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中,武漢有家不缺防護服的醫院!

方艙休艙、武漢解封、雷神山封山……國內疫情趨緩,一個個捷報的背後,有一片極可能被忽視的戰場:截至4月15日24時,全國累計新冠確診病例82341例,死亡3342例;其中有一組數字:

3000多名醫護人員感染,40%發生在醫院內。

不久前,東方網·縱相新聞採訪了國家衛健委派駐武漢院感專家組成員秦文,她特別提到她所去到的一家武漢醫院——武漢市肺科醫院。

這家最早收治新冠肺炎重症患者的醫院,重症以上治癒率達76.16%(4月7日數據);同時,院感工作被秦文打出了90分的“高分”。

縱相新聞通過對該院一線醫護和工勤人員的採訪,試圖還原這場疫情之下絕大多數人都看不見的戰役。

“保潔員都做到‘零感染零逃兵’”

在武漢市肺科醫院的隔離病房,保潔主管張菊芳與手下34位保潔員平日裡負責醫院病區和外環保潔:包括打掃、消毒,護理病人大小便,收集醫療垃圾、生活垃圾並分類轉運……

疫情中,武漢有家不缺防護服的醫院!

新冠病人住院產生的醫療垃圾和生活垃圾是普通病人的幾倍。疫情期間,重症病人使用的尿不溼、一次性床墊、吃過的飯盒,都要作為醫療廢物統一收集處理,用肺科醫院結核病控制管理辦公室主任李月華的話說, “保潔員在一線接觸最髒的東西,幹著最累的活。”

“保潔員進去(病房)幾個小時,穿著防護服很悶,我就怕他們拉下拉鍊、鬆了領子,或是口罩漏氣。防護對他們來說太重要了。” 張菊芳告訴記者。

武漢市肺科醫院是最早收治新冠肺炎病人的定點醫院之一。“12月底,我們就聽別人說現在肺炎蠻狠(很嚴重),不過都是道聽途說,不是蠻確定。”張菊芳說,“後來元月2號我們醫院連夜改建發熱門診,就真正意識到肺炎來了。”

“疫情來得很兇猛,每天醫院(發熱門診)都爆滿,病房也很快滿了,”隔離病區的保潔員王麗華告訴縱相新聞,“當時氣氛好緊張的。”

“從戰疫打響的第一天(1月3日),我們就提高了防護等級,

發熱門診和預檢分診至少是二級防護,所有臨床科室都穿上了隔離衣。”李月華告訴縱相新聞,部分醫護經歷過2003年的非典,也經歷過H7N9禽流感,對他們來說穿脫防護服不是大問題。

最難的是支助和工勤人員,護工要轉運病人、到處跑,是一個關鍵點;保潔員多數年齡偏大,不像醫生護士受過專業訓練,自我防護意識不強。

疫情中,武漢有家不缺防護服的醫院!

李月華說,很多保潔員一開始都覺得很危險,不願意做,院感科和保潔主管一起,想了很多辦法給他們提高待遇,提供齊全的防護設備,解決疫情期間的住宿……

最終,除了年前休假離開武漢沒法回來的職工,疫情期間整個保潔隊伍“零感染,零逃兵”,堅持到了武漢開城。

“直接買空了企業的庫存”
12月底,武漢市內流傳著不明原因肺炎的消息,肺科醫院接診的病人裡也發現了肺上病灶很重的人,問及病史,有些人去過華南海鮮城,有些人出現了家庭聚集性感染,這引起了院方警覺。

“當時院領導覺得這個事可大可小,就要求著手儲備物資了。12月底時已經儲備到了2月底的量。當時我們就想,過了正月十五,結核病人也多起來了,防護物資肯定是需要的。” 李月華告訴記者。

武漢市肺科醫院呼吸科主任、新冠肺炎治療專家組組長杜榮輝後來回憶,1月3日,醫院發熱門診接診了6名不明原因肺炎患者,“他們的症狀都很相似,有發燒、咳嗽,有幾個病人都是由華南海鮮市場接觸史的,要麼是商戶,要麼是進貨的;CT特點也都很相似,肺胸膜外帶、右下肺有病毒性肺炎改變。”

“來了六個人,像一個人的病一樣……我們一下子想到,這病應該有傳染性,要預防。”杜榮輝當即提出要給發熱門診防護級別提高到三級,這六名病人也被收治在發熱門診留觀。

在杜榮輝的建議下,院方開始著手將呼吸科大樓的三個病區進行“三區兩通道”改造,1月6日,改造後的隔離病房就開始收治不明原因肺炎病人了。

物資儲備也在同步進行。武漢市肺科醫院院長彭鵬近日在接受《環球時報》採訪時也提到,當時醫院準備以每層樓34張病床,三層一共102張病床,再加上20多張ICU病床,一共120多張病床的數量,以三四個月時間為限,估算出了所需的防護物資,然後再按三倍的量去儲備物資。

