一天，北芒山（今河南洛阳北）下，竹林之中，一小户家宴，亲朋好友难得一聚，推杯换盏共话桑麻。
酒酣耳热之时，忽然有人赤身裸体地跑了出来，绕席而饮毫无避讳。
这个人便是宴席的主人刘伶，身材矮小面色黝黑。他一边饮酒一边弹唱，不少女眷都纷纷避让，男人们则上前劝说。然而刘伶却把递过来的衣裳全部扔掉，对众人横眉冷对：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裤衩之中?
豪气干云的一句话！
天地之间是我居所，屋宇是我的衣服，你们钻进我裤裆里面干什么！似问似答，似怒似癫，似悲似喜，猛一听荒诞不经，但细想又合情入理。好在家人们知道刘伶素来饮酒成疯，也不与他计较，纷纷散去而已。
无独有偶。就在刘伶醉酒的时候，驰道上一架马车却在狂奔，阮籍也以天地为伍，向往天地自由给他带来的精神快感，去哪里并不重要，只要是向前，就能把滚滚红尘抛在身后。可是人生有涯路有尽头，阮籍在穷途之后放声痛哭，哭够了之后换条路再走，再哭。
阮籍一生哭过三次。第一次是母亲去世的消息传来，阮籍正在与人下棋，对方要停止这盘棋，但阮籍不同意，执着地下完棋。棋下完了，酒也喝完了，阮籍放声痛哭，吐血数升。等他回去奔丧时候，母亲遗体正在下葬，他坐在墓边，旁若无人的自斟自饮，饮完酒后涕泗磅礴，继之以血。
如果说这两次痛哭还有情理的成分存在的话，第三次痛哭却有些匪夷所思。在行路中听说路边有户人家的女子未出阁便故去了，阮籍立刻便去这个素不相识的人家吊丧，哭诉女子貌美，顾影自怜感叹红颜命薄，丝毫不顾及女子名声和家人感受，任情自然，率性而为。
魏晋之间，因为对当时频繁战争和官场倾轧的不满，很多人选择退出社会管理序列，摆脱俗世道德的约束，以山林为伍，笑看春花秋月，闲话春去冬来。隐逸是坚决的态度，他们或粗鲁，或率性，或正直，或诙谐，或怪诞，或纯真，他们故意以行为的放纵，用俗世中的不可理喻来表达对社会和国家的不满，更以夸张的行为艺术表达对社会教化堕落的无声反抗。在他们心里，有比肉体痛苦或者生命失去更痛苦的理由，那便是不堪忍受道德沦丧下的一切虚伪。
这便是竹林七贤。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出身不同、年龄不同、身份不同、经历不同、人生观不同，能够啸聚竹林，本身就是一个奇迹，他们中间的一个共同点便是均有着极高的文学艺术素养，尊崇老庄哲学思想，在价值观念、思想作风、人生态度、审美情趣几乎惊人一致，并以游仙诗等艺术形式，将老庄思想、社会实践和人生追求完美结合起来，借鉴《庄子》、屈原《离骚》等浪漫主义风格和非现实情境，为唯美主义代言。
以党锢之祸为起点，至三国末期的战争升级下的民不聊生，一些知识分子开始用思想自觉反思社会动荡的根源，继而对以儒家为主导的社会教义产生了极大的怀疑，开始尝试通过自身道德行为来感染和改变社会现实。如以关羽为代表的“礼信忠义”道德观为行动准则和榜样行为，充实了儒家伦理范畴，对道德精神进行了较为充分的诠释和展现，在思想领域有着强烈而广泛的影响。
当然，与关羽积极入世相左的便是隐逸文化的高度发达，除了早年诸葛亮小隐于野外，还有诸如徐庶等人的大隐于朝的做法，看似是一种明哲保身的人生态度，事实上是对连年战争和相互征伐的极度不满，对于传统的名教产生了思想上根本性的动摇，但在道德和礼制的层面难以解决朝廷皇权更替的死穴，特别是以曹操与其子曹丕、曹植三曹父子为代表的建安七子的文学创作中，在充分表露民生艰难的前提下，继续标榜暴力和战争，让多数倾向于黄老政治的书生表现了不解和彷徨。
乌角先生左慈是那个时段的典型代表，传说他精通星占术，从周天星宿中看出了曹魏起数将尽，掷杯戏曹。《后汉书》中记载左慈“为人广施薄取”，本想申道义昌儒教而兼济天下，只是因为处境不顺，才不得已而求其次，修道术以独善其身，虽然兼综诸子之学，但基本还是保持了儒家的内核，有着汉代儒家的基本特征，保留着董仲舒以来的风骨，与江南陆绩、虞翻、贺循等人不谋而合，形成三国中另类的思维体系，“外物弃智，涤荡机变，忘富逸贵，杜遏劝沮，不恤乎穷，不荣乎达，不戚乎毁，不悦乎誉”，成为竹林七贤最早的范本。
左慈的行事风格也代表了当时社会的一种主流倾向，包括建安七子在内的曹植等人也开始由社会战争的痛苦中走出来，尝试以文学的方式来进行理性的思考和精神的遐想。由于被曹丕所逼，作《七步诗》的曹植抛弃了,直抒胸臆、质朴刚健的文风，开始在现实生活中寻找人生本源的理想和追求。
