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末，經濟學家才涉入對傳染病的研究。
迄今為止，人類致死原因中傳染病死亡率佔到1/4~1/3，位列心血管疾病和癌症之後。傳染病學專家認為，傳染病居高不下跟城市化密切相關，人口密度空前增大；跟人的旅行密切相關，十幾個小時可以到達全球任何一個角落；也跟抗生素的濫用密切相關；還跟病毒的快速變異換代密切相關。
不同於斑塊狀的農業社會，在高度全球化的社會中，一場瘟疫的感染人數和致死人數並不是唯一有意義的數字；現代科技條件下，也沒有人會去懷疑醫學上戰勝瘟疫的必然結果和必勝信心。
相比之下更為重要的，是瘟疫以及相應的救援應對措施影響和改變了人的行為，從而對經濟社會運行造成的影響和衝擊，這是各國官員、金融家和企業家最為關切的，也是經濟學家試圖研究的領域。
如果只單純地研究：怎麼救援才最經濟？把人命關天的事情用錢去衡量，在道德上顯得冷血。疫情當頭只有全力以赴才是人道價值，不能手裡總拿著算盤。但是，考慮到政策制定者有責任帶領社會平穩渡過疫情迎來複蘇，不同的應對手段對經濟造成的後續衝擊大有不同，這種研究就太重要了。
空喊口號、盲目行動絕對不是現代社會合格管理者的風格；與此相反，科學地權衡疫情和救援行動帶來的影響，才是管理者應盡的社會責任。
問題是：
科學可以告訴我們如何渡過疫情，迎來經濟復甦嗎？
有一些經濟影響是直接的，例如醫療器材、設備、藥品以及醫療服務的投入。
也有的影響相對間接，例如對旅遊、餐飲、零售業務的影響。據美聯社報道，由於新型冠狀病毒的流行導致中國人取消赴泰國的春節旅遊，泰國旅遊收入減少約16億美元。再例如，小楊（化名）承租了一個廟會的經營席位，從親友那裡借了十幾萬買了娛樂設施，預算春節期間不僅可以回本還親友，還能賺上幾萬元，如今泡湯了。再例如，若干中國華中地區居民的發燒，影響了法蘭克福機場搬運工去酒吧消費的次數。
還有更多的影響是“蝴蝶效應”式的，很難進行定量研究，它們既跟疫情本身相關，也跟應對措施相關，還蘊涵複雜的心理因素。例如對企業家行為的影響，對金融和投資的影響。金融意義上的“風險”從來就不是客觀的，大家都不當回事它也許就不會真發生。
“疫情應對與經濟衝擊”，這個問題既然如此複雜，歷史能告訴我們什麼嗎？答案是，歷史能告訴的很有限。這本身是一種幸運，現代工業社會遭遇的瘟疫還不足以“以史為鑑”。
百年內有四場體量相稱的瘟疫，它們分別發生在1918、1957、1968和2009，其中最嚴重的是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相比之下，2003年的SARS爆發對經濟的衝擊力甚至小於2009年的“豬流感”。
全球化程度較高後，發生在主要工業國家的瘟疫次數更少，儘管很多經濟學家試圖從這些歷史疫情中發現經濟衝擊的規律，但是時過境遷，這幾場瘟疫的經驗根本就不能照搬。
既然歷史不能照搬，最有效的研究方式只能是仿真建模，抽取出瘟疫爆發時的關鍵行為影響，用計算機模擬運行，這樣可以對未來有一個大概的預測。
2011年，在威尼斯的“全球經濟分析年會”上，澳大利亞莫納什大學（全球頂尖大學之一）政策研究中心的George Verikios團隊發表了一項重要研究《瘟疫的全球經濟影響》。他們完成了模擬仿真，這個仿真模型和結論對新型冠狀病毒的防治和應對，有很重要的參考價值，我們一起來看一看。
假設1：瘟疫對行為的影響
直接經濟影響——包括所有醫療相關費用的增加。
間接經濟影響——
包括死亡造成的勞動力減少、因病以及害怕感染的缺勤。
包括減少國內和國際旅行，以及減少文藝、體育和其他活動的公眾集會。
包括學校關門後，家長請假或者休假照顧子女，這會影響他們公司的勞動生產率。
包括員工即使勉強在崗，但因為疫情而工作專注度受到的負面影響。
包括對投資者和消費者信心的影響，人們選擇回家避免感染、節省消費應對恐懼，所有不必要的開支都將被主動消減。
包括客戶的流失，新供應商的替代，特別是對於那些容易被替代的產品。
瘟疫對行為的影響還跟心理恐懼強烈相關，由於瘟疫早期人們對病毒威脅的認知不足，傳染源、傳染機制、發病率和致死率並不明確，這時候恐懼往往會代替認知，造成了全球廣泛的疑神疑鬼、過度反應。
假設2：瘟疫的干預模型
常識上，干預瘟疫流行的三板斧：第一是控制傳染源，第二是切斷傳播途徑，第三是保護易感人群。然而干預未知瘟疫時的實際情況比這三板斧要複雜得多。
下圖是一個最簡單、可以干預的瘟疫傳播模型，如果做經濟學分析的話，所有的藍色連接線都是控制點，考量的問題：一是政策和錢投入到哪些點上效用最好？二是如何平衡措施對未來經濟的衝擊。
當然，官員免不了要思考的是還有：有沒有實施條件？風險有多大？上級的意見？民眾會不會滿意？......
