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1日“光棍节”，聊聊已成为段子、被忽略的“光棍”。
四次单身潮
新中国以来，中国共出现了四次单身潮。
1950年5月1日，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颁布实施。《婚姻法》反对封建婚姻制度，提倡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和男女权利平等。
由此，很多对过去包办婚姻不满意的人，有了勇气选择离婚，进而带来了20世纪50年代全国的离婚潮。当然，在转型时期，因为婚姻问题带来的自杀或他杀现象也多了起来。据统计，1951年光山东省就有1245人因婚姻问题而自杀或被杀者；至1952年底，全国的数字达到了11500余人。
到了70年代末，3000万知青群体纷纷寻找回城的方法。其中，为了返城，不少知情不得不选择离婚，继而引发了第二次单身潮的出现。
20世纪9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引发传统家庭观念的转变，第三次单身浪潮来临。1999年，林志炫推出了代表品《单身情歌》：“伤心的人那么多，我应该勇敢的过。”
到现在，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女性自主意识的提升，第四次单身浪潮逐渐显现。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结婚率仅为7.2‰，单身成年人口达到2.4亿，约占总人口的17%；而中国独居成年人口突破7700万人。
此外，极光大数据《2019单身人群专题研究报告》显示，47%的单身男女脱单意愿都是随缘，只有18%迫切想脱单。
光棍成因和类型
关于光棍的研究，有从男女性别结构的宏观角度，也有从婚姻市场以及个人的微观角度。
2018年末，中国男性比女性多出3164万。其中，00后男女比例更为失调，性别比最高达到118.55，即100位女性对应118位男性。
而在农村，这种失衡以及光棍现象更为严重。2016年，全国农业生产经营人员中，男性比列为52.5%，女性为47.5%，男性比女性多10%。未婚男性人口比未婚女性人口多出2025万，占农村地区未婚总人口的24%。
婚姻市场方面，在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男找乡下女”“富裕男找贫寒女”，失调的婚姻市场让农村产生了光棍。
从直接归因的角度看，有研究者指出了农村光棍的四种类型。
历史塑造型：主要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历史原因造成的，例如，曾经的地富反坏右所谓五类分子，不少成为光棍。
身心缺陷型：主要因为身体或心理疾病或缺陷而导致的婚配无法成功。
缘分宿命型：在农村，总有一部分光棍，各方面条件都还可以，但却又不明不白打光棍了，用农民自己的话说，就是命或缘分。
经济贫困型：因为家庭经济困难而无法满足婚姻交换所需要的经济条件而造成婚配难，从而沦为光棍。
而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在《单身者舞会》一书里写到，农村光棍的出现和社会转型有一定关系。
在法国贝亚恩地区的传统农村社会，婚姻的主要目的是维护家产的完整性。由于奉行长子继承制，当地农村家庭的长子，成婚很容易。而且，为了能够让幼子、幼女在结婚的时候不会造成家产的减少，长子在结婚的时候必须获得一份陪嫁财产。
而为了不让自己家产损失，避免给出陪嫁财产，家长会利用自己的权威或幼子对土地和家族的依赖，要求幼子作为牺牲，要么离开农村去城里，要么在农村不结婚。幼子也就成为了受害者。
20世纪20年代开始，战争引起的社会流动，以及教育增加带来的新观念对传统产生了影响。尤其是农村的价值观，此时城市成为农村向往之地，城市人成为农村人羡慕的对象。因而幼子幼女纷纷流向城市，只有长子固守在农村，守着土地和家产，最后导致越来越多长子成为了光棍。
“光棍”的命运
所以，虽然很多单身的人，会自嘲自己是光棍，甚至全国人都在过“光棍节”，但光棍和单身还是有着不同的含义。似乎，在通常的语境中，单身与城市、青年相关，光棍与农村、中年相关。
事实上，“光棍”一词在元代就出现了，一路演变过程中有三种含义。首先是地痞流氓，其次就是单身汉，而第三种含义居然是“好汉，聪明人”的意思。比如清代小说《彭公案》里就有“光棍不吃眼前亏”的说法。如今，光棍一词，只留下了第二种含义。
曾经，老实人作为安分守己、规规矩矩的人，是一种正面评价。尤其是集体时代，老实本分和劳动生产意识相连，在政治阶级成分中属于典型的农民品质。
到了市场经济时代，很多人之所以成为光棍，就是因为他们太“老实”了。这些木讷的老实人，被认为不会处对象，不会来事，不会说话和交际。“老实”变成了傻，变成了没有出息，老实人在婚姻市场中处于弱势地位。
随着越来越多老实人找不到对象成为光棍，“老实”一词的含义也成了贬义和负能量。这也反映出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和背后价值观念的变化。
有趣的是，社会对剩女的想象总是和道德规范、伦理有关，而对光棍的想象却不同。瓦莱丽·M.赫德森与安德莉亚·M.邓波尔合著的《光棍危机：亚洲男性人口过剩的安全启示》一书里，提到了光棍的四个特征：多数处于社会底层；多为失业游民；多无固定工作和居所，流动人口居多；喜欢结群，生活在一起，彼此影响，甚至成为不稳定群体。
由于没有婚姻，社会关系也较为简单，光棍被想象成原子式的存在、边缘人。当然，在武汉大学社会学系刘燕舞看来，光棍群体本身也是弱者，他们既是当下婚姻市场秩序中的受害者，同时又有可能是施害者，这种结构性的悖论式悲剧表明，弱者对更弱者往往也很残忍。
性苦闷和养老问题
“对于他们（光棍）来说，性就是贯穿始终的主题。”前几年，导演郝杰拍了电影《光棍儿》，将镜头对准了农村老光棍的性苦闷问题，并让村里的农民出演。
光棍儿的生活除了种地，就是性的愉悦、匮乏、苦闷和焦灼。他们有的选择偷情，有的买媳妇，更多的时候，坐在一起晒晒太阳聊聊天，听一听曲儿，惦记惦记别家的女人。
郝杰说：“活生生的老光棍儿，活生生地戳在土地上，他们是我们历史和血缘的一部分。”
除了性，养老也是光棍面临的一大问题。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60岁及以上“光棍”老人大约有23.9万，占比2.37%。由于没有后代，光棍老人的养老得不到保障，尤其是经济条件较差的农村，孤独终老是常事。2008年，NHK曾对全日本共1783家公共团体进行独自调查，获知这一年里有32000人孤独死去、无人认尸。
在这样的背景下，学者潘绥铭甚至提出，所谓“大龄未婚青年”的问题，并不是个人选择的结果，而是社会阶层差异所造成的。“由此推论，我们与其号召解决青年婚恋问题，还不如切切实实地推进‘精准扶贫’工作，尤其应该精准到那些低阶层的未婚男性。”
参考资料：
《社会语言学视域下“光棍”词义的嬗变》周晓彦
《结构边缘与文化排斥：农村“老实人”光棍的社会形成机制》韩庆龄
《找回家庭：对农村单身现象的再解释——对赣南茶村的大龄未婚男青年的分析》张翠娥 狄金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