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耽于玩乐的皇帝不少，甚至玩到民怨沸腾，身死国破，江山易主的也不乏其人。可明朝历史上有一位皇帝，养鹰、投骰、斗蛐蛐样样精通，诗书绘画无不擅长，可谓是雅好多多，无人能及，可这位贪玩的皇帝享乐却并不昏庸，还开创了“仁宣盛世”，被后世称为“守成之君”的典范。
（明宣宗朱瞻基 1398－1435）
“促织天子”的蟋蟀罐
“促织瞿瞿叫，宣德皇帝要”。在古代“促织”是蟋蟀的别名，据说因为它总在入秋时鸣叫，正值人们预制冬衣之时，它的叫声就好像在提醒人们冬天来了，要抓紧纺织，故称为“促织”。
朱瞻基很喜欢斗蟋蟀，“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一时间“万姓颇为风俗”，斗蟋蟀几乎成了全民爱好，剩下少数几个不爱斗的，也忙着到处抓蟋蟀，因为朱瞻基下令地方官要协助朝廷宦官采办蟋蟀。他曾密令苏州知府况钟：“……所进促织数少，又多有细小不堪的，已敕他末后运自要一千个。”之前派去的人采办的蟋蟀数量太少，个头又小，于是朱瞻基向知府况钟要一千个蟋蟀，况钟只好转而向百姓摊派，一时间，蟋蟀的价格猛涨十倍，上好的要十几两黄金才能买到。
《皇明纪略》中记载了一个“一虫杀三人”的事件：枫桥有个粮长，遇上一只上好的蟋蟀，赶紧用自己所乘的马换了这只蟋蟀带回家。他的妻妾偷偷打开笼子观赏，一不留神让蟋蟀从笼中跳出来逃走了。因为这只蟋蟀是限期要完成的摊派任务，妻妾自知闯下大祸便自杀了。粮长失去妻妾，还要因为完不成任务而受责罚，也自杀了。
即便如此，朱瞻基对斗蟋蟀依然热情不减，他还命景德镇御窑厂给自己心爱的蟋蟀烧造豪华住宅——蟋蟀罐。这些蟋蟀罐都落有宣德年款以示郑重，并且青花的纹饰题材丰富，绘画精美，是当时御窑瓷器中的精品。
1993年春，景德镇在明代御窑场东门遗址中发现了一堆窝状堆积的青花瓷片，经过比对复原后全是蟋蟀罐，圈足与盖的内底都书有“大明宣德年制”的青花楷书款，据说这落款还是朱瞻基御笔亲题的呢。
（宣德青花龙纹蟋蟀罐，五爪龙为皇帝御用）
朱瞻基在位仅仅九年零七个月就驾崩了，年仅8岁的正统帝朱祁镇继位。太皇太后张氏为了防止年幼的新帝玩物丧志，下令“将宫中一切玩好之物，不急之务悉皆罢去”，宫中及御窑厂中所有蟋蟀罐尽数被打碎销毁。所以，宣德蟋蟀罐如今已成绝世珍藏，就连北京故宫博物院也只有一件大明宣德年制的仿汝釉蟋蟀罐，而台北故宫博物院则一件也没有。
文房雅玩——宣德炉
“文房诸器，宣炉为首”——《长物志》将宣德炉列为文玩之首。朱瞻基创烧的宣德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黄铜铸成的铜器，也是中国铜炉的颠峰之作，在宣德以后直到民国都有仿制，宣德炉也逐渐成为铜香炉的通称。
我国早在春秋时期就有焚香的历史，主要用来祭祀、除秽、驱虫和礼佛。到了宋代，焚香成为文人的书房雅事。宋代陈去非在《焚香》中写道：“明窗延静书，默坐消尘缘；即将无限意，寓此一炷烟。”窗明几净的书房中，手捧书卷，焚香静坐，神凝气清，意境幽远，既可养生，又可怡情。
