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易代之际，历仕明、闯、清，而有“贰臣”之讥的孙承泽在入清之后最终以吏部右侍郎的职位“引疾乞休”于顺治朝。退出政治舞台的孙承泽似乎家赀不菲，在京南梁家园以北、章家桥以西置地建宅，花木扶疏、亭榭错落有致，堪为京师缙绅圈层的豪宅。按照惯例，孙承泽的豪宅被称为“孙公园”，“孙少宰承泽故居在章家桥西，名孙公园”。
世事变迁、人事代谢，时至晚清咸同年间，昔日侍郎宅邸早已沦为一般民居。在咸同军乱中崛起的皖籍官僚在朝廷内外形成了强大的军政力量，然而与皖人政治能量非常不相称的是京师竟然没有一所皖籍官僚交游往还的场域。同治五年（1866），皖籍理学名臣吴廷栋联络鲍源深、江人镜、何慎修、方濬师等70余名安徽籍官员，联名倡议修建安徽会馆，正如吴廷栋所言：
京师会馆之设，所以联乡谊也。各省有郡县会馆，又多有通省会馆。吾省各府、州、县，皆分设会馆于京师，而全皖尚属阙如。遇有团拜公举，辄假他地行之。廷栋等官京师久，熟闻乡先辈屡议创建，未及举行。
吴廷栋描述的现象着实吊诡，安徽各府，甚至州县在京师皆有会馆，但时至同治年间，京师竟然尚无安徽通省会馆。如果套用今日时髦用语，当时的安徽可能还算一个“散装”省份，“安徽省”认同尚比较薄弱。
安徽会馆内部戏楼
为何呢？这可能需要从安徽建省的历史谈起。清军入关南下之后，曾于顺治二年（1645）改明朝南直隶行政区为江南省，改应天府为江宁府，定江南省治于江宁，设江南布政使司左、右布政使各一人。不久之后，清廷又对江南省作调整：
改江南省，设布政使司，置两江总督辖江南、江西，驻江宁。又设淮扬总督，寻裁。及江宁巡抚，治苏州。又设凤庐安徽巡抚，寻裁。十八年，分府九：安庆、徽州、宁国、池州、太平、庐州、凤阳、淮安、扬州，直隶州四：徐、滁、和、广德，属安徽，江南左布政使领之。
上述这段史料在很多专业性研究和通俗文史文本中都被多次引证过，但文中所提及的“凤庐安徽巡抚”并非后世意义的那种常设性，几乎可以等同为地方官职的“巡抚”，而是如同明朝制度中的那种差遣性质的军事职务，而且很快就被裁撤。在军政为主的清初，作为行省的安徽是不存在的，后世安徽省境基本由江南省直接统辖。
在顺治年间的江南省行政设计中，安庆、徽州、宁国、池州、太平、庐州、凤阳、淮安、扬州九府，以及徐州、和州、广德四州是归江南左布政使司管辖，康熙元年（1661），清廷始设安徽巡抚，驻节安庆，但其军政色彩仍然较浓。康熙六年（1667），朝廷将左布政使司改称为安徽布政使司，但其衙门仍设于江宁（南京）。
直到乾隆二十五年（1760），作为安徽省民政最高长官的布政使司衙门才从江宁移节安庆，这着实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嘉庆八年（1803），安徽巡抚才获得一般巡抚都有的提督关防衔，至此安徽省制才真正完备，这个过程经历了150余年。
江南通志
与安徽省建立相应，原先江南省的另一部分也形成了后世所谓的“江苏省”。清廷在江南分省的操作中，并未遵循文化风俗标准，而是纯粹基于军政考虑，将江南省东西分割，故而造成了安徽与江苏两省境内的南北殊异，至今影响仍在。时人曾言，“本朝削平天下，设制府于江宁，而以皖、吴为前后户，分都御史持节镇之，财赋则吴为重，阨塞则皖为要，经画之道于古尤宜”，“安徽负江淮之胜，面潜霍之势”，如此与江苏互为牵制，方才达到清廷对南方控制和榨取的目的。
虽然安徽省终究建立了，但是安徽士林却一直没有形成明确的省籍认同。康熙朝和雍正—乾隆朝，朝廷都曾敕修《江南通志》，而并无独立的安徽省志，可见当时主流观念并没有安徽省籍认同。成书于乾隆元年的《江南通志》在其“凡例”中，也是反复强调江南“全省”、“本省”意识。颇有影响的舆图书籍《乾隆十三排》中也是将安徽、江苏视为整体的“江南”，而并未画出省界。