早年间的曹植是非常积极和阳刚的，一度被曹操看做继承人而重点培养。但是随着自身修为和信仰转变，逐渐被曹操所抛弃。在曹植身上，有着酒与红尘的故事，才子之气让他与生俱来有着与世俗间天然反抗，敢于在军规法纪面前纵情豪饮，酒后可歌可咏，可在帝王盛典时的专用王道中纵情驰骋。因为饮酒，曹操处死了司管禁道的公车令，也差点让爱将曹仁命丧疆场。但是这一切似乎与曹植无关，他更希望内心理想和独自追求在现实中的实现。
曹植心中，总有若隐若现的世界出现，那是一位仙姿卓绝倾国倾城的女子，不与世俗为伍，不食人间烟火，芳泽无加，铅华不御。容貌之外便是精神的独立和思想的自由，典型才子与佳人的神话传说。既然是神话，比定在现实中无法实现，因此曹植变得无比痛苦，更加与俗世格格不入，在政治上，从一个过着优游宴乐生活的贵族王子，变成处处受限制和打击的对象。
曹丕继位的关键时期，如同对心中女神宓妃求之不得的沮丧，现实社会也给他无情鞭挞，一种试图改变现实社会而又郁郁不得志的没落书生的彷徨跃然纸上。同竹林七贤消极避世的心态相比，即便被幽禁，心态也是积极而向上的。魏明帝曹叡继位后，曹植认为他大展才华的时候到来了，多次上书，希望朝廷给予他政治上的重用，言辞恳切，读来让人潸然。但过于冷静理智的曹叡却心如古井，不起微澜，
对于曹植的种种表白和要求，只是口头上给予嘉许而已。整个曹魏政权对他视之如虎，换来的是更加严格的防范和行为限制，曹植伤心绝望，泪眼摩挲中，由现实转向了精神的慰藉。
《洛神赋》便创作于此时，也可以说，以三曹父子为代表的建安七子最终归宿于玄学中，开始孤独地哲思，此刻的曹植以隐士身份开始独立于世外，完成了对自己人生的否定。对于隐士，曹植一直是在矛盾中前行的，一边他大力批判隐士信仰和追求的荒诞无稽，竭力鼓动隐士退出山林入世救国，以“君子不遁俗而遗名，智士不背世而灭勋”的积极用世、建功立业的政治态度和理想抱负呼唤隐士的出现，一边又大力歌颂隐士节操的高洁，“从子而归”，游离于世外。
同他的人生转变一般，《洛神赋》也助推文学史上的重要革新和进步，既体现了《诗经》“哀而不伤”的庄雅，又蕴含着《楚辞》窈窕深邃的奇谲；既继承了汉乐府反应现实的笔力，又保留了《古诗十九首》温丽悲远的情调。曹植用鲜明独特的风格，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诗的转变。
曹植后期思想同他的诗文一样被继承下来，玄学和清谈又把当时社会整个名士卷入其中，“精神遐流，与化周旋，清若金水，郁若山林”一时间引领了思想潮流的风向，继而使思想在儒家正统、服务于国家机器之外，有着与其平行的黄老玄学的社会存在。不仅诸葛亮、左慈、管辂等人有深入研究，就连魏明帝曹叡也把谈论玄学作为有文化素养的标志，在豢养大多以隐而荣的名士基础上，进而形成了对中国后世文化有着深远影响的正始思潮。
正始是齐王曹芳的年号，公元240年至249年间使用。正始十年间是玄学发展的黄金时期，何晏、王弼、夏侯玄等玄学名将除了著述立说之外，更以清谈的方式推动玄学的发展。当这段时期内，竹林七贤也受时代风尚的影响，融入玄学的研究中，继而形成了他们抛弃了儒家修身的思想基础转向了老庄核心的集体性格。
当然竹林七贤的隐逸又与道教深藏深山吐故炼丹完全不同，他们还以身在红尘中为骄傲的资本，只是他们“豪尚虚无，轻蔑礼法”的行事风格完全迥别于当世时代主流思想而已。尽管他们用喝酒而麻痹精神，毫无节制地醉生梦死，但他们心里也是十分清楚，他们是以另类的玩世不恭的行为方式传达轻蔑礼法、遵乎达生的人格精神。
最为荒诞不经的便是阮咸。居丧期间，他与姑姑的婢女私通，婢女怀孕。姑姑带走了婢女，阮咸急忙骑驴追赶：“人种不可失”，与婢女一起乘驴而回。
舆论大哗，阮咸因此而长期沉沦闾巷。
酒是他们共同的兴趣与爱好。酒有水的柔性和火的刚烈，借酒可以消愁，同样借酒可以言志。阮籍和王戎互为邻里，邻家有妇颜色姣好，于是二人便在其家饮酒，酒后就在夫人身旁卧睡。刘伶更是嗜酒如命，携着酒壶四处游荡，随从持铁锹紧跟。刘伶说，死，便埋我。
传说山涛一次能饮八斗酒，晋武帝曾做过试验。阮咸同样不甘落后。一次宗族聚会，阮咸以大瓮乘酒，众人围瓮而饮。后来一群野猪出现，阮咸与猪同饮，谓之“豕饮”。外人看来，他们行事乖张，毫无礼法，不免给人“简傲”的印象。阮籍与王戎一起饮酒，推杯换盏，言笑甚欢。刘公荣当时为兖州刺史，是一方大员，叨陪末座，杯酒不得。但三人言语谈戏，毫无异常。有人问阮籍为何这样，阮籍回答说：“胜公荣者，不得不与饮酒；不如公荣者，不可不与饮酒。惟公荣，可不与饮酒。”