关于宣德炉的来历，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宫内佛殿失火，里面的金银铜像被烧毁，宣德皇帝命人将其熔化，粹取最精华者铸成铜炉；另一种说法是宣德三年（1428年），暹逻（今泰国）向贫铜的明朝进贡了3万多斤精美的“风磨铜”，宣德皇帝命人制成铜炉。后一种说法更为人们广泛接受。
根据《宣德鼎彝谱》记载：“宣德三年……今有暹罗国王刺迦满蔼所贡良铜，厥号风磨，色同阳迈。朕拟思惟所用，堪铸鼎彝。”这“风磨铜”实际就是一种含金量很高的红铜，因其颜色呈紫红色，古人又称为紫金。之所以称这种铜为“风磨铜”，大概是因为古人常用这种铜来建造寺和塔的莲座、宝瓶和塔刹等，风越吹磨越是显得明亮的缘故。
朱瞻基看到这些上好的“风磨铜”，龙心大悦，决定亲自督造，命臣工参照内府密藏的宋元名窑的瓷器样式，根据《宣和博古图录》和《考古图》绘制了117种图样，并注明每种图样的来源和出处，经过他亲自筛选后才能开始铸造。
明人项元汴在《宣炉博论》中这样评价宣德炉：“其款式之大雅，铜质之精粹，如良金之百炼，宝色内涵，珠光外现，淡淡穆穆，而玉毫金粟隐跃于肤理之间。”
宣德炉款式多样，有鼎式、鬲式、簋式、罐式等，经过精炼后的铜体色泽温润柔和，宝光内敛，呈现出40多种丰富多变的颜色，如藏经纸色、茄皮色、褐色、土古色、枣红色、猪肝色、琥珀色、栗壳色等。其中桥耳钝锥足铜香炉是最常见的造型，简洁大气，典雅精致，匀称优美，最受人们喜爱，后世仿制也最多。 ，
宣德炉的制造可谓是不惜工本，据史书记载，宣德炉是在“风磨铜”中加入了金、银、锌、锡等三十多种名贵矿料，反复精炼而成。普通铜器经4道粹炼之后已是宝光外现，而朱瞻基命人要将铜经过6至12次粹炼之后才能用来铸炉，如此精炼之后，铜的重量仅为原来的四分之一，杂质极少，密度极大，因此宣德炉拿在手上有很重的压手感，且抚之细腻如婴儿肌肤。铜炉铸成后，还要将炉体置于加药的水银中浸泡数十日，待水银渗入铜骨以后再进行烧炼以使其呈现出柔润的宝光。
当年朱瞻基用“风磨铜”制作的宣德炉只有3000只，制作精良，是铜炉中的极品，已经极为罕见。后世对宣德炉的仿制多达1亿多件，由此也可以看出人们对宣德炉的喜爱和痴迷。
（桥耳钝锥足铜香炉）
备受推崇的宣德瓷
- 创烧洒蓝釉
宣德皇帝除了喜欢斗蟋蟀，还对掷骰的游戏很着迷，据说他常常在后宫中与妃嫔们玩这种游戏。掷骰其实就是一种赌博游戏，类似于现在人们酒桌上常玩的一种叫做掷骰子的游戏，只是古代的骰子的材质是象牙、兽骨或者陶瓷，而现代是用塑料制成。朱瞻基是个皇帝，把玩的器物自然不同于一般俗物，他下令景德镇的御窑厂烧制专供他掷骰的骰盘。景德镇的窑工战战兢兢，领命而去，经过反复研制，终于创烧出了一种瓷器新品种——洒蓝釉瓷器。
洒蓝釉工艺极为复杂。《陶冶图说》中记载：“截径过寸竹筒，长七寸，口蒙细纱，蘸釉吹。吹之数遍，视坯之大小与釉之等类而定，多则十七八遍，少则三四遍。”制作洒蓝釉瓷器，需要分两次施釉烧造，第一次在成型的瓷胎上先施上一层白釉，入窑烧好后，再第二次施釉烧造。第二次施釉时是用青料（钴料）吹施，也就是雍正时期《南窑笔记》中所说的“吹青”：用直径一寸、长七寸、一端蒙着细纱的竹管，蘸着青料吹洒于白釉上，少则三四遍，多则十七八遍，再二次入窑烧成。之所以分两次烧造，是因为白釉为高温釉，需要1250度左右才能烧成，蓝釉为低温釉，只需1100度即可。也正是因为要二次烧制，所以釉温极难控制，成品率很低。