独立的安徽省志直到晚清道光年间才正式纂修，其促成者是道光三年由安徽布政使被擢升为皖抚的湖南人陶澍。道光五年，陶澍以“安徽夙称文物之区，涵濡德化”，但一直没有独立省志，向朝廷建议在安庆设局纂修省志。陶澍的奏请得到了朝廷允准，《安徽通志》开始纂修，在陶澍和后任安徽官员的共同努力下，道光九年正式成书。
《安徽通志》的纂修凸显了安徽官绅阶层的省籍意识已经渐渐形成，地方史志成为安徽士林共同的文本图腾，当然这样的认同也仅仅限于官场士林，当然也是薄弱的。在地理意识上，《安徽通志》也一改先前《江南通志》中江南整体观念，对皖省疆域舆地有着明确的主体认同表述，明确安徽省辖八府、五州，“东界江浙、南界江西、西界湖北、北界河南，由中原而南一大都会也”。在舆图绘制上，《安徽通志》中的地图明确了安徽省界，与江苏有明确的划界，绘制了全省地图和省城安庆“省城图”。
安徽省界
《安徽通志》的纂修得到了京师及各省皖籍官员的支持，也足见这些人内心明确的“安徽认同”。道光朝的安徽高官曹振镛在为《安徽通志》作序中有一段非常自豪的赞辞：
安徽自分省后，志乘未有专书，仅附见《江南通志》，其时设局金陵、于皖江事实采辑不无缺漏。······重学宫而列之坛庙，绘水道而兼及名山，驿传则补详铺递，选举则别标仕籍。凡夫户口、物产、盐法、榷务、险扼要冲、湖陂堤堰，莫不如堂观庭，如掌见指。······独八公、九华，大江、长淮景其高深而同其流峙也哉！
曹振镛的观念在当时的皖籍官员中比较普遍，皖省官场士林对“安徽”的认同似乎已经超过了“江南”的整体认同。晚清咸同战乱，江南备受兵燹，安徽亦莫能外，但是皖籍官员也因淮军在战场上的赫赫战功而崛起于帝国政坛。
随着京城皖籍官员势力的增长，安徽会馆的修建也自然被提上议事日程，这与当年的《安徽通志》的纂修同样是强化安徽省籍认同的举措。在皖籍名臣李瀚章、李鸿章兄弟及理学名臣吴廷栋等人的主持下，京城内外皖籍官员踊跃解囊，共筹得三万三千余两银子，购得孙公园一带数十处房产，改建为安徽会馆，竣工于同治十年八月。同治十一年（1872）、光绪十年（1884），安徽会馆又进一步扩建，最终修建成三个大院落、中有夹道相连的园林式建筑体。
北京安徽会馆鸟瞰图
光绪十五年（1889），因周边建筑火灾，殃及安徽会馆，其中院、东院等均受到严重损坏。皖籍官员对此痛心疾首，筹谋重建。在京皖籍官员孙家鼐等人致信直隶总督李鸿章，称“溯查省馆创建费用三万余金，今馆中房屋精华，俱成灰烬，所余者前路大门，后路花园而己。若欲光复旧规，非二三万金不可。筹划巨款，断非京员函致外省所能集事，亦非中堂倡首不可。”
在李鸿章的主导下，京内外安徽官员又募集了两万余两银子，着手重修安徽会馆，光绪十六年（1890）八月竣工。重修后的安徽会馆，依然光华京城，正如李鸿章所言，“由兴而废，既废而兴，皆有所积累以浸至于美备”。
安徽会馆成为在京和旅京安徽籍官僚士人的重要活动场所，也是强化安徽省籍认同的文化权力运作场域。为了激励皖籍士人和强化本省认同，安徽会馆还设置了很多具有安徽“乡土神”色彩的乡贤祭祀，这些都是生前死后受过历朝的封赠或崇祀的安徽名人。
李鸿章
非常值得一提的是，京师安徽会馆正中大门第三进的神堂除了供奉乡土神祇之外，还供奉着文武帝君、闵子、朱子牌位。闵子和朱子并祀，这是非常有考量的。虽然安徽建省时间已经不算很短，但是不可否认，皖省境内南北文化风俗差异极大，官僚士人阶层虽然有了明确的一省认同，但是民间社会仍然难以整合，皖省境内的皖南、皖北、皖中三种文化风俗，造成了一种“散装”疏离感。李鸿章等皖省大僚将生于皖北萧县，与安徽宿州关系甚深的孔门贤人闵子和籍贯皖南婺源的朱熹并祀，其整合南北的意图不言自明。
作为一个因军事政治因素而形成的省籍行政区划，安徽有着其先天的“散装”特质，一百余年前的李鸿章等人做了很多整合的努力，但似乎效果终究不大，时至今日，省域境内依然南北殊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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