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鸿门宴背后：一顿饭吃下半个楚国》中
，三解详细解析了在沛县跟随刘邦的“绝对核心”团队，人数最多，超过20人，而在《王陵：“阳谋”催生的开国功臣》中，则介绍了“丰邑”出身的功臣列侯，虽然绝对数不少，达10人以上，却距离刘邦“物理距离”和“心理距离”较远，有可能长期为王陵的部下。
也就是说，刘邦集团的“核心力量”，即掌握3000子弟兵的沛县、丰邑“元从”，就有30多人，但却并不能视作一个“山头”，而是“大山头”之中有“小山头”，只不过，沛县从起的“楚人”有20个左右，具备对丰邑“小山头”或称王陵“小山头”的绝对优势。
这也是刘“主”王“客”的关键。
这也奠定了刘邦集团的“基础结构”，即以《墨子·号令》中“县守兵”为单位的“二元体制”并行：
（1）主—客；
（2）吏—卒。
主客关系，是刘邦以“县公”身份为“主家”，而从属“名士”和“势力”以“客”的身份加入该团体，“客”的身份又有不同，有“名士”和“势力”、“客卒”三种：
（1）名士，如萧何、周苛、周昌、郦食其、张苍等文吏；
（2）势力，如王陵、张良，也以“厩将”为名，从属并有独立性；
（3）客卒，没有“客”之名，却从属于“客”的“卒”。
吏卒关系，是刘邦以“县公”身份为“城守”，所统属的“家吏”和“吏卒”：
（1）家吏，如曹参、樊哙等以中涓、舍人职位从起的部下；
（2）吏卒，如队率、卒等职位从起的部下。
丰沛出身的列侯，“家吏”身份者最多，“客”次之，“吏卒”最少，恰恰说明了刘邦集团的“治理结构”是以“家吏”担当秦军中“士”的角色，借以冲突决荡，所以“功”多；而“客”则随行作战，某些特殊情境担任“特将”率领别动队，如张良就因为体弱多病“未尝特将”；“吏卒”则是“屯军”中“屯卒”的角色，跟随精锐突击的普通士兵，正符合秦军的身份分级体系。
此后，直至刘邦入汉中称王，刘邦集团经历了几个阶段（红字为有记载列侯“从起地”）：
第一阶段：独立势力，自起兵至丰邑叛魏，进攻未果；（二三千人）
地点为：沛、丰、方与、胡陵；
官职为：客、中涓、舍人、职志、队率、卒（另有一悼武王郎中冯无择，或为刘邦称王后吕泽“将兵先入砀”时从起于“丰”，或为先归“丰邑”者）。
第二阶段：景驹部下，自投奔秦嘉至攻克砀，再攻丰；（得五六千人，合至九千人）
地点为：萧、留、砀、下邑；
官职为：客、中涓、舍人、门尉、执盾队史、执盾、卒、厩将、户将、越将、慎将。
第三阶段：项梁部下，自投奔项梁至项梁在定陶被杀；（益卒五千、五大夫将十人）
地点为：薛、兰、虞、济阳、户牖、雍丘、辕戚、东缗、栗、啮桑、东阿、濮阳、蕲城、都关、定陶、宛朐、临济、寿张、卷、开封、狐父、祁善置、亢父、柘；
官职为：客、中涓、舍人、特将、连敖、户卫、越将、越连敖、卒，（睢阳令，蔡兼以睢阳令从起阿）。
第四阶段：怀王部下，以武安侯、砀郡长北上略魏地（并刚武侯军四千余人）；
地点为：阳城、杠里、成武、栗、昌邑、高阳、陈留、开封、白马、曲遇、阳武、轘辕、缑氏、尸北、亳南、横阳、安阳、岐、长社、宛陵、颍阳、阳翟、郟；
官职为：客、舍人、将军、骈怜、卒、军匠、（周勃为襄贲令、夏侯婴为滕令、曹参为戚公、另有楚封诸侯：王陵为襄侯、戚鳃为高武侯、陈武为刚武侯）。
第五阶段：怀王部下，以武安侯、砀郡长西进至武关（以二万人攻峣关，诈作五万人）；
地点为：犨、宛、丹水、胡阳、析、郦、武关、穰、旬关；
官职为：无。
