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在現代漢語中是個多音字，當它讀為去聲“jiào”時，當“教育”、“宗教”等講，當它讀平聲“jiāo”時，當“傳授”等講，如“教書”等。其實，它的本義就是“教育”講。
從上列甲骨文字形我們可以看出，它的右邊是一隻手拿著一根教鞭（攴）；左下方是一個“子”字，表示小孩，“子”上是兩個交叉符號（爻），表示鞭打的痕跡；整個字形“教”是會意一個人手持教鞭在教育小孩。楷書的字形“教”較甲骨文、金文字形有所變化，左邊訛變成了“孝”字，變成了形聲字。
《說文解字》裡說：“教，上所施下所效也。”意思是說“教”字的本義就是在上面的施教，在下面的效仿的意思。段玉裁注云：“上施，故從攴；下效，故從效。”“教”字當“教育”、“教導”義講一直到今天還在使用，從其造字方法上我們似乎也可以窺見古代教育方法的某些信息。
後來又由“教導”、“教育”引申指某種學術或某種學術派別，如鄭玄《六藝論》裡說：“虙（fú）羲作十言之教。”這裡的“教（jiào）”字就是指學術派別。後由此又引申指“宗教”，如《新唐書·后妃傳上》裡說：“佛、老異方教也。”這裡的“教（jiào）”字就是指宗教。
先說教育，那麼，基於人類社會文明之初時，什麼是教育，教育的本質是什麼？首先我們從中國古代教育說起。《學記》，是古代中國典章制度專著《禮記》（《小戴禮記》）中的一篇，寫作於戰國晚期。文中有言：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兌(yuè“說”)命》曰：“念終始典於學。”其此之謂乎！
雖有嘉餚，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是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qiǎng）也。故曰：教(念jiào)學相長（促進）也。《兌命》曰：“學學半。”（前一個“學”字音xiào，本字讀作“斅”，意思是教育別人，後一個“學”字音xué，意思是向別人學習。）其此之謂乎？
再有言：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xiáng），術(suì)有序，國有學。比年（每年）入學，中年（隔一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群；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堅強的意志）而不反，謂之大成。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說（yuè“悅”）服而遠者懷（嚮往）之，此大學之道也。《記》曰：“蛾（“蟻”）子時術之。”其此之謂乎！
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興其藝，不能樂學。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修焉，息焉遊焉。夫然，故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也。《兌命》曰：“敬孫務時敏，厥修乃來。”其此之謂乎！
《學記》系統而全面地闡明瞭教育的目的及作用，教育和教學的制度、原則和方法，教師的地位和作用，教育過程中的師生關係以及同學之間的關係。比較系統和全面地總結和概括了先秦中國的教育經驗。是中國古代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篇專門論述教育和教學問題的論著。