彭鵬回憶,隨後一週裡患者蜂擁而至,最多的時候發熱門診一天有五六百個患者,考慮到之後春節停工、物流停滯的潛在影響,院方發現儲備量還有可能滿足不了需求,於是再一次加大了採購量。

當然,大量囤積防護物資可能有浪費的顧慮,不過彭鵬表示,對於他們這樣一家以呼吸道疾病和結核病治療為特色的專科醫院,即使眼下用不完,日後也能慢慢消耗掉。

1月10日前後,肺科醫院分兩批儲備了15000件醫用防護服,N95口罩最多時有5萬隻。後來進駐醫院的國家衛健委院感專家組成員秦文回憶說,那時沒有人會有意識地去大量囤物資。

據工信部數據,1月下旬,湖北省每天防護服的需求是10萬件,但全國的產能每天只有3萬件。“我們應該是武漢同等床位規模醫院中,防護物資儲備最早最充足的醫院了。”彭鵬稱。

此外,肺科醫院還購買了大量的移動空氣滅菌站(一種高水平空氣消毒儀器)、恆溼燈,以及100餘臺呼吸機、正壓呼吸頭套等設備。採購上照式紫外線燈時,肺科醫院直接買空了山東一家企業的庫存。

疫情中,武漢有家不缺防護服的醫院!

這種未雨綢繆使得疫情大爆發中的肺科醫院掌握了主動:在1月下旬到2月上旬武漢市各大醫院物資全面告急時,肺科醫院始終沒有向社會發布募捐公告。

更重要的是,這讓醫院沒有出現大範圍的“非戰鬥性減員”,全院在2月之前,沒有發生一例醫護人員感染。

據彭鵬介紹,此次疫情中,醫院共有4名醫護被感染:其中3人參與過一線抗疫,院方後期對這3名醫護進行了流行病學調查,發現她們都存在社區感染的高危因素。

“不能因為嫌麻煩,就違反戰時規定”
秦文的本職是山東省青島大學附屬醫院院感科的主治醫師。1月23日,武漢封城當天,國家衛健委從全國抽調了10名院感醫生組成院感防控專家組。25日,秦文來到武漢,正式進駐武漢市肺科醫院。

秦文向縱相新聞回憶,來到武漢時正值疫情高峰,也聽說了不少醫護人員感染的情況,“當時我估計哪家醫院的情況都不樂觀,但來到了肺科醫院後,我覺得自己是10名專家裡的’幸運兒’。”

疫情中,武漢有家不缺防護服的醫院!

對於肺科醫院醫護人員感染較少的情況,秦文認為,院方的前期決策到後期措施都在起作用,不只包括大量儲備防護物資,還體現在院感防控細節上。

“你不可能不讓病人來醫院吧?病人來了之後給他/她配發口罩,就切斷了傳染源。”秦文獲悉,肺科醫院此前在接診結核病人時,預檢分診臺就會給每一位患者發放醫用外科口罩;掛號機旁還有口罩售賣機,家屬可以以1元/個的價格買到口罩。

秦文向記者回憶,她抵達武漢第二天,也就是1月26日清晨,她看到醫院門口排了長隊,“原本以為是發熱病人在排隊,走近一看,是醫護人員在餐廳外排隊取餐。原來醫院幾天前就已禁止職工在食堂就餐。”

此外,1月26日醫院下發通知,安排所有職工(醫護和工勤人員)住進醫院附近的酒店,成為了武漢首家提供集體住宿的醫院,“這既保護了職工和他們的家人,也減少了職工離開醫院後社區感染的風險。”

秦文記得,院方還通報過一起醫生違反院感防控流程的事件,要求該醫護在科室層面作檢討,並對其實施經濟處罰。

這起事件是一名放射科醫生給本院醫務人員做完CT後,讓後者通過醫護人員的“清潔通道”離開,這違反了肺科醫院疫情期間發佈的院感防控制度,“按照規定,哪怕這位醫護人員的CT檢查結果沒有任何問題,也應從患者通道出去,換上乾淨的服裝後,再通過職工通道進入醫護人員辦公區域(清潔區)。”

秦文說:“從結果看,這名醫生的行為並沒有造成感染,但由於行為不合規,還是受到了嚴厲處罰。”

秦文說,“醫院把相應的流程都已制定了,你不能因為嫌麻煩、嫌繞路,去破壞下發的戰時規定,它可能造成嚴重後果。”

“上管天,下管地,中間管空氣”

“保潔員穿什麼樣的衣服,走哪個電梯,垃圾放在哪,怎麼運走?物資怎麼進來?清潔的被服如何進到病區,汙染被服怎麼轉運出來?醫院裡出現了死亡病例,遺體怎麼處理?用什麼樣的消毒劑,如何噴灑?遺體如何包裹,從哪個通道拿出去?”

