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文 约 6591 字
阅 读 需 要
18 min
阎锡山在反蒋联军中单项排名似不占优，军事实力不如兵强马壮的西北军，在国民政府中的地位不如桂系曾在北伐建立殊勋。唯一优势似乎仅有“山西老抠能聚财”一项。另外阎锡山参加辛亥革命较早，不过对国民党时叛时附，在党内名声较差。这样一个土财主式的人物为何能成为反蒋联军的主脑？
1929年7月31日，阎锡山（左）与蒋介石（右）在北平会晤，离开北平饭店时合影
“三不二要一中”
晋系在国民党新军阀中崛起最早，1912年阎锡山攫取山西都督之位，随即开始构建自己的军事集团。他首先加强对晋军的军事教育，当年便以日本留学归国的赵戴文担任山西将校研究所所长，集中辛亥革命历次整编中编余的军官约100多人。随后又在1915年建立军事教育团，招收知识青年和军队基层挑选的出色士兵，这样的军事教育团前后共两期，共有1000余人接受了基本的军事教育，返回晋军中担任班长。1919年6月，商震担任山西学兵团团长，至1930年学兵团共培训学兵6000余人。日后这批学生大多成为晋军基层骨干。
阎锡山（左）和孙中山（右），摄于1912年9月
在加强军事的同时，阎锡山对北洋军阀采取韬光养晦之术，不惜以重金及古董珍玩贿赂袁世凯身边的梁士诒等人。袁世凯死后，阎锡山拜段祺瑞为师，成为世人笑柄。
1913年11月，阎锡山根据袁世凯命令解散山西全境的国民党组织，屠杀大批以往的同志，以安袁世凯之心。如此背信弃义虽然使阎锡山在国民党中名声扫地，却使他与唐继尧成为二次革命失败后同盟会党少数得以留任都督的特例。
在保住都督职务后，阎锡山迅速开始扩充兵力。1917年8月晋军已经扩编为四个混成旅加两个混成团。1918年山西第四混成旅一分为二，至此晋军已经有三万之众，北洋陆军部在档案中都批评阎氏为扩军不择手段。
督军时期阎锡山（资料来源：《龙池故物---阎锡山遗物图录》）
1917年5月府院之争扩大，阎锡山带头支持段祺瑞，不惜通电宣布不受黎元洪政府节制。但护法战争中，阎锡山以商震领兵赴湖南支援北洋军，却因为直系从中作梗导致商旅在湘潭全军覆没。
湘潭丧师后，阎锡山再次清醒认识到自身实力的不足，于是提出所谓“中立”政策，进而发展到四处宣传所谓“三不二要主义”，即“不入党、不问外省事、不为个人权利用兵，要服从中央命令、要保卫地方治安”。后来阎锡山将这套“中立”政策概括为“保境安民”，要求“与邻省联络，使能不为我患，或竟邻疆乐与合作，进而为我用，代我御侮”。
在“三不二要主义”指导下，阎锡山在直皖和第一次直奉战争期间闭省不出，不问外事，但乘机扩充6营新兵。并开始将1917年筹建、1920年成立的山西工人工艺实习厂逐渐扩充为品类齐全的近代化军事工业体系。
从晋军到晋绥军
1924年第二次直奉大战爆发，阎锡山并没有如直系估计那样迅速宣布附皖，而是闭省静待局势逆转的关键时刻。阎锡山此时最关心天津汇总的各方情报，要求天津来电“一秒也不要耽误”。不久，冯玉祥等国民军预备发动北京政变，事先曾与阎联系，但阎锡山此时判断南方直军北上很可能压倒奉军，因此直到北京政变冯玉祥囚禁曹锟之后，才令晋军东出京汉线，夺取石家庄，切断了南方直军北上的唯一道路。11月1日，晋军张培梅部在石家庄将从河南退回的直军包围缴械。
由此可见，阎锡山所谓“保境安民”“三不二要”都是幌子，保证在不危及根本的基础上扩充实力才是真正的“一中”要务。
从左到右依次：冯玉祥、蒋介石、阎锡山