如此烧成的洒蓝釉，似点点白雪于晴蓝的天空飘洒而下，绝色天成，别致清新，于沉稳大气中透着自然雅趣，让人在凝视间引起无限遐想，因此又称为“雪花蓝”。
可惜宣德皇帝在位仅仅不到十年就驾崩了，洒蓝釉瓷器因为太皇太后张氏下令“罢不急之务”而停烧，直到康熙皇帝时才重新开始仿烧。只是清朝的洒蓝釉烧制工艺与宣德时期有所不同：宣德洒蓝釉是在用竹管蘸蓝釉吹于已经烧成的白釉上，二次烧造后形成薄厚不均、深浅不同的蓝釉斑点，而清朝的洒蓝釉则是在胎体上吹施青料，然后上一层透明釉再高温烧成，这样烧成的洒蓝釉釉面基本是平面，没有明显的凹凸感，且雪花斑点融于釉中，不像宣德时期的白地蓝花对比那么明显，可见，宣德时期洒蓝釉的烧造工艺已经失传了。
由于洒蓝釉瓷器烧造工艺复杂，加上烧造时间又短，前后不到十年，所以已知现存的宣德洒蓝釉瓷器数量极为稀少，仅有4件：国内有2件，国外有2件。
（明宣德洒蓝釉钵:高115mm，直径252mm）
- 大气典雅，富有文人气息的宣德青花
《大明会典》中记载：“宣德八年，尚膳监题准，烧造龙凤瓷，……往饶州烧造各种瓷器，四十四万三千五百件。”一次就下令烧造数量如此巨大的瓷器，可见宣德时期帝王对瓷器烧造的重视和国力的强盛。
宣德时期的瓷器数量多，制作精巧、品种丰富。器型方面，有瓶、壶、罐、豆、高足碗、烛台、渣斗、鸟食罐、蟋蟀罐、笔洗、笔盒等等，应有尽有。每种器型下又细分成不同的品类，如瓶可细分为梅瓶、玉壶春瓶、天球瓶、抱月瓶、折方瓶等等；壶可分为僧帽壶、执壶、葫芦型扁壶、贯耳壶、莲瓣纹滷壶、桃形壶等等。色釉上更是丰富多彩：有釉上彩、釉下彩，还有釉上和釉下彩相结合；釉色上分甜白、宝石红、宝石蓝、霁蓝、洒蓝、矾红、黄釉、绿釉、紫金釉、等等。
在众多宣德瓷中，青花最受人们的喜爱和追捧。陶瓷收藏界有个说法：“青花贵宣德”。宣德青花不管在器型、用料还是绘画上都堪称中国青花瓷的颠峰之作。
清朝朱琰在《陶说》中给宣德青花极高的评价：“……此明窑极盛时……选料、制样、画器、题款，无一不精……故论青花，宣窑为最。”宣德青花之所以获得那么高的评价，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使用“麻仓土”制胎，土质细腻洁白，加上淘练精细，烧造之后胎体厚重，胎质细腻洁白。
二是使用进口的“苏麻离青”绘制青花，使青花在白底的衬托下显得更加浓翠鲜艳。“苏麻离青”传说是郑和下西洋时从西亚地区带回来的进口青料，它的特点是含铁量高，含锰量低，烧造出来的青花发色浓重青翠，有水墨画般晕散的效果，因为含铁量高，在落笔较浓重的地方会出现深入胎骨的“铁锈斑”。
