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19年一場在曲折中摸索的教改實驗，在深圳23萬初中生家長中間引起震動。深圳“綜評”（全稱“綜合素質表現評價”）改革從試行打分制到改為達標制，前後大約一年，考核結果與升學相關。這個過程裡，家境優渥的“學霸”家長不發聲，無暇顧及的“學渣”家長也不發聲，在賽道上奔跑和吶喊的始終是中間這群家長。
所謂中間，是指各種意義上的中間——孩子成績中等，考上名校的把握不是百分百；家長屬於中產，生活無憂又不夠讓孩子“躺贏”。在一分必爭的教育問題上，家長們願意付出一切能做的努力，任何細微動作都能挑動神經。蝴蝶扇一扇翅膀，就能引起一場龍捲風。
高考結束時深圳福田中學考場外，家長們舉起手機拍攝孩子走出考場的場面。圖源自東方IC，與文章無關
文丨李曉芳
編輯丨陶若谷
人到中年，46歲的黃文祥擁有了一切該擁有的東西。他大學畢業就到深圳打拼，在這裡買房、買車，創立了一家屬於自己的外貿公司，組建起一個幸福的三口之家。
事業上沒有什麼緊迫的危機，但也早沒了年輕時的宏圖壯志，兼之近幾年人民幣匯率下跌，貿易局面他也無法掌控。唯二擔心的，一是年事已高的父母，二是15歲兒子的教育。父母前幾年相繼去世，生老病死同樣無可奈何，還能使點力的只有兒子的學習。
深圳陸續復工，他白天忙著上班，兒子獨自在家上網課。沒人盯著，學習效率大幅下降，開學日期也杳無音訊，這多少令他有些焦慮。和大部分家長一樣，黃文祥對下一代的期許直白又樸素：我的孩子未來就算不比我強，那也絕對不能混得比我差。
四個多月前，他為此剛剛結束一場“戰鬥”。2019年12月底，深圳市教育局宣佈暫緩“綜評”填報工作——“綜評”，全稱綜合素質表現評價，是深圳市教育局於2018年10月針對全市初中生開展的一次教育改革，旨在促進學生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
按照“綜評”教改方案，2018年入學的初一新生從次年第二學期開始，要參與課外公益志願者活動、海外研學、國際事務會議等活動，在網絡系統中上傳照片並填寫感想，由老師打分，“綜評”分數將“作為學生升學的重要參考”。
黃文祥的兒子正好趕上，成了第一批執行方案的學生。
瘋狂的義工
“秒無！” 黃文祥用兩個字總結義工報名盛況。每次深圳義工聯發放名額，他和妻子都會提前5分鐘捧好手機，緊盯報名頁面，時間一到馬上點進去，但通常看到的是——“活動名額已滿”。
這是2019年，深圳初中生“綜評”改革的第一個年份。“綜評”共分五大項，包括思想品德、學業水平、藝術修養等，每大項又細分出五小項，每項最高4分，25項滿分為100分，做義工是其中一項。
“比雙11秒殺還難，而且沒有任何選擇空間，搶到哪個算哪個。” 黃文祥住南山區，常常為了兒子的義工活動跑到20多公里外的羅湖，甚至更遠的寶安、龍崗，“做一小時義工，加上來回時間，半天沒了。” 兒子的週末補習班也因此缺席了三四次，畢竟補習班還可以再上，義工下次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搶到。
深圳初中生在做義工。圖源自網絡
最奔波的一次，兒子連著四天做義工、參觀科學展覽，其中一天安排了三場：上午觀鳥，下午給小區打掃衛生，晚上垃圾分類。回到家，父子倆都累得不想說話。