第二次直奉战争后，阎锡山晋军经过第二次扩军，兵力突破4万；1926年，山西军火体系初见成效，保证了弹药的供给。1925年，樊钟秀“建国豫军”虽进入今左权县境内，却被晋军击退。阎锡山的晋系军阀虽然不如直皖奉以及冯玉祥西北军那样拥兵数十万，但内部相对稳固。于是便动了联合直奉，搞“讨赤大同盟”消灭盘踞西北的冯玉祥所部的念头。
冯玉祥与阎锡山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一举扭转局势。但西北军占据京津察绥，窥探晋北十三县，阻滞了阎锡山向外发展。冯玉祥派出张吉士等人在晋军中大谈“与山西是毗邻，真正唇齿相依的形势。就地理来说，山西与国民军合作最为妥当”。但阎锡山却担心冯玉祥吞并晋军，直白地向直系代表顾祥麟表达：“冯军不只是玉帅（吴佩孚）的敌人，也是山西的敌人。”对奉系代表于国翰，阎锡山也表示：“雨帅和玉帅在中原会师的时候，我一定追随。”
1926年春，各家军阀围攻国民军，阎锡山这时候完全不顾什么保境安民，而是先攻河南再战察绥，8月19日进占丰镇，9月拿下绥远并攻下包头。战后冯玉祥出走国外，国民军大多被阎锡山吞并。晋军至此触角伸出山西，一举变成了“晋绥军”。
太原兵工厂办公楼
1926年秋至1927年春，晋绥军第三次扩军，徐永昌的国民军第三军和谭庆林的直系旧部加入使晋绥军总部下辖17个师和8个炮兵团。1927年1月，山西工艺实习厂正式改编为太原兵工厂，晋绥军已经成为一支总兵力13万的北方劲旅。
新军阀中最像“集团公司”
但这时候中国的局势，因南方国民革命军北伐而发生突变，旧军阀纷纷退出历史舞台，但奉系张作霖实力保持较好。阎锡山却看出北洋军阀已时日无多，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克武汉，胡宾代表北伐军赴山西游说阎锡山。但晋军最初仍秉承坐山观虎斗的原则，直至奉系退过黄河，关内地盘仅剩下直鲁之时，阎锡山才在1927年6月3日接受北伐军委任，宣誓就任北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两日后晋绥军全面改旗易帜，五色旗至此变为青天白日。
但阎锡山改旗不改心，决定等北伐军与奉系拼个你死我活。1927年，北京《晨报》6月刊文指阎氏“并没有立即改变对张作霖的政策”。但阎锡山暗地里已经部署徐永昌、杨爱源为右路攻石家庄；商震、张荫梧为左路沿京绥路进攻；傅作义等部直驱北京。等到晋绥军突然扣押为奉系收集情报的余珍，晋绥军三路并进，正式附蒋倒奉。不过晋绥军打得并不顺手，傅作义一路在涿州苦守三个月，其他两路只能固守娘子关、雁门关。奉军数十万涌入关内，全力围攻山西与河南的晋绥军与冯玉祥部。最终冯玉祥在豫西打败直鲁联军，善守的晋绥军也挡住了奉系主力。
身着北洋样式戎装大礼服的阎锡山
直至1928年4月，蒋、冯、阎、李四大新军阀集团正式对奉系联合作战。1928年5月9日，阎锡山晋绥军终于攻克石家庄，控制京汉线，徐永昌、杨爱源、商震和张荫梧各部向保定北京进发。此时，蒋系被济南事变拖住，反倒是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有抢占北京的意思。但阎锡山却利用与奉系的老关系换得奉系较为和平地交出京津，6月8日，晋绥军进入北京，21日傅作义接管天津。至此阎锡山晋绥军控制晋冀察绥四省与平津两市，实力空前强大。
山西太原兵工厂正在制作仿日式重机枪
