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公羊傳》是成書於西漢初的儒家經典之一，簡稱《公羊傳》，又稱《公羊春秋》，是專門解釋《春秋》的一部典籍，上起魯隱公元年，止於魯哀公十四年，即公元前722年至前481年，其起訖年代與《春秋》一致。
《春秋公羊傳》的作者，相傳是戰國時齊人公羊高撰。公羊高曾受學於孔子弟子子夏的門下，子夏將書傳給了公羊高，其子孫繼續口耳相傳。西漢景帝時期，公羊高玄孫公羊壽與胡母生（子都）一起將《春秋公羊傳》著於竹帛。
《春秋公羊傳》重在闡釋《春秋》的“微言大義”，而略於敘事，但多牽強附會之處，因董仲舒的宣揚而較流行。西漢時期公羊學盛極一時，漢代統治者將《春秋公羊傳》立為官學，後代統治者也一直將它奉為治世經典，因為它是闡釋孔子政治學說的政書。
《春秋公羊傳》在漢代大顯於世，魏晉以後消沉了一千多年，至鴉片戰爭前後又重新復興，而且風靡一時，成為近代維新運動的思想武器，又是十九世紀、二十世紀之交中國思想界接受西方進化論的思想基礎。“公羊學”的產生和兩次盛行，是思想史、史學史上發人深思的歷史現象。《春秋公羊傳》之所以備受歷代統治者的推崇，其秘密在於該書中蘊含著一套獨有的政治歷史哲學思想。
何休。
一是“大一統”觀點。這是《春秋公羊傳》政治理論的核心，也是儒家的政治理論綱領。《春秋公羊傳》認為，孔子在《春秋》中貫穿了“大一統”、“撥亂反正”等政治“大義”。《春秋公羊傳》講“改制”，其所宣揚的“大一統”、撥亂反正、為后王立法，迎合了封建統治者加強中央集權的需要，因而被封建統治者奉為至寶。
二是歷史變易觀點。《春秋公羊傳》形成了一套“三世說”歷史哲學理論體系，包含有歷史變易觀點。“三世說”蘊涵著“歷史的運動是有規律的”可貴的思想胚芽，其對於三世異辭說的解釋包含一個很寶貴的觀點，即不把春秋時期二百四十二年視為鐵板一塊、凝固不變，而看作可按一定標準劃分為不同的發展階段。
三是《春秋公羊傳》著重闡述“微言大義”。上述兩項就是極重要的“微言大義”，其他如：隱公三年講譏世卿；莊公四年講“九世復仇”；閔公元年講“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等。
《春秋公羊傳》的主要精神是宣揚儒家思想中撥亂反正、大義滅親，對亂臣賊子要無情鎮壓的一面，為強化中央專制集權和“大一統”服務。因而尤為今文經學派所推崇，是今文經學的重要典籍，歷代今文經學家都常用它作為議論政治的工具。作為儒家經典之一，《春秋公羊傳》備受歷代統治者的推崇，長期成為封建統治階級的教科書和科舉取士的考試內容。唐代被定為小經，宋代被定為中經，被列入十三經中。
《春秋公羊傳》是研究戰國、秦、漢間儒家思想的重要資料。歷代註釋《春秋公羊傳》者不乏其人，著名的有東漢何休《春秋公羊傳解詁》，唐朝徐彥《公羊傳疏》，清朝陳立《公羊義疏》。尤以東漢何休嘔心瀝血17年所著的《春秋公羊傳解詁》為權威之作。
《春秋公羊傳》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佔有重要地位。東漢的何休、唐代的徐彥、清代中後期常州學派的莊存與、孔廣森、劉逢祿、龔自珍、魏源，直到近代維新派的康有為、梁啟超等，都是公羊學派中有影響的人物。特別是康有為，他借孔子改制之說，構建起嶄新的“公羊三世”觀，即“據亂世，昇平世，太平世”，成為戊戌變法運動的基礎。
鑑此，有人開列了280部國學經典書目，其中之一就有《春秋公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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