第六阶段：怀王部下，领军降秦王子婴，大军“至霸上”。（十万人，号称二十万）
地点为：峣关、蓝田、芷阳、霸上；
官职为：无。
经过初步整理材料可知，第一阶段至第四阶段，是刘邦集团逐步吸纳“新鲜血液”进入的时期，而第五、第六阶段，虽然刘邦所部获得了极大地扩张，“将吏”却并没有同期增加，能够在日后受封列侯的一个都没有，而在“功臣表”仍存在一些“汉元年”之后从起的“将吏”，也就说明这不单纯是资历问题，而是在以“将”为单位的刘邦集团中，这两个阶段中略取的郡县在组织中的参与度较低。
反过来细究各个阶段中的“将”的扩张，实际上与几次大变化有关：
（1）沛县起兵，丰邑驻守，有三千人左右；
（2）攻克砀地，收兵六千，合九千人左右；
（3）薛县归项，增兵五千，合一万四千人；
（4）略定魏地，收罗各部，刚武侯四千人，郦商四千人，合二万二千人，另有陈狶部、彭越部、皇䜣部、武满部从行（或即为“梁邹孝侯武儒”，不确定）不知其数；
之后兵力虽有极大扩张，“将”的规模却是相对稳定的，主体就是上文中提到的：
沛、丰、砀、薛。
从组织架构上，也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刘邦集团的编制方式一直到称“汉王”前基本没有改变，尽管刘邦的身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第一阶段至第三阶段，刘邦的身份一直只是“沛公”，也就是“县公”，属于楚政权下属的一个“将军”；第四阶段至第六阶段，刘邦的身份升迁至武安侯、砀郡长，后者可任命砀郡内的“县令”、“县公”，也可统领辖区内的“楚国”列侯。
这种变化，并没有触动刘邦集团的组织形态，仍是以“主客关系”为主，“吏卒关系”为辅。
中涓、舍人的“家吏”角色，延伸到《墨子·号令》中已有出现的“城守”职称“门尉、执盾”，只是在第三个阶段，于薛县接收项梁派出的十位“五大夫将”和五千士卒之后，才开始出现新的职名“连敖”，而这个领兵规模，恰恰印证了三解在《汉初军功阶层的真相：为什么韩信必须死？》中考证过的，所谓“将”实为“五百主”同级的结论，而“连敖”应为“将”之下主管“客卒”的“队率”级别的“楚制”军职，
至于“厩将”、“特将”，则一为“客将”，一为“别将”，“特将”含义前人考证甚多，不多赘述，而厩将的概念，下文将会详解，不过他们不同于“越将”、“慎将”、“户将”的性质却是确定的，“越”、“慎”为以地域、民族称谓冠名部队，如“楼烦将”即为善射之楼烦统领，而“户将”则与“户卫”相辅相成，即主守门户的护卫，《汉书·百官公卿表》中汉代郎官即有此职名。
由此可见，刘邦集团在入汉中前，从未变更过其以“家吏”为直属队，以“将吏”统领不超过500人规模的士卒为羽翼的军事形态，简单地说，从未改变过以刘邦本人为核心的“个人关系”的聚合方式。
而这个组织形态，恰恰与刘邦集团特殊情况相匹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不是“王”，甚至不是“侯”，对于脚下的任何一块土地都没有“天然”的权利，更对任何一个下属都不具备“绝对”的权威，楚人有楚王，魏人有魏王，直到他灭亡了秦朝，以汉社稷替代了秦社稷，才算成了“秦地”的汉王。
在这之前，他什么都不是，他只是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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