有了这样巨大的地盘，阎锡山自然要继续扩军，这就是晋绥军在中原大战前的第四次大扩军，其中步兵10个军加两个保安纵队、骑兵4个师、炮兵5个旅，晋绥军总兵力已突破20万，装备水平在蒋冯阎桂四家中排行第二。
晋绥军中装备自产重机枪
不过，阎锡山晋绥军到这时，已经出现了不少问题。从组织体系上，阎锡山的晋绥军在当年的新军阀中最像“集团公司”，内部派系林立，但总体对于“董事长”阎锡山相当拥戴。晋系草创之际，外省与晋北“会说五台话，便把洋刀挎”的亲族子弟皆有，非晋籍人员在高层政要占1/3以上。随后阎锡山又收罗各种出身的将才，如徐永昌、商震、陈长捷等人最终都成为一方诸侯。
不过，阎锡山虽有知人善任的爱才一面，也有严格把持领导权的凶残一面，对于敢于危及自己在晋绥军中统治地位的人员，无论是创业时期的老部下，还是有同乡情谊的后进英才，统统以非常手段处置。因此阎锡山手下将领也愿意拉自己的小团队，借机脱离阎锡山控制。这本是民国军阀混战的常态。但阎锡山晋绥军分出的徐永昌、傅作义、商震等派系，对阎锡山却总是旧情难断，颇有点买卖不成仁义在的意思。这与蒋、冯和桂系确有不同。
但无论如何，在中原大战以前，晋绥军的军事实力尤其是技术装备实际上超过西北军和桂系，甚至在很多方面不弱于蒋军，加上阎锡山崛起最早，辈分够大，这也难怪当时各势力想要与蒋分庭抗礼，必然要把阎锡山推出来当头。
六政三事富足总有限
阎锡山晋绥军的另一大优势，在于经济。1917年，阎锡山宣布在山西实行“六政三事”，其中六政为水利、植树、蚕桑、禁烟、天足、剪发，三事则为种棉、造林与畜牧。阎锡山认为，重视“六政三事”再加上“兴利除弊”可以保证山西一省的民力财力得到充分开发。通过研究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建立的基层控制体制，阎锡山也在山西构建了控制农村人口和土地的新村制。这套村制将城关每街推正副街长各一人，凡100户以上为一编村，设正副村长各一人。住户较多的大村可增加副村长数量，但不得多于4人。不满百户的小村，则多村联编，以户口较多的为主村，其他为附村，可设不多于4人的副村长。至此，山西全省自然村全部变为行政村。
20世纪30年代山西当地的土路和乡村，由贝伦斯（J.N. Behrens）拍摄，现藏英国皇家地理学会。
但阎锡山认为，编村仍不能保证政令由县至村，更不能保证由村到户。因此在村制基础上，各县分为至多6个区，设区公所，设区长一人以及数名助理员。区公所兼管警务，等于将原有警察系统并入区公所，各区编有最多4名区警。在村以下，再编由25户组成的闾，设闾长一人。1922年3月1日，山西在闾以下又以5户为一邻，设邻长一人，这样在村以下出现了村—闾—邻三级管理体系，山西全省105县设425个区、编街503个、编村8882个、闾89636个，仅村（街）长就达9199名，副村长与副街长17161人，加上闾长、邻长，仅行政干部便超过50万。区公所掌握的数千名警务人员与这些行政干部，保证山西省在村一级组织了当时全国最严密的行政和监察网络。这套网络是保证阎锡山通过“六政三事”开发山西的基础。
为了进一步改良山西人的形象，阎锡山一面强制要求全省剪辫，另一方面以行政强制、处罚罚款配合说服教育。山西各县成立天足会，县知事强制担任会长，各级公务员和村长闾长强制入会，否则立刻停职。各县妇女，如果被查出缠足，就会被押至县衙处以高额罚款，无钱者便强制由缠足女子之母进入政府兴办的新民工厂做苦力。在这样多管齐下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下，山西至1922年全省幼女已极少缠足。禁烟、剪辫、放足保证了阎锡山山西建设计划和晋绥军扩军备战始终有较为充足的人力资源。