三是绘画技艺精湛，这与宣德皇帝自身的极高的艺术文化造诣和审美意趣有关。朱瞻基长于深宫，自幼被当成大明王朝的接班人培养，在绘画、诗词、书法、弹琴方面都 到最好的皇家教师指点，加上他天资聪颖，很快就成长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艺术修养极高的“文人皇帝”。他很想使宣德时期成为明朝文化繁荣昌盛之世，所以在除了自己从事艺术活动外，还鼓励朝臣留心艺术，有所成就，在他的周围聚集了一批能诗善画的宫廷艺术家。宣德官窑生产的瓷器上，很多绘画纹饰都出自宫廷书画家之手，比如最常见的“大明宣德年制”六字款就是当时大书法家沈度所题。不仅如此，宣德皇帝的绘画也常常用于景德镇瓷器的装饰上，比如宣德皇帝的画《双犬图》，就曾经被画在一个蛐蛐罐的盖上。还有下图中的宣德大碗上莲叶的画法，与宣德皇帝在《莲蒲松隐图》中所画的莲叶如出一辙。
（朱瞻基的《莲蒲松隐图》）
（2017香港苏富比2.29亿港元成交宣德青花鱼藻纹十棱口大碗）
可以说，宣德皇帝朱瞻基杰出的艺术修养和出色的审美格调成就了明朝艺术的颠峰，那些绝世艺术品也成为“仁宣之治”社会发展、文化繁荣的缩影。作为一个年青的太平天子，玩物难免，但能够做到玩物而不丧志，始于玩乐终于艺术，游于艺而不荒于政，实为不易，这也是他不同于诗人皇帝李煜、书画皇帝宋徽宗的地方，更不用说在他之后明朝的那几位奇葩皇帝了。这一方面是因为朱瞻基生逢其时，作为一个含着“金钥匙”出生的皇五代，有皇太爷朱元璋、皇爷爷朱棣攒下的深厚家底，而且很多开拓性的工作大多已在洪武、永乐两朝完成；另一方面是有“三杨”（杨荣、杨士奇、杨溥）和夏原吉、蹇义等一批贤能大臣的得力辅佐，而最为重要的是，朱瞻基本身的帝王才干和仁君之风。
大明才子解缙的一句“好圣孙”终于让朱棣下定决心把朱瞻基定为未来皇位的继承人，并在永乐九年（1411）册封其为皇太孙。此后，朱瞻基得到永乐皇帝的悉心培养：从全国各地选拔年龄在17至20岁左右的民间健壮子弟组成“幼军”作为朱瞻基的私人警卫部队，训练他统兵打仗的能力；将他带在身边，与夏元吉一起到民间学习农事、政事，了解民间疾苦；带他一起亲征漠北，学习用兵之道，交待胡广、杨荣在军营之中一有空闲就给朱瞻基讲经说史……这些都使朱瞻基军事和政治才干得到了培养，在之后的治国理政中能够做到处事安详，精明果决。
值得一提的是，明宣宗朱瞻基还是一个仁爱亲民的好皇帝。
《明宣宗实录》中记载，宣德四年（1429），吴中奏请让山西代州的农民在农闲的时候修筑圆果寺的旧塔，朱瞻基不同意，他质问吴中：“你是想借此求福吗？朕以安民为福，百姓安乐就是我最大的福气。你马上停罢，不要劳烦到我的百姓。”
朱瞻基在位期间，几乎每年都有地方遭到旱涝灾害，或是蝗虫一类的虫灾，他总是严令地方减免赋税，积极赈济，甚至命令地方官员对灾荒的处理可以“先斩后奏”，先赈灾，后申报。他也写了很多关心农业，心忧百姓的诗，如《悯农诗》、《减租诗》、《捕蝗诗》等等。
《钦定四库全书》中记载，宣德八年（1433），朱瞻基下令全国放假近一个月，北京城内张灯结彩，京城外的百姓可以到皇城中观赏花灯，官民同乐。一时间皇城内一片欢腾，百姓为身处这样的太平盛世感到自豪。
朱瞻基虽然仅仅在位十年，但他与父亲明仁宗（仅在位十个月）一起，开创了“仁宣盛世”，这是明朝实力强盛的时期，也是明朝艺术最繁荣的时期。
閱讀更多 文史清談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