有網友留言，說曾在筆架山公園看到一支初中生義工隊，提著黑色大塑料袋沿路撿拾垃圾，但山上乾淨得很，哪有垃圾可撿？好不容易出現一隻垃圾袋，學生們一個個排著隊，撿起來拍張照，再扔掉，換另一個學生重複來一遍。黃文祥說這樣的事情絕對有可能發生，擺拍的撿垃圾照片，就是上傳到“綜評”系統裡拿分的憑證。
另一個家長也抱怨，在機場問路，隨手拉住一個穿紅馬甲的志願者，是個十三四歲的初中生。他一問三不知，拉了一個成年義工回應她的求助。“你敢相信嗎，他就是義工，工作就是找另一個義工來解答你的問題。這樣的綜合素質教育有什麼意義呢？” 這名家長說。
起初，沒有人意識到“綜評”將帶來多大的風波。黃文祥記得，班主任把通知轉到班級群時，“就是說了一下怎麼填”。有幾個家長覺得繁瑣，連表格都沒填。黃文祥也覺得，“這不就是德智體美勞嗎？我們讀書的時候也有啊。”
黃文祥是一個自認幸福感頗高的中年人，他中等身材，臉上能看出發福的痕跡，啤酒肚微微頂起灰色的T恤衫。過去的2019年，煩心事有那麼幾件。
身體總有些不受控的變化，比如頭髮又白了一撮，腰圍漲了一圈。黃文祥還算心寬，樂呵呵地說，“我就不去看嘍。” 年輕時，他喜歡抹上髮膠梳個大背頭，能熬通宵應對客戶的需求，還喜歡跑步登山，現在顧不上了。
公司的訂單量也有所下滑，合作多年的法國客戶下了單，隔了大半年才打了50%的定金，剩下的一半遙遙無期，“現在整個經濟環境就是這樣，也不是隻有我們受影響。” 好在現金流正常，便聽之任之。只有兒子的教育問題，是他真正憂心的大事。
剛上小學，黃文祥就張羅著報奧數。他不太滿意小區附近的初中，奧數或許可以幫助兒子擺脫“就近入學”的既定命運，但最後，他還是通過自己的“途徑”，提前幫兒子拿到一所重點中學的錄取通知書。
原本以為可以輕鬆一下，中考是兩年之後才需要擔心的事，但他沒能輕鬆太久。
“綜評”方案發布沒多久，家長們發現了兩條規定：“考試成績相同的情況下，綜評等級高者優先錄取”；“省一級普通高中學校招生錄取時，思想品德方面五個學期綜評總分不得少於60分”。
讓家長尤為焦慮的是第二條。深圳“八大名校”都屬於省一級中學，總分60分意味著“思想品德”考核每學期最少要拿12分，才能報考。“一下子就讓你直面初三升學的問題。” 黃文祥說。
論壇上，家長開始逐條分析這個項目的5個觀測點——“積極參加愛國主義儀式”和“具有良好公民意識”，基本能拿滿8分；但是“擔任班團隊、社團等學生幹部”，4分很可能就沒有；“參與弘揚傳統文化活動、與國際友好學校（含港澳臺）交換學習、或參加國際事務活動”，這項許多家庭也做不到；還能拿分的就是“參加志願者活動”，也就是做義工。
不需要花錢，只要搶到名額，每學期做滿24小時，就有可能拿滿4分。就像是一場遊戲，總有一群氪不起金，但願意熬肝的玩家。
深圳約23萬初中學生，按每學期24小時的“綜評”要求計算，滿足所有學生一年的需求要1100萬義工時，而深圳義工聯全年可提供的義工時僅為70萬小時。這是一個供需不對等的市場，但為了孩子未來，鮮有人退縮。
週末的悠閒時光不見了，每到週五，家長就開始分享哪裡可以報義工。“做義工已經不是去做義工，而是為了掙義工時，深圳人都喊要掙義工時，掙錢的掙。” 黃文祥說。
中介提供代填“綜評”的服務。受訪者供圖
“拼爹拼媽”
