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研究者认为贾平凹的创作传承了中国传统审美理论。“在贾氏看来，艺术的真理和禅宗有相同之处，文学的最高境界是要达到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通过一花一叶而传达对事物本真生命精神的感悟，那么，贾平凹多次写到女性“自残”，应是呈现了他对女性处境、命运的感悟和反思，也为读者观察两性世界打开了一扇特殊的窗户。”
在文学评论界，贾平凹是公认的“爱好创作女性形象”，塑造了众多形象各异的女性，而他笔下多次出现的女性“自残”现象可做多重解读。
她们善良多情、漂亮妖冶。无论天生丽质还是妆容的打扮，本来是属于女性自身行为，但在男权文化中，女性的美丽却被异化为满足欲望的符号。
一、女性的群体性“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心理学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所指的是，当人处在一种痛苦却无力改变的状态中时，会转而爱上这种痛苦并以此为乐，女性在男权社会的处境即是如此。
贾平凹《高老庄》写农村习俗，“喝酒的男人是反感自己的婆娘立在酒桌边，女人们知趣也就全坐在门外的黑影里拉家常，全支楞了耳朵准备着召唤。她们是让喝能大喝，不喝也没瘾想喝，召之即来，挥手便去。”
肖云儒在此处点评道：女性在长期的男权文化秩序下，已经接受了自己的从属状态，将自身权利让渡给男性，甘心成为男性背后的影子，按照男权文化的审美标准来塑造自己的形象。
女性重视自己的容貌美，正是因为男性话语这样告知女性——女为悦己者容。
女性的命运逃不出花木兰的境遇：民族危难之时“冒充男性角色进入秩序”激战沙场；国泰民安时则着我旧时装、对镜贴花黄，完成女性在家庭和物种繁衍的任务。
二、“自残”之痛
天生“花容月貌”的女性希望更加美丽，没有“花容月貌”资本的女性选择了“自残”，她们借助化妆品、美容术、整容术让自己美丽起来。
上帝给了女人一张脸，女人又给自己画了另一张脸。的确，女性鲜活的自然生命的美感，在欲望目光的审视下，其表达方式已经被扭曲。
贾平凹的长篇《白夜》：“我总疑心丑丑前世是个美人，你们瞧瞧那眼圈上一圈黑线儿，我敢说现在哪个女人还都画不出这么好的眼线哩！”
这一切通过贾平凹的笔写出来，既表现出男性对女性的欲望化观照，又表现出女性自身的可悲可怜。
贾平凹在散文《关于女人》中写女人“习惯了拿自己的漂亮去取悦男人，‘为知己者容’，说得似乎高尚，其实辛酸。只不过用自残，以便求得更好的生存。
这种鲜活生命被压抑的辛酸，集中地展现在了颜铭（《白夜》）的命运里。颜铭因为相貌奇丑处处受歧视，最后到上海去整容，实际上就是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自残”。她忍受痛苦，咽下血泪，以为“自残”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岂不知女性的命运一直在延续。
三、以“自残”反抗男权
在贾平凹的作品中，还有更为惨烈和悲壮的“自残”。当女性的天生丽质作为不可改变的外在状态，存在于女性躯体之上，却因为权力话语的介入变成了男权荣耀的陪衬和印证。
女性作为独立个体的自由意志和自由选择权不被因循传统文化的男性所接受，那么女性就只能以“反抗”传统文化秩序的方式来运用个体有限的自由。
《美穴地》里四姨太“用石片从左额直划出四条裂口到右腮，以血淋淋的自残的方式与男权进行抗争。这个“美丽的物品”只是权力的装饰和象征，她作为一个人的尊严在男权社会中三番五次被践踏侮辱。
枯老头掌柜“拱手把四姨太献给了土匪，却要怨怪四姨太没有在新婚的夜里触柱死亡，得一个贞节的名号。
一个个美丽的女性，自残容貌毁掉了男性社会认可推崇的“女性美”，付出了血泪的代价，才打破了束缚于自身的“物品化”欲望化”象征，在一定程度上树立了女性作为“人”的尊严。
四、用“自残”来祭奠爱与美
《废都》中也有一个自毁容貌的女人——阿灿。她这样叙述自己的命运与外貌密不可分的关系：“正是这脸面和气质害了我！年轻时心比天高，成人了命比纸薄，落了个比我高的人遇不上，死猫烂狗的又抖丢不离。”
阿灿希望自己能有更好的生活，却始终表现出对男性的不切实际的期待与奉献。当她提出和丈夫离婚，却到处说是丈夫提出的，只为了让丈夫“在人前长长做男人的志气。
男权社会推崇女性外表的美丽漂亮，却成了女性发展自我的束缚。
最终，阿灿自残容貌以决绝的态度“自绝于”男权社会，把庄之蝶与她的爱作为自己心目中最完美的东西珍藏起来，她以此确证自己生存的价值。
男权社会对女性美的扭曲态度，逼迫女性毁掉了自身的美丽以获得生命的价值和尊严，以“自残”的方式祭奠男权社会秩序中脆弱的“爱与美”。
本文观点来自女性学者视角，仅供参阅交流，勿做他解。
材料来自《商洛学院学报》 2013，张晓倩|图源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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