如果說以上是中國古代一種有形的教育方式，阿域認為還有一種無形或有形的教育方式存在於民間，那就是基於中國家庭、氏族、群落的家族式教育，基於家庭的首先是來自父母的言傳身教等，再就是家族式的集體式教育。來自氏族的大約就是一些禮儀、族規、民約等，既有有形的也有無形的。再者還有來自中國民間手藝人的文化、技藝傳承，這些大多是非物質性的，在某種意義上起到一定的教育目的。
基於國家層面，教育的一個目的還在為國家培養和輸送人才。自漢朝開始，提拔民間人才。當時採用的是察舉制與徵辟制，前者是由各級地方推薦德才兼備的人才。由州推舉的稱為秀才，由郡推舉的稱為孝廉。直到後來形成的科舉制度。到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廢除科舉，中國的教育開始了新曆程。
首先，是對私塾制度的改革。新中國成立前，社會上還有大量私塾存在。把私塾與小學問題結合起來考慮，有人發現，轉化私塾可以作為發展近代初等教育的生長點。20世紀前半期，受政府更迭的影響，近代私塾改良活動時斷時續。
1915年，商務印書館為改良私塾設計了一個課程表，其中有修身、國文、算術、讀經、體操、遊戲。國文、讀經採取複式教學形式，其他課則私塾學生合上。其實，近代的改良私塾大多停留在這樣的辦學水平上：都開國文（後改為國語）課，不少加授算術；部分採用小學教科書，但沒有完全放棄傳統蒙學教材。新中國成立後，把私塾視為一種私立學校，當成了改造的對象。到了50年代後期，私塾基本上在社會上絕跡了。
新中國成立後，教育在改革和摸索中前進。1951年，人教社開始編寫出版教材。但限於當時條件，只能採取選用、改編老解放區教材、蘇聯教材編譯本和商務印書館、開明書店、中華書局等出版的比較流行的教材的方式，編寫出版了全國通用的第一套教材，這是過渡性質的教材。
阿域認為，新中國的教育模式，已經開始被西方文化、科學入侵。隨著漢語拼音的普及，更是將中國文化的漢字全然西化，學習漢字首先從拼音學起。同時，後來又將繁體漢字簡化，更是從另一層面講中國文化西方化了，將具有中華文化意義的漢字符號化，拼音化了。
尤其是中國現代大學的教育，基本課程和學習科目、科學、西醫等領域 ，基本上也是被西方文化所同化了。我們不妨來看看清華大學的背景，來自百科的資料如下：1900年6月，“八國聯軍”侵略中國。1901年9月，清政府被迫簽訂《辛丑條約》，賠償白銀4.5億兩，史稱“庚子賠款”。1904年美國表示所得賠款“原屬過多”，可用於“退款辦學”。經中美雙方多次商談，於1908年確定退款辦學相關事宜。美國伊利諾伊大學校長詹姆士1906年給美國總統《備忘錄》中的一段話反映了美國退款辦學的真實目的：“我們現在一定能夠使用最圓滿和巧妙的方式，控制中國的發展——這就是說，使用那從知識上與精神上支配中國領袖的方式。”“商業追隨精神上的支配，比追隨軍旗更可靠。”
我們再來看看西方古代教育。公元8世紀以後，隨著封建制的發展和王權的鞏固，為了滿足封建主的需要而發展起來的有別於教會學校的教育形式和結構，稱為“世俗教育”，其主要形式包括宮廷學校和騎士教育。
宮廷學校學習科目和當時的教會學校一樣，主要是“七藝”，教學方法也才採用教會學校盛行的問答法，雖然宮廷學校主要培養封建統治階級所需要的官吏，但由於教俗封建主往往兩者合一，因此，世俗官吏教育自然具有深厚的宗教色彩。
騎士教育是這一時期西歐封建社會等級制度的產物，也是一種特殊的家庭教育形式。其主要目的是培養勇英善戰、忠君敬主的騎士精神和技能。騎士教育的實施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家庭教育。從出生到7、8歲。兒童主要在家庭中接受母親教育，學習的內容有宗教知識、道德教育以及身體的養護與鍛鍊。
第二階段：禮文教育。7、8歲以後，低一級的貴族將兒子送到高一級的貴族家庭中充當侍童，主要學習上層社會的禮節和行為準則，同時，也要學習一些基本的知識和技能，在這一階段，還要進行賽跑、角力、騎馬、擊劍等內容的訓練，以便成為身體強壯、能征善戰的戰士。這樣的訓練持續到14歲。