山西大同树立的阎锡山手令石碑，约摄于1930年。碑文内容为“贪官污吏劣绅土棍为人群之大害依法律的手续非除了他不可”
另外，为防止因采购棉纱导致山西银钱外流，阎锡山力主利用全省9000余万亩闲散耕地种植棉花，因此棉花成为三事之首。山西省统一采购美国长绒棉籽和山西平阳早熟棉籽分发各县，至1921年，山西全省棉花种植面积从1917年不足20万亩增加到79万亩。至1927年，山西全省27个县种植棉花，基本保证了山西本省人的穿衣用布问题。
六政三事的大规模经济建设，使得山西的经济水平在短时间内迅速发展。也成为日后中原大战山西对抗有江浙财团和西方银行支持的蒋系军阀的根本经济基础。强大的经济实力，也是阎锡山成为反蒋联军领袖的最关键条件。
大谈“整个的党，统一的国”
有了晋绥军和山西财政作为后盾，阎锡山终于敢于打破“保境安民”或者说是“孤立主义”的自我限制，准备谋求北方乃至全中国的统治地位。
1930年1月22日，阎锡山在山西太原举行就任国民政府“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大典，趁机提出所谓“整个的党，统一的国，是党国的本身”“如党分派别，国倡南北，是将整个的党变为破碎，统一的国形成分裂，陷党国于大不幸，此为锡山所最惊心者”。从表面上看，阎锡山这段发言也算切中时弊，此前国民党区区一党，竟有沪、宁、汉三个中央党部，和宁汉两套国民政府班子。阎锡山对这种结果倒确实毫无责任，可置身事外把各家党棍骂个狗血喷头。
身着便装手持蒲扇的阎锡山，约摄于1930年
1925年11月，邹鲁、林森、谢持等人在碧云寺中山先生灵前开会，决定要把中共和国民党左派革除出党，并将中央执行委员会移至上海，至此西山会议派形成，国民党内出现粤、沪两个对立的中央党部。1926年1月，广东国民党中央结合左派和中共代表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弹劾西山会议派。西山会议派的上海国民党中央党部也搞了自己的“二大”针锋相对。6个月后，北伐军攻克湖北江西，第二年3月夺占上海、南京。但此时国民党内部再次因为对共产党态度问题导致“宁汉分裂”，至此“三中央二政府”的态势形成。
国军编遣委员会会议闭幕时，参会人员在南京煦园（今总统府西花园）合影，摄于1929年 2月25日。前排右起为：宋子文、朱培德、何应钦、孙科、李济深、阎锡山、蒋介石、胡汉民、蔡元培、冯玉祥、戴季陶、李宗仁、王树常。中排右二为陈仪、右十为陈布雷
此时，蒋介石因为“军队编遣”和强推“三中全会”成为党政军各地方实权派共同的敌人。不过阎锡山此时仍然对汪精卫改组派深怀敌意，以至于在1929年12月20日与张学良等联名发出“拥护中央统一”的通电，直接导致唐生智倒蒋大败。其后，蒋介石与阎锡山矛盾日渐浮出水面。阎锡山一面大谈“整个的党，统一的国”，一面动员各方共同反对蒋介石整理国民党党务系统以及武力统一全国的计划。
如何统合西山会议派与改组派
为了争取国民党内部有势力的支持，阎锡山利用经济手段，将1928年前被蒋介石从国民党党务系统处理掉的大批党务人员请到平津，通过新民读书会等组织予以整合。
1949年4月，阎锡山（前右）与蒋介石（前左）在奉化溪口