黃文祥的兒子就讀於南山區一所老牌公立中學，四周環繞著高檔住宅區、別墅和高爾夫球場，不遠處就是聚集了中興、聯想、TCL等企業的南山科技園，兒子班上的家長不乏在科技園工作的總監、經理。
“綜評”期間，有家長直接安排孩子的班級到供職公司參觀，為他們講解3D打印技術，既可以積累義工時，還順帶完成了另一項考察：“積極參與科普教育、創客活動”。黃文祥為此慶幸，其他家長的職場便利能幫自己省去不少力氣。
在這場“綜評”運動中，家長的工作、人脈，以及擁有的一切資源，都可以發揮功效。
家住福田老城區的徐顯東是個菸酒行業的生意人，也是兩個孩子的爸爸。他在山東成長、求學，畢業後到了深圳，一點點搭建起自己的生活圈。他不止一次講起他的朋友——兒子班上的土豪家長是他朋友，他和這個家裡放著兩三百萬現金的金礦老闆一起吃過沙縣小吃；某培訓學校手握50萬原始股的校長是他朋友，某職業高中的校領導也是他朋友，“綜評”考核若有需要，他可以隨時找朋友搭線。
兒子上初一，他是兒子班裡的家委會副主任，熟知每個家庭。同時，他還是兩個義工小隊的領隊，組織的活動定向投放給他的小圈子——朋友的孩子，以及孩子的朋友。此類活動並不每次都出現在官方報名頁面上，即便其他家長看到了，也無法報名。常有兒子同學的家長找他幫忙積累義工時。
徐顯東還是兒子學校負責對接“綜評”的家長代表，過去的2019年，他時常周旋在校方和“綜評”考核之間。
教育局公佈的方案是試行，執行落實每個學校會根據情況變通。比如“擔任學生幹部”一項，他就比其他家長更早、更明確地知道兒子學校的折中方案：如果班主任給學生出具表揚信，同樣能拿到4分。
憑藉和某職業高中校領導的交情，徐顯東安排兒子班上的學生，等期末考完試就去那裡逛一逛校園，參加階梯教室的茶藝課，再參加一門講座。徐顯東頗得意自己的安排，不花一分錢就能讓孩子邊上課邊拿“綜評”分，而之前還有家長給中介機構交了360元，就為了進深圳大學校園逛一圈，開張證明，混個“研學”的學分。
徐顯東笑了一下，補充道， “如果我沒有職業學院這層資源，或者不是家長代表，也不知道怎麼變通對不對？一般家長他也做不到。”
同樣是班裡的家委會代表，白玲呈現出的是另一種忙碌。組織“綜評”活動時，她經常晚上11、12點還在統計家長剛剛發來的報名信息。後來她才弄清楚，這些家長都是工廠裡的普通工人，上班時間必須把手機鎖進櫃子，深夜下班才取出來。
她今年42歲，大學畢業後到深圳打拼，現在是一傢俬企的中層。經濟實力有限，她和丈夫在龍華區買房安家。龍華區聚集了大量外來務工人員，被當地人稱作“關外”。
除了工人，還有一部分家長是個體商販，不太瞭解如何操作電腦，“甚至家裡沒有電腦”。白玲孩子班上總共50人，有20多人直接把需要填寫的“綜評”系統賬號和原始密碼發給她，委託她改密碼，“就到了這種程度。”
白玲是湖北武漢人，她一度很喜歡深圳提倡的素質教育。和閨蜜交流，她發現老家的孩子從幼兒園開始，課外時間就被培訓班瓜分。而她的兒子過了一個快樂的童年，學校專門闢了一塊菜地，帶著學生挖土種菜。白玲覺得，這種教育方式多好啊！
但“綜評”讓她焦慮起來，“和中考掛鉤的，別的家長花錢花精力把分數弄得越來越高，是不是也得跟上？因為有比較啊！” 當劇場裡所有的人都站起來看戲，她很難再穩穩坐著。
班裡其他家長沒有資源，白玲拉來了一些。但細細梳理舉辦過的活動，她發現要麼是撿垃圾，要麼是給反校園暴力的講座發傳單。她羨慕市區更好的中學，“有些家長在醫院工作，還有教授、警察，他們有更多渠道提供培訓場地，或更豐富的活動。”
