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六七世紀到中國來的日本、朝鮮留學生及外交使節，曾經為隋唐政府強有力的統治和中華民族的璀璨文化而驚歎；但是，同時來到中國的波斯商人，卻窺測到中國皇帝的虛榮心和中國官府的自欺欺人。
13世紀來到中國的意大利探險家馬可·波羅，曾經記載了中國元朝的繁榮和強盛；但16世紀末，馬可的同胞利瑪竇教士，更多看到的是明朝這個“天朝大國”的愚昧和落後。
法蘭西哲人伏爾泰18世紀還在大聲讚頌：當我們還漫遊在亞平寧原始森林之中的時候，中華帝國就已經治理得像一個家庭一般。但不到一個世紀，他的國人就和盎格魯-撒克遜人的後裔一道，佔領了這個有著幾千年文明史的偉大國家的都城北京。
不得不說的是，不管是日本、朝鮮留學生，還是馬可·波羅、伏爾泰看到和聽說的中國，不管是波斯商人、利瑪竇，還是英法聯軍與之打過交道的中國，都沒有什麼實質上的區別。他們所看到的、聽到的、打過交道的中國，看似矛盾，但都是那個時代中國的某個真實的側面，是大象的某一個局部。日本、朝鮮留學生和波斯商人的身份不同，接觸群體不同，感受也不相同；馬可·波羅走馬觀花和利瑪竇的身處其境，感受也不一樣；伏爾泰站在遠處觀風景，看到的是風光無限，英法聯軍近處打交道，遇到的是不堪一擊。
這個龐大的帝國，自從秦漢以來，在許多個時段，都是在一個皇帝和一大群官吏的統治之下，都是以天朝大國自居。如果沒有野蠻的“胡人”“洋人”的威脅，如果沒有該死的“流賊”“亂民”的鬧事，如果沒有罪惡的野心家、陰謀家覬覦政權，這個國家的君主永遠是“偉大”的。因為在他們的統治下，這塊東方大地，曾經有過輝煌的時代和燦爛的文明，也不斷創造新的輝煌和新的燦爛。而他們的種種醜惡，則因為有“春秋筆法”，不為外人所知。
當西方還在神權統治下，處於“黑暗時代”時，我們為有一個強有力的政府、一個高高在上的君主普降甘露而沾沾自喜；當西方擺脫了混亂和愚昧並建立起發達文明、選擇了民主政治以後，我們又不禁埋怨，為什麼中國舊有的政治體制和習慣勢力竟是如此頑固，使我們改革和開放的步履如此艱難，乃至興一利而出百弊，新的問題新的矛盾層出不窮？
於是，比較研究之風蔚然而起。
經過一段時間的探討，有人豁然開朗：原來，西方之所以能夠建立近代政治制度和經濟秩序，很大程度是因為他們中世紀政治上的分裂割據、經濟上的莊園林立，還有一個教皇和無數教堂在參與政治鬥爭和經濟生活。於是有人進一步發現，原本是古代中國繁榮三大基石的君主制、大一統、個體農業，竟然是阻礙中國走出中世紀、進入近代社會的三大障礙。
那麼，中國是否應該退回去，退到那個曾經被詛咒過的西方中世紀，然後再由中世紀進入近代社會？
其實，中世紀的西方人也未必願意看到國家的破碎，正如當代中國人不可能接受頭上有一個至高無上、操持生殺大權的君主一樣。西方中世紀的黑暗中其實孕育著推動進步的積極因素，中國中世紀的繁榮下掩蓋著阻礙進步的愚昧痼疾，都不是有意識的選擇，而是各自歷史發展的結果。
如果不將中國和西方進行橫向比較，如果東西方不發生接觸，而只是孤立地從東方和西方各自發展的軌跡來看，那不僅西方在進步，中國同樣也在進步。誰能不顧歷史事實，認為明清時期的中國比漢唐時期、宋元時期的中國落後了？但又有誰能夠斷定：如果沒有隨著鴉片戰爭而來的西方資本主義的猛烈撞擊，如果不是中國被捲入世界經濟發展的潮流之中，清朝就一定是中國的末代皇朝，明清時期也一定是所謂“封建社會”的晚期？
既然東方和西方幸運而又不幸地生存在同一個星球上，那就無法不讓它們相互影響。事實是，即使人類分別居住在不同的星球，以今天的科技發展，各星球之間也遲早要相互影響，就像幾百年前歐洲大陸和亞洲、美洲由相互隔絕到成為鄰居一樣。
我們曾經詛咒西方殖民主義者把東方變為他們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給中國人民和亞洲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災難。但西方也曾經詛咒，東方的“黃禍”所及，把一個好端端的羅馬帝國折騰得七零八落，從而導致了若干個世紀的“黑暗時代”。但是，從歷史發展的進程來看，如果沒有“黃禍”的西進浪潮，也許就沒有西方近代民主制產生的土壤；同樣，如果沒有西方“殖民主義者”的東來，或許也就沒有近五個世紀以來東方的現代化過程，而這個過程，正是從明朝中期開始的，是“大航海時代”的重要成果。