一心倒蒋的西山会议派和改组派都将联晋作为夺回国民党内正统地位的最好选择，邹鲁等人纷纷涌入山西。阎锡山则一概收入怀中，心底却试图以自身实力统合改组派和西山会议派。2月10日，阎锡山以退为进，发出“蒸电”，宣称愿意与蒋介石“为今之计，礼让卫国，舍此莫由。锡山窃愿追随钧座共息仔肩”。这副“舍得一身剐也要将皇帝拉下马”的姿态迅速引起了地方实力派的共鸣，桂系、粤系纷纷通电要蒋介石下野，公推阎锡山为“中华民国陆海军总司令”，以冯玉祥、张学良为副手。23日，阎锡山又拉上李宗仁、张发奎以及西南的邓锡侯等联名发出“漾电”，要求全体党员总投票，取决多数，逼蒋下台。
24日，汪精卫发电告阎锡山，表示赞成以全体党员总投票解决党内纠纷，并叫嚣“如和平无望，则以武力制裁”。
阎锡山心中笃定统合西山会议派和改组派，避免汪精卫一家独大的主张，坚持要先调停两派争议，再筹组政府。4月中旬，在阎锡山的牵线搭桥下，各派在太原举行党务会议。
总算当了“国民政府主席”
5月5日，汪精卫复电赞同改组派与西山会议派在天津所谈“非常”会议抛开一切历史纠纷，召开三全大会和国民大会制订约法的计划。7日，汪精卫起草的北方党务问题宣言送抵天津，提出“克日成立中央党部扩大会议”。13日，各派纷纷对汪宣言稿表示赞同。至此，阎锡山认为党务统合问题已经尘埃落定，自己在正统和大义名分能够与蒋介石分庭抗礼。
打倒军阀的宣传海报，约绘于中原大战前后。右下方船上，正在拯救人民的为蒋介石，上方为孙中山，左上角正在践踏群众的两个军阀为阎锡山和冯玉祥。在中原大战以前，蒋介石的军事实力并未占到绝对优势，因此各势力前仆后继，不断以各种方式与蒋对抗
5月14日，中原大战爆发三日后，阎锡山眼看汪精卫仍在中国香港，只得电促这位“元勋先进”北上，“重负本党誉望”，再次保证：“此后党务自应悉听主持。国家既取党治，一切政务自应由党主持。”由此可见，阎锡山为了拉汪精卫，甚至连政府领导权的空头支票都开出去了。可惜，汪精卫此时却得寸进尺，又与西山会议派产生矛盾。
阎锡山眼看前线开战，扩大会议却仍是镜花水月，也使出威胁手段，迫使汪精卫在12日发表《中央党部扩大会议之必要》，赌咒发誓“与西山派及实力派妥协决不可动摇”。
最终，在阎锡山的主导下，粤二全大会提议召集扩大会议，西山会议派的沪二全大会通电赞同宣言，两家不约而同共用“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就这样一直折腾到7月13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同日改组派发表召集扩大会议宣言，西山会议派通电赞同宣言。8月7日，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首次正式会议。直至9月1日，阎锡山总算当了“国民政府主席”。但此时晋绥军在津浦线上已经全线溃败，济南丢失。
1936年11月17日蒋介石与阎锡山摄于中和斋外北厅门前（资料来源：城释历史影像鉴藏数据库）
事实证明，阎锡山试图以国民党党务的正统性进而谋求政府的正统性，其计划是相当周密的。试图以实力和反蒋共同目标拉住原本势同水火的西山会议派和改组派也算阎锡山这位不讲主义的实力主义者的奇思妙想。但可惜改组派汪精卫始终患得患失，对空中楼阁的党务大权死抱不放，以至于几次险些坏了阎锡山的大事。而且扩大会议和随之而来的国民政府成立过晚，如果能在5月开战前实现西山会议派和改组派联合，并建立政府，至少在争取列强和其他军阀支持方面能起到一定作用，反蒋联军的态势可能为之一变。
閱讀更多 國家網文化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