疫情中,武漢有家不缺防護服的醫院!

李月華說,院感工作往大了說,是要對醫院內發生感染者的生命健康負責;小了說,是幫助醫院的醫療、護理、設備等科室,共同管控院裡的各類防護和消殺物資,與總務、後勤、保衛一起協調各個區域的設置。

院感科醫生張思思每天的工作,就包括對臨床科室操作的巡查,對病區發熱感染狀況的監控,對出院病人的隨訪,以及每季度對醫護工勤人員的院感培訓等。

張思思向記者介紹了在臨床科室查房的工作細節:病床之間的距離夠不夠、病房的清潔是否做好、床單有沒有換?病人是否都戴了口罩?醫療設備是否有清潔、貼了標?治療管路是否乾淨,是不是在隨手可及的地方,如果要搶救病人,能否第一時間拿到?

理想狀態時,病房每200到250個病人,就應配備一名專職的院感人員。張思思告訴記者,在3月中旬,武漢市肺科醫院收治新冠肺炎患者的數量在190人左右,院感人員人數配比達到了標準。

“院感醫生有句話:我們的工作上管天、下管地,中間管空氣。

”張思思感嘆,這份工作需要細心、耐心,要內心強大,經得起各種委屈。

張思思說,前期新冠病人較多時,醫護人員非常忙,有時沒注意細節:“我們要求醫院裡物品堆放一定要離地超過10公分,否則地面消毒容易讓物品受潮,引起細菌繁殖。但當時人員多、換班頻繁、地方擁擠,加上物資缺乏,貨架都不夠,醫護人員經常把物品直接順著走廊堆在地上。雖然是小事情,但它可能還隱藏著風險。

“我們會督促臨床醫生整改,但他們忙起來的時候也容易有反感情緒;如果東西都收進倉庫,或是收到櫃子裡面,大家又找不到東西。”張思思說,最後院感科醫生找了行軍床做臨時貨架,物品暫時“離地”了,“外界看來可能是細枝末節的東西,如果做不好,就可能積累隱患。”

“我們的工作既像執法,又像服務,“秦文說,有些醫院的情況是:有事了,院感科被推出來了;沒事了,院感就放在後面了。這種認知層面的忽視並不利於院感工作的推進,很多醫護人員之前不理解院感工作,就覺得你們是來找事、挑刺的。”

秦文認為,院感工作看起來是一項資金、人力等成本投入非常大的工作,但投入一定的成本後,收穫的是社會的長久效益————各個臨床科室優質的醫療質量,很低的醫療事故發生率和院內感染率等,這些都是無形的資產。

疫情中,武漢有家不缺防護服的醫院!

談及武漢市肺科醫院在疫情中的院感防控工作,秦文說,她打90分。

但秦文也提出,在疫情爆發初期,出於對未知病毒和疾病的恐慌,從醫護人員到民眾層面都出現了“過度防護”的現象:例如,不進隔離病區、不接觸患者、不做高危操作的醫護人員,原本只需戴外科口罩即可,但全線要求三級防護的舉措,更升級了防護物資短缺和需求的矛盾,但防護等級一旦升上去,是不可能降下來的;在社會上,一些市民上街戴兩層口罩,增加了呼吸壓力,反而增加了感染的風險。

秦文認為,雖然新冠肺炎是一種新發傳染病,但對待它依然要冷靜、理智,“做科學合理的防控,能降低我們認知上的恐慌,再提供有效、合理的建議,讓醫護人員和民眾都能採納和接受。”

秦文認為,這次疫情發生在武漢,如果換了別的城市,所有醫療機構面臨的問題都是一樣的,“更何況武漢這樣一座有著1000多萬人口的城市,能堅守到現在,十分不容易。”

談到未來的傳染病防控形勢,秦文表示,目前能夠建立起佈局合理的建築和傳染病診療流程的,大多是傳染病醫院,許多綜合性醫院不太可能投入大量資金建立完整的感染科和合格的發熱門診和腸道門診診療流程。這次疫情中,很多醫院都暴露出了傳染病防治的薄弱環節。

秦文認為,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之後,無論在哪個城市,很多醫院都會加大傳染病處置能力的投入,建成“平戰結合”的模式,遇到突發情況時,可以隨時啟動。

秦文希望,未來醫院的規劃和調整上也會向傳染病防控傾斜,投入資金,建立一個小型的傳染病區,投入設備,設計流程,制定預案,

“傳染病區可能幾年都不啟用,或是作為普通病房使用,但到了‘戰時’,就可以發揮傳染病房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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