第三階段：侍從教育。14~21歲，青少年開始作為附件領主的侍從，隨主人參與各種活動，重點是學習“騎士七技”即“騎馬、游泳、投槍、擊劍、打獵、弈棋和吟詩”。年滿21歲時，通過授職典禮，可正式獲得騎士稱號。
說教育，不得不說宗教對教育、文化、思想等人類精神文明產生的影響。宗教是社會意識形態之一，也包括相應的崇拜活動。相信在現實世界之外還存在超自然、超人間的力量和境界，主宰著自然和社會。隨著社會和歷史的發展，宗教也不斷演變。宗教的最初表現形式是法術、圖騰崇拜、拜物教、萬物有靈論等。後由多神崇拜發展到一神崇拜；由部落宗教演化為民族宗教，以至世界宗教。
在我國產生較大影響的主要是儒家、佛教和道教三種思想。在後來儒家、佛教和道教三種思想逐漸融合，在十世紀開始，這種統一的解釋成為南宋繪畫中越來越受歡迎的主題。這種和諧的三位創始人同框的描繪傳達了一種思想，那是什麼？
儒家對佛、道兩教，尤其是佛教的態度，在歷史上經歷了前後兩個階段，一般來說，在佛教初傳時期，主要是漢魏晉南北朝時期，儒家對佛教大多是採取排斥、反對的態度。之後，佛教在中國得到了較大的發展，人們對佛教的思想有了較深的理解和認識，從而儒學家們逐步地改變了以前的態度，除繼續指責佛教出家落髮捨棄君父的出世主義思想之外，又開始對佛教思想，主要是它的哲學思想（心性之學）加以吸收，以充實與發展儒家的宇宙本體論哲學。
在歷史上較早提出融合儒佛道三教思想的儒學家，是隋朝的王通。他提出了“三教歸一”說，認為周公孔子之教是最高最好的教化，但當時的儒家已經衰弱，產生了弊端，而佛教又是外來的宗教，不適於中國的需要，老莊道教所宣揚的“至德之世”，則是不可能實現的幻想，在這種情況下，最好融合三教為一教。但王通對如何實現“三教歸一”，並沒有提出具體的做法。其實三教是不可能歸成一教的，它們三者各有自己的互相對立的思想。我們一般所說的“三教合一”，也只是指三教互相吸取、取長補短而已，決不是指要取消三教合為一教。
到唐朝，柳宗元、劉禹錫等人，明確地指出了佛教的思想有與儒家思想相一致的地方，是不應加以指責的，柳宗元說：“浮屠誠有不可斥者，往往與《易》《論語》合，誠樂之，其於性情奭然，不與孔子道異。”（《送僧浩初序》）以此說明自己所以“好佛”的原因。這就為後來儒學家出入佛教，大量地吸取佛教思想開了先河。
而後的儒學家，尤其是宋明理學家，不少都是出入佛教的。他們對佛教的態度，除仍然堅持反對出世主義外，往往又都不同程度地吸取其哲學思想。例如程朱理學曾吸取了佛教華嚴宗的理事無礙相融說。《二程遺書》記載說：“問：‘某嘗讀華嚴經，第一真空絕相觀，第二事理無礙觀，第三事事無礙觀。譬如鏡燈之類，包含萬象，無有窮盡。此理如何？’曰：‘只為釋氏要周遍，一言以蔽之，不過萬理歸於一理也。’又問：‘未知所以破它處。’曰：‘亦未得道他不是。’”（《遺書》卷十八）理事無礙與事事無礙，就是萬理歸於一理，一理而萬理。這就與程朱理學的“理一分殊”思想的提出不無關係，所以程頤肯定了佛教華嚴宗的這些哲學命題。正由於宋明理學大量地吸取了佛教的思想，從而大大地豐富了自己哲學宇宙論學說，建立了新儒學哲學體系。
宋明理學，尤其是程朱理學，不僅吸取了佛教的思想，而且也還吸取了道教的思想。例如曾被朱熹推崇為道學（即理學）開創者的週數頤哲學，就是繼承與發展五代宋初道士陳摶的《無極圖》思想而來。周敦頤改造了《無極圖》，寫出了《太極圖說》一書，闡發了無極、太極、性命、主靜等學說。所有這些思想，為而後的二程朱熹所繼承與發展，建立起了客觀唯心主義的新儒學思想體系。我們可以這樣說，宋明理學中的程朱理學較多地吸取了道教的思想，而陸王心學則較多地吸取了佛教禪宗的思想。就整個宋明理學而言，乃是儒佛道三者合流的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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