白玲嘆了口氣，“無非又轉換成了家長的資源、能力問題。”
深圳家長留言。圖源自網絡
2019年末，學生家長雪媽給深圳市教育局寫了一封公開信，指責“綜評”成了一場“拼爹拼媽”的金錢遊戲。文章刷屏後，深圳家長在網上掀起一波取消“綜評”的呼聲。12月11日，深圳市教育局緊急召開了一場座談會，白玲和徐顯東都去了。
一張長方形深色木桌，家長代表和深圳教育局官員坐在前排，後面坐著教育專家、校長和老師代表，座談會開了三個多小時。
白玲前一天晚上緊急做了張調查表，原先只在自己孩子班上徵集意見，結果調查表越傳越遠，最後收到幾千份反饋。她著重提出“關外”家長的困境，囿於經濟實力和家庭資源，甚至因為沒有電腦，許多家長只能放棄“綜評”。
“在場的人很多都聽哭了。” 徐顯東說，“之前沒有接觸過，不知道還有一群人那麼無能無力。”
他在座談會上又結識了新的人脈——幾個“學霸”家長一直不發聲，這些家長悄悄跟他說，不希望取消“綜評”，因為他們沒有任何損失，“家庭條件支持開展各種活動，反而能加大他們的優勢。”
“學渣”家長也不發聲，甚至很多還沒有弄明白，“綜評”到底是怎麼回事，“他們也沒有任何可失去的。” 徐顯東說，一頭一尾都去掉了，喊得最兇的就是中間這群家長。
所謂中間，指的是各種意義上的中間——孩子成績中等，考上名校的把握不是百分百；家長屬於中產，生活無憂又不夠讓孩子“躺贏”。在賽道上奔跑的，都是這一群家長和孩子。
夾在中間
儘管是義工小隊長，還有一堆朋友，徐顯東也陷入“綜評”苦海。他的週末原本是用來見客戶、陪孩子玩的，後來全耗在義工活動上。孩子無法“參加國際事務會議”更是讓他頭疼，“我確實沒有海外資源啊”。
兒子成績一般，屬於中等偏下，大概率是考不上了名校了，但徐顯東還是在第一學期末，憑藉資源幫他積了23.5小時的義工時。
這個數字是他精心策劃過的，可進可退。沒有積到“滿分”24小時，是徐顯東對“綜評”考核流於形式的不滿，這0.5小時代表他的抗議。但他也留了退路，“萬一（政策）有變化，剩下的0.5小時我很容易就可以給兒子補上。”
黃文祥兒子的成績中等偏上。他慶幸給兒子從小報了小提琴班，堅持到現在，“綜評”藝術特長一項，可以輕鬆拿到4分。但有些項目他放棄了，比如海外研學，黃文祥站在一個商人的角度，忍不住盤算：出國一次大幾萬，還要一年兩次，學業緊張，也不可能抽出十天半個月遊學；若只是花幾萬去幾天做做形式，又實在划不來。
其他項目他都陪著兒子逐一完成。學期末，黃文祥還要填寫“綜評”系統裡繁雜的表格，全部填完得用上兩三天，填到頭昏腦漲，就換妻子接著填。早期，系統還時不時崩潰，一崩，兩個多小時的努力白費，“砸電腦的心都有了。”
他出生在江蘇農村，高中考上省重點，從那裡考上一所不錯的大學。在香港迴歸的1997年，他選擇了機會與黃金遍地的深圳就業。剛到這裡時，他發現所有人都是腳步匆匆，下了公交，啪嗒啪嗒地一下就鑽進各個辦公樓。他喜歡這種節奏，一待就是23年。
從小他就看到教育對人的分化。父親沒能考上大學留在農村，而考上大學的大伯，每次回鄉總帶回花花綠綠的零食，來自遊歷的世界各地。
為“綜評”奔忙期間，黃文祥發現了一個之前沒留意過的數據 —— 深圳市2019年公辦普通高中升學率是45.38% ，2018年是47.37% —— 這讓他感覺不可思議，“很多家長都是從不錯的大學出來，到深圳打拼，有了不錯的事業，但下一代可能連（公辦）高中都上不了，這簡直滑稽。”