假設3：簡化的兩種事件
由於每場疫情的特徵都是千差萬別的，在進行模擬的時候，要設定疫情的重要數據。經濟學家選取了傳染性和致死率（毒性）兩種特徵，設定了兩種不同病毒肆虐的事件來進行比較。
根據George Verikios團隊的原始研究：
事件一更接近於2003年的SARS爆發；
事件二更接近於目前報道新型冠狀病毒2019-nCoVde 特徵，即病毒傳染力性更強更隱蔽，但毒性較弱。
研究過程
上述三個假設模型看起來還是比較簡陋，但這種簡化在社會科學研究中幾乎不可避免。研究小組模擬了事件1和事件2下的各種干預處置措施，按照國別設置了各種成本，並採用了大名鼎鼎的經濟分析軟件——GTAP進行了模擬。
GTAP的全稱是“全球貿易分析項目”，是美國普渡大學牽頭實施的全球最先進的經濟分析和預測軟件，內涵全球經濟數據庫和一般均衡策略，各國智庫都經常用來模擬貿易爭端等事件對經濟的實際影響。通俗地講，GTAP已經包含了儘可能多的區域、行業、政策、工資、價格、文化等所有信息，本身就是一個人工智能的智庫，任何一個假設事件輸入進去，它都可以給出後續的社會運行預測數據。
還必須要注意：這項研究是10年前的，所有數據都是從2010年開始模擬。但是，數據對結論偏差的影響不大。如果結論錯了，也不是因為年份的問題，而是模型本身失之於簡陋。
事件1（類SARS）對經濟衝擊的研究結論
直接看圖，要注意縱座標的數值。
事件2（類2019-nCoV?）對經濟的衝擊
直接看圖，要注意縱座標的數值。
事件2（類2019-nCoV）的短期衝擊強度十倍於事件1（類SARS），不僅如此，研究者還對其後的報復性反彈進行了工資水平修正，使其反彈力度減弱許多：
相比於事件1（類SARS），事件2（類2019-nCoV）對旅遊行業的衝擊力度更大：
事件2（類2019-nCoV）對國別GDP 的衝擊模擬結果，反應出依賴國際貿易服務、依賴出口的國家收到的衝擊更大，整體數字也數倍大於事件1：
我的分析
上述研究認為，有兩種病毒，一種傳染性強而毒性較弱（類2019-nCoV？），另一種傳染性弱而毒性較強（類SARS），那麼前者對經濟的衝擊遠遠大於後者，甚至造成一場全球經濟危機。但是，目前斷言2019-nCoV疫情的經濟衝擊將遠遠大於SARS，還為時尚早，對抗病毒、阻斷疫情依然是當前的頭等大事。何況，中國已經採取了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公共衛生事件應對措施，十幾億人在春節期間的公共活動減至最低。
在華爾街眼裡，從來就沒有無法從中獲利的災難，2019-nCoV也不會例外。
金融機構很快將編制出投資者指南。比如：
賣空零售、公共娛樂、旅遊和航空；看空勞動密集型產業和勞動法“僵化”的國家（歐洲大部分地區）。
買多醫療保健公司、電信，互聯網商務公司、家庭娛樂遊戲甚至公用事業。
它們會得出結論：“我們預計全球經濟活動將下降，原材料價格將暴跌，風險規避將上升，貨幣政策將放鬆，利率將下降。”
發災難財並不可取，但是面對疫情的風險規避是自然反應，難以進行道德指責。
基於GTAP的模擬仿真分析已經是經濟學研究全球經濟運行最先進的手段，但經濟測量的是人的行為，人終究是不可測的。正如一場瘟疫有可能像黑死病肆虐讓民眾懷疑教廷，也有可能眾志成城，更加凝聚社會力量。
在嚴肅的經濟學家那裡，仍然存在許多未知數。一方面對2019-nCoV病毒的控制前景依然未知，既要做曠日持久的打算，也隨時可能得到激動人心的好消息；另一方面，目前還很難確定最終會損失多少經濟活動；再者，中國社會的動員手段和企業的組織能力也難以評估，2003年SARS期間，中國員工住在公司的宿舍中與社會隔離，繼續工作，製造業衝擊微乎其微。
我們欣喜地看到，從疫情初期的瞞報和恐慌，到社會廣泛理解和配合，中國社會的動員行為已經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面對自然災害，只要管理者保持著對自然和社會的敬畏和謙卑，信心自然會燃起；燃起的信心又會改變人的行為，這是任何仿真軟件難以測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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