阮籍的意思是，我们各自为伍，各有所求，我并不强求你饮酒，你也不必在意我的志向，干涉我的行为，“道不同，不相为谋”。没有成文和必要的说明，但他们心里明白行为的关键指向，一个没有官府指导思想、没有法律要求，完全靠道德力量约束的社会秩序。
“为官避事生平耻”。当官的要是谋私，便是贼，是竹林七贤所不屑的。竹林七贤选择以太行山自古天下之脊为修行所在，并以“寒风不变终身节”的竹作为坚守节操的自我期许，有很强的文化象征意义。但魏晋时期险恶莫测的政局，使他们对入仕存在深深地恐惧，不得不用冷酷行为来掩盖改变社会的热血。
一日复一夕，一夕复一朝。颜色改平常，精神自损消。
胸中怀汤火，变化故相招。万事无穷极，知谋苦不饶。
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
阮籍的这首《咏怀诗》，鲜明地表示出竹林七贤的政治理想。但是为了丰富但是极具玄学意境的精神追求，却有着“如临深渊、如履薄饼、战战兢兢”的恐惧心态，行为上的怪异，精神上的不合作，如果稍有不慎，便会被官府所缉拿，残存的理想也就不再具有——尽管这种理想缥缈到连他们都难以言表和说明，越是这样，他们的行为便越怪异，心情便越焦急。
后世陶渊明将这种理想更加具体化，在著名的《桃花源记》中，陶渊明描述了一个没有战争压迫、没有官僚体制，人人平等，全社会充满关爱的和谐社会。陶渊明着重指出，桃花源里的人们不具有神仙身份，与曹植《洛神赋》中的精神世界相比，这里全是普通的社会大众，其“怡然自乐”并且“皆出酒食”的深层次原因就在于“不知有汉何论魏晋”的排除官府因素之外社会自然管理体系，即虽有父子无君臣的尊卑制度。
继承着竹林七贤的衣钵，陶渊明没有将目光局限于自身，而是将志向投向于自己的政治理想或者希冀出现的社会理想模式。但是在理想描述的同时，无不受到当下政治环境的影响，不得不用隐居或者逃离官场的方式来掩藏心中与当下政局、朝廷格格不入的凌云壮志，用自我否定的方式不仅对上层统治者的具体人物，更对统治阶级进行整体排斥。
因此，他们直接而干脆地拒绝着官府出世的邀请。单纯的文人是不能为官的。在乱世中，为官就必须丢掉自己的人格操守和精神信仰，被权力所支配和利用，否则他们将被权力厌恶，与自己的理想背道而驰，甚至不得不用自嘲、自讽、自甘堕落“毁行废礼以秽其德”等凡人所看不懂的方式来保护自己。
这就是竹林七贤特立独行，任情率性的根本原因，是时代使然，也是他们崇尚老庄的个性使然。他们的诸多行为令世人感到不可思议，批评者有之，指责者有之，攻击者亦有之，自然被官府所谓正统所弃用和不容。
嵇康与向秀在大柳树下打铁，钟会前来拜访，嵇康却是半天不理会他，钟会十分无趣，准备离去，这时嵇康问钟会：“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的回答如偈语一般：“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
双方便如此结怨。嵇康娶魏武帝曹操长乐亭主为妻，钟会和司马家族则忌惮。随便找一个机会，就把嵇康定了死罪。行刑当天，嵇康昂扬走来，身后三千太学生，浩浩荡荡向司马昭跪地求情。
司马昭见竹林七贤人气之旺，更是难以容他。临刑前嵇康神态自若，抚琴而歌，一曲《广陵散》婉转清扬，荡气回肠。
《广陵散》是中国古代十大名曲之一，以抑扬顿挫的杀伐气氛而闻名，前奏清透而有序，中间起承转合，表现了其临危不惧的反抗意识。
昔者山涛曾力邀嵇康为官，遭到了嵇康的强烈反对，认为侮辱其名节，并写下《与山涛绝交书》来明志，不料自己最终还是死在官府手里。楚汉征战处，阮籍曾怒骂，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竖子者，小人耳。幕天席地，天纵豪情者，何尝将司马昭放在眼中？
曲终人散，魏晋风度成为绝响。（作者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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