那麼，和“大航海時代”、西方“殖民主義者”東來處於同一時代的明朝，在中國歷史和同時代的世界歷史上處於一個什麼樣的位置？
有人認為，從明朝中期開始，中國就已經退出世界先進行列。也有人認為，中國歷史發展到明朝，無論是經濟還是文化，都處在世界的前列，是清朝的統治，導致了中國的落後，甚至到清中期，中國也處於世界的中心地位。這些看法，形成了我們現在所知道的西方中心論和東方中心論，乃至中國中心論。
有不少朋友問我：你怎麼看？我不知道該如何回答。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
第一，在明朝所處的14世紀下半葉到17世紀上半葉，先進與落後的標準是什麼？是以一些學者津津樂道的所謂明朝的“GDP”、清朝的“GDP”為標準，還是以另外一些學者所注重的一般民眾的生活狀態為標準？
和誰比？這很重要。已故評書家單田芳先生說到一個人的武功，最著名的口頭禪就是“得看和誰比”。那麼，是和日本比還是和東南亞比？和東歐比還是和西歐比？和某個國家比還是和所有國家的最先進事蹟比？
這個問題一直以來讓中國人活得很累，也很糾結。因為至少從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中國就老是被人欺凌、被人看不起。我們常說“落後就要捱打”，但這裡的“落後”指的是什麼的落後？是單純的武器落後還是從制度到文化的全面落後？
第二，中國是否真的曾經先進過？什麼時候先進、先進的表現是什麼？如果真的曾經先進，那如何持續先進、能否持續先進？有句老話：“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曾經在百米跑中風馳電掣的“飛人”博爾特，現在不是被人超越了嗎？這就好比跑馬拉松，如果能夠沿著正確的方向，持續前進，有什麼不好？為什麼一定要是第一？這一次第一，下一次第一，永遠會是第一嗎？所以，重要的問題是我們走在了正確的道路上還是偏離了路線。如果路線正確，持續前行，處在第一還是第二，處在第一集團還是第二集團，我認為並不十分重要；恰恰相反，如果有人領跑，我們跟跑，或者相互領跑，一起跑向正確的終點，我認為也沒有什麼不好。
當然，有一個事實擺在我們面前，那就是當葡萄牙人、西班牙人以及後來的荷蘭人用他們的冒險精神，跨越重洋，尋求新的資源，開闢新的生存空間的時候，即人們通常所說的“大航海時代”到來的時候，明朝確實和它擦肩而過。這一次的擦肩而過，使中國在此後的許多年裡，在民族發展的馬拉松中，不斷被其他選手超越，也導致了中國後來被“列強”分割、被強鄰入侵。這種被列強凌辱、入侵的刻骨銘心的記憶，使得我們一直保持著警惕，警惕被分割、被凌辱的歷史重演。
如果用當下時髦的“問題意識”進行討論，接下來的問題就是：明朝為何沒能進入大航海時代、如何才能進入大航海時代？但是，在這種“問題意識”下提出的問題，也同樣難以回答。因為，這類問題既無解，也有無數的解。因為按照這個思路，我們可以列舉出無數個明朝沒有進入大航海時代的原因，也可以指出明朝有無數個可以進入大航海時代的契機。但是，雖然我們今天提出的這些原因，對於明朝人來說，是無意義的“馬後炮”，我們卻仍然得嘗試回答這些問題，不為明朝的遺憾，而為了今天的覺悟，為了明天不為今天而遺憾。當然在這個過程中，我更願意先把問題放下，以“瞭解之同情”，看看明朝276年的歷史是怎麼走過來的，與宋元相比有何不同，自身行進的過程中又有何變化，答案或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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