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信邪能压正吗？反正妖姐不信邪。
这几天最令人气愤和痛心的新闻，莫过于：
烟台高管鲍毓明“性侵”14岁养女李星星or小兰（化名）事件。
恶行被媒体曝光后，鲍毓明回应称：纯属谎言，完全是捏造。
他否认和李星星是“父女关系”，还称要维权。
除了烟台某上市公司副总裁的身份之外，鲍毓明还是中国大陆和美国最高法院律师。
他曾在2013年发表过一篇国内对于“性侵幼女罪”管控力不足的文章。
呼吁有关部门尽快采取有效可行的立法和司法举措，避免给有特权的人可乘之机。
然而讽刺的是，一年后，他性侵了刚刚年满14岁的“养女”李星星。
天天逃课的人，自然知道学校哪里的墙最好翻。
把国内这方面的法律空白研究透彻，再付诸行动。
法律就成了他达成欲望的工具。
四年来，李星星及其家人三次报警、两次立案、一次撤案，均没能动他分毫。
披着人皮行恶，不过是美国籍的鲍毓明蓄谋已久的计划。
他享受把大众玩弄于鼓掌之间而带来的快感。
难道就因他学法懂法，便能有恃无恐的只手遮天，为所欲为？
不，这一次，受害者李星星有了撑腰的人。
北京千千律师事务所无偿为李星星提供法律援助，并委派吕孝权律师作为李星星的代理律师。
而北京千千事务所的创始人郭建梅女士，是位非常了不起的时代女性。
她是国内第一位全职公益律师，致力于保障中国妇女的合法权益。
从业25年来，她和她的团队，为12万名妇女提供免费法律咨询。
接手超过4000起有关妇女权益和性别平等的诉讼。
在北京制衣厂打工的女工，被长期被拖欠工资，没有合同，生理期没钱买卫生用品，吃的是过期方便面，生了病也没人管。打了三年官司，她为25位女工，争取到了应得的工资和经济赔偿金；
内蒙农村土地分钱，赔偿金全被村里的男人领走，“出嫁女”一分都没有。妇女们到处寻求帮助，请律师花了十万，遇上过假记者，又被骗走几万。到了她这里，案子又打了三年，为28名妇女讨回1100万赔偿款，和每人一套临街二层小洋楼；
四川妇女李彦长期遭到虐待家暴，投诉无门杀死丈夫而被判死刑。她为死刑复核和重审二审辩护，经过多番努力改判死缓；
深圳山木集团总裁宋山木性侵多位女员工，在法庭上以“情人关系”为自己开脱。经过多次斡旋，宋山木强奸罪成立，被判有期徒刑4年；
北京女孩董珊珊结婚十月八次报警无果，被丈夫王光宇殴打致死。王光宇仅以虐待罪被判有期徒刑六年半。郭建梅召集专家论证应升级定为故意伤害罪，再次提起上诉。虽然二审依然维持原判，但在她的推送下，中国首个反家庭暴力法自2016年起实施；
36岁博士两次流产，再次怀孕后想生下来却被学校开除，理由是国家教委规定“在校学生不得生孩子”。案子虽然没赢，但国家教委的此项规定被废除；
红黄蓝幼儿园事件，她义务为家长们提供法律援助；
央美导师姚舜熙性骚扰9名女学生，以学业施压并被校方消极处理。她为受害人维权，揭露丑恶嘴脸；
等等等等…
被性侵害的少女，受家庭暴力的妇女，职场性别歧视的女孩、没钱请不起律师的劳动女性…凡是处于社会下层或社会歧视链下层的苦难女性，都是郭建梅的帮助对象。
她用知识，帮助无数身处深渊的女性拿起法律的武器。
这才是，真正的姐姐来了。
只是鲜少有人知道，无偿为弱势女性维权的郭建梅，本身也是弱势群体。
1961年，郭建梅出生于河南滑县的一个村子里。
自小便经历着“男尊女卑”封建思想的不公待遇。
（郭建梅童年旧照）
她的姥姥头胎生下女孩后，经常遭受公婆毒打辱骂。
二胎又是女孩，姥爷就找了小老婆，并一纸休书将姥姥赶出家门。
无奈跟着小姨迁往北京通州，改嫁自来水厂的老螺丝工，住在三里河十平米的工厂宿舍里。
在郭建梅之前，两个姐姐先后夭折，母亲觉得是风水问题。
加上父母都是乡村教师，工作经常调动，年仅2岁就被送到了姥姥家。
白天，姥姥替别人家看孩子，晚上带着她出去捡垃圾。
工厂大院里的小孩，瞧不上农村来的郭建梅，经常找借口排挤和欺负她。
8岁时没有北京户口又要上学的她，被迫回到了河南老家。
（郭建梅搬离北京前旧照）
在家里，白面馍专属于爷爷和爸爸，其他女性只配吃红薯、窝窝头。
奶奶除了照顾全家人生活起居，还要赶集卖白面馍。
为防止奶奶偷吃，每次出门前爷爷都会清点馍馍数量，回家再核对钱数。但凡核对不上，对着奶奶就是一通毒打。
由于畏惧爷爷的殴打，奶奶43岁时在卖馍路上活活饿死。
郭建梅有个发小“辫子”，因为是女孩，早早辍学在家割草喂羊。某天深夜发小的妈妈被丈夫用棍子抽死，无人敢管。