事實上，根據深圳教育局公佈的數據，2018年深圳普高升學率含民辦高中在內是66%，和其他一線城市差距並不懸殊，北京是85.7%，上海是65%，廣州為69%。
黃文祥是一路苦讀上來的，在兒子的教育問題上，他習慣性地把教學實力稍弱的民辦高中排除在外，更希望兒子考上公立重點高中，再上個重點大學。他覺得家長們應該都有這樣的期望，“一切的努力，最後還不是為了將來能有更多的選擇權？”
他忍不住會想，要是兒子中考成績正好卡在45%，與別的孩子同分，就因為自己沒能在“綜評”裡用盡全力，差一分被擠下來了怎麼辦？
不止黃文祥一個人這麼想。能拿到的分，白玲也是一分都不想丟。她加了四五個義工小隊微信群，“我這都算少了”。有不少家長加了十幾個群，一律置頂，佔滿整個手機屏幕，就為了搶到的概率能多一分。如果搶不夠義工時，白玲準備花錢解決。
一些機構聲稱自己有門路，付1480元參加他們組織的三天活動，就可以積滿24小時。更有甚者稱交7500元，就可一次性積滿24小時。“我不想讓這些中介機構牟利，但搶不到就必須得花錢。” 白玲說。
2019年11月，深圳義工隊組織學生為某辯論比賽提供服務。受訪者供圖
她很喜歡深圳，這座城市最初教會她的是努力工作，“只要努力，就會有很多機遇。” 然而“綜評”告訴她另一件事，其他家長能給孩子鋪更好的路，這是努力也趕不上的。但比起工人、小商販，白玲知道自己是更從容的，“還是比他們容易”。
耗費大量時間、精力、金錢還不是最難過的。黃文祥的兒子有次去參加清掃街道的義工活動，回來後問，“爸爸，我看那些街道都很乾淨啊，為什麼還需要我們？”
黃文祥瞬間愣了，不知道該怎麼解釋，想了想說，“可能是組織活動的人對乾淨的標準跟我們不一樣，你覺得很乾淨了，但他們希望更乾淨。”
46年的人生經驗告訴他，生活中肯定會遇到很多不合理，避不開又沒有能力去改變時，只能去適應。劇場效應下，他被裹挾著造假，但別人都在做，他也沒辦法不做。有幾次黃文祥自己報名，簽到時把兒子的義工號寫上去，工時最後計算到了兒子名下。類似行為在家長群裡已不是秘密。
黃文祥知道，兒子問出那個問題，也是隱隱意識到“綜評”已經淪為形式，大人在“協助造假”，但他依然不敢說出真相。他又一次被夾在中間。
2019年12月底，深圳市教育局發文宣佈暫緩“綜評”填報工作。2020年1月15日，教育局採納家長提出的19類意見和建議，將原本細化的打分制，改成更為寬鬆的達標制，“達標”就可以報考省一級中學。取消海外研學、參與國際事務會議等觀測點，一學期24小時的義工時也改成8小時。
黃文祥挺滿意這個結果，持續了一整年的無形焦慮總算在2020年初解決了。但生活的難題似乎總是沒有盡頭。一個月後疫情蔓延，學校停課，“綜評”也跟著停了，但疫情在海外爆發後他的外貿生意大受影響，近一半客戶取消了訂單。同行之間不斷轉發的壞消息令他不安：東莞的外貿公司倒閉了一波，富士康暫停招工。他不知道自家的外貿公司還能否恢復生產，公司還能否撐下去。
無法掌控的感覺又來了。
（文中人物皆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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