这些不幸的童年记忆，刻骨铭心的烙在了郭建梅的心中。
她渴望跳出农村，远离底层，于是她拼命努力学习。
1978年，郭建梅参加高考，被安阳师范学院录取。在母亲的要求下，郭建梅复读了一年。
次年，她成为安阳市的高考状元，被北京大学法学系录取。
（郭建梅在北大旧照）
作为文革结束后的第三批大学生，本是件值得骄傲的事情。
但是进入北大后，郭建梅发现班上12个女生属她最穷，一身寒酸土气相的她和别人格格不入，还要依靠国家补助生活。
好在她颇有文采，写得一手好文章，毕业后被分配到司法部研究室工作。每天的工作就是替老领导代笔。
这种一眼就能看到头的生活，不是郭建梅想要的。
后来郭建梅本科时的年级主任王德意，被调到全国妇联任书记处书记，介绍她进入法律顾问处工作。
在跟随专家到全国各地做调查时，她亲眼目睹挺着大肚子的妇女在田间挑水；有女人生产后子宫脱垂没钱医治，只能拿条绳子兜着；随处可见需要把钱留给哥哥弟弟上学的失学女童。
郭建梅深感女性不公遍布全国，她开始思考自己应该做些什么。
1992年，郭建梅参与起草制定《中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相关法律法规。
此时，她在全国妇联的工作遭受众多排挤，切实维护妇女权益的工作很难推进。
在之后的一次饭局上，她遇到了司法部前同事方向。方向刚刚创立《中国律师》杂志社不久，在他的邀请下，郭建梅成为了一名记者。
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GNO论坛在北京怀柔召开，郭建梅被派去采访。
这次大会上，她在听到希拉里的演讲“Women'rights are human rights（妇女权即人权）”后，突然觉得找到了人生方向。
（郭建梅和希拉里合影）
郭建梅毅然辞去《中国律师》杂志主编助理的职位，亲手砸掉被无数人羡慕的铁饭碗，成为中国第一位全职提供法律援助的公益律师。
同年，她和几位北大校友共同创立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挂靠北京大学法学院，为弱势妇女提供免费的法律援助。
这年，她34岁。
在中国做公益律师，没有工资，没有社保。
房租、水电、工资等又是大项支出，无疑是寸步难行。
调查取证的过程中，郭建梅遭受白眼、吃闭门羹都是常有的事。
她在外地办案，被人当庭威胁“等着被教训吧”。
曾深更半夜受到报复而东躲西藏，还差点被狗咬。
“你想用自己的努力去救助这个社会，结果被人家一脚踢了出来。别人说我神经病，说我炒作。”
有的案子败诉，有的当事人自杀，不被理解的打击接二连三。
加上合伙人的退出，重重压之下的郭建梅，控制不住经常崩溃大哭。
42岁时，她被诊断为中度抑郁，重度焦虑，医生强迫她必须休假。
自从得了抑郁症，郭建梅的丈夫刘震云就停止写作，悉心陪她治疗。
他四处为郭建梅寻医问药，还向抑郁症治愈后的崔永元取经。
早前在郭建梅砸掉铁饭碗时，刘震云也非常支持她，“什么都买不来快乐，你喜欢你就去做，实在不行还有我。”
最好的陪伴就是你累的时候，还有我可以依靠，不管是精神，还是物质。
刘震云是知名作家，两度登上“中国作家富豪榜”。曾根据郭建梅代理的一起案件为原型，写出《我不是潘金莲》的故事。
在刘震云的陪伴和支持下，郭建梅顺利走了出来。
2010年援助中心由于不得已原因撤出北大后，她又创办了众泽妇女法律中心和北京市千千律师事务所，依然在为女性守望相助。
“做公益律师，是我永远不变的选择，我会做到做不动的那天。”
这条路，她艰难走了25年。
即便遭遇不公，经历坎坷。
她依然保留了心底的柔软，温婉又坚定，勇敢站出来为中国女性发声。
她也曾自嘲，在中国但凡受歧视的标签全让她给占了：河南人、农村人、女人、公益律师。
“我就是最典型的弱势群体，但是我们弱势的人在做强势的事。”
她的人和名字一样，像是寒冬中绽放的腊梅，美丽坚韧，傲骨铮铮。
在保障妇女权益面前，她敢为人先，努力不懈。
她和她的团队，用小小的肩膀，扛起维护女权的大旗。
星星之火也可成燎原之势，阳光必将照进每个黑暗的角落。
郭建梅说，“这是一件比太阳还光辉的事情。”
妖姐相信，郭建梅的这束光，也定会温暖小星星！
这一次，有强势姐姐在，必将用法律重锤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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