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牧猪人
清教徒克伦威尔的胜利，就是激进主义的胜利；而克伦威尔之后的独裁专制远甚于旧国王，这也是激进主义必然的转变。
近年非常火的美国新保守主义教父拉塞尔·柯克先生在《美国秩序的根基》一书中，将美国的根脉上溯到西奈山——也就是把美国定位为清教徒们创立的国家，因为新教徒反对天主教，而更倾向于旧约时代的古犹太原教旨。
柯克无疑有着宏大的文明视野。我们也看一看埃德蒙·柏克对清教徒的看法。
01、普莱斯牧师的先驱
1790年，柏克写下《法国革命论》，顾名思义，这本书是对法国大革命的看法，也是右翼的经典看法。
但是，柏克撰写《法国革命论》一文，最大的动机却不在于法国；其首当其冲的问题在于，他察觉到了一种巨大的危险，因为当时在英国已经有很多人在支持法国革命，更重要的是，他们支持法国革命的那些原则——推翻君主制，实行共和。
“共和”这个概念，在西方，或许与“保守主义”同样模糊、复杂，而甚至更加历史悠久，古罗马时代就有共和国，而至今人们都很难清晰准确地说明其内涵如何。但毫无疑问的是，一般而言，“共和制”是一个与“君主制”相对立的政体——一个真正的共和国，其元首一般是来自人民的选举而非君主的世袭。
所以，当法国爆发革命废除了君主制、改立共和之际，不少英国人歆慕非常，也希望学法国的样子，废除世袭君主制，改为共和国。
所以，伯克写《法国革命论》一书，最直接的动因就是，当时英国有一个支持法国革命及其原则的团体，叫做“革命协会”，其中的一位领袖人物叫做普莱斯博士，也是赫赫有名的一位非国教的牧师、学者，他的文章、理论也是流传至今的。当时，此人在伦敦的一个非国教的会堂里做了一次讲道，很有意思的是，这个会堂的名字称作“Old Jewry”，即“老犹太”，更有趣的是，伯克书中反复咒骂“老犹太们”这个词近十次之多，所以，这绝不是仅仅指一个地点，而是借这个地名来指代那些复古的新教徒——要知道，新教反对天主教，而推崇古老的犹太教义。普莱斯牧师所讲的内容，主要就是反对君主制、支持法国那种共和制。
（伦敦老犹太会堂）
而这些人的这种主张，其理论渊源是什么呢？柏克是诉诸于法国启蒙运动么？不是，柏克书中全然不是这么写的。柏克是将普莱斯博士的先驱追溯到英国自己的革命时代的那些清教革命者：
“（普莱斯博士）那篇讲道…是本王国自1648年以来…神坛上从来没有听到过的一种调子。那一年普莱斯博士的一位先驱休·彼得斯牧师以圣徒的荣誉和特权，在圣詹姆斯广场建造了那位国王自己的教堂的穹隆…”
伯克的演讲就是这种风格，处处是隐喻与典故，还有讽刺——除了讽刺，气质倒与我们中国的古典文字颇为相似，但这种风格，如果不加以解释，确实不容易读懂，请允许笔者多占点篇幅，解释得稍微详细一些。
普莱斯博士是一位非国教牧师，而柏克这里提到的他的“先驱”，休·彼得斯，也是一位当时的非国教牧师，他属于清教中的独立派，在英国革命期间，他参加了克伦威尔军（克伦威尔本人也属于独立派）。后来在王政复辟时期被指控策划杀死国王查理一世，因而被处死，有人证实，当时正是这位独立派的清教徒彼得斯牧师，率领军队将查理一世遣返伦敦的。
柏克说，这帮清教徒：
“那些圣徒们‘他们口中称赞神为高，手里有两刃的刀，为要报复列邦，刑罚万民，要用链子捆他们的君王，用铁镣锁他们的大臣。’”
这里用“圣徒”二字，纯属讽刺。这一段，柏克是引用的《圣经·旧约·诗篇》中的第149篇的内容，清教徒的那种不妥协、不宽容的激烈，赫然在目——宗教狂热。用麦考莱的话说：
“在主面前低微到尘埃，却把脚踩在国王的脖子上”
清教徒一般给我们的印象都是和平正直、努力工作、献身社会、道德高尚的人，惨遭专制的天主教的迫害...大家都忽视了他们狂热偏激、不宽容的一面。英国革命第一阶段圆颅党战胜、国王被砍头、克伦威尔上台，就是清教徒的胜利。克伦威尔独裁之后，甚至不允许伦敦老百姓去看戏，将剧院关闭——克伦威尔就是以清教徒精神治国，在清教徒看来，这些舆论活动是“不虔诚”的表现。
（清教徒独立派的克伦威尔）
柏克评价这些“圣徒”说：
“很少有什么神坛上发出来的夸夸其谈，比起这篇老犹太聚会堂的演说是更少带有节制精神的味道了。”
“节制”也是西方传统观念之一，而这些激进的清教徒却远称不上节制。
“政治和神坛…是毫无一致之处的两个词。在教堂里除了基督仁爱的救苦救难的声调而外，就不应该听到任何别的声音…确实，如果对人类的纷争和敌对应该容许有休战的一天的地方，那就是教堂了。”
这一段所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呢？从笔者前文对英国革命的宗教因素的叙述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当时清教徒们是如何把宗教与政治捆绑在一起、如何以宗教教义来干政的，而其实这也是新教固有的一个特征。那么对此，柏克此处是支持还是反对呢？应该很明显吧？
无疑，柏克是支持基督教的，但正如他所说的“从不让抽象的东西主宰自己”，他之所以支持英国国教，完全是因为国教在英国是既有的传统；他对自由、对君主制也是如此；对世袭、对议会还是如此...这些他都支持，因为这些都是英国的传统。所以，他绝不是抽象地反对或支持任何一种东西，而完全是出于现实的既有传统而做取舍。他支持基督教，但在当时的英国，他只支持国教，因为这就是当时英国社会的既有的传统。
而此处，我们能看到柏克对这些清教“圣徒”们的丝毫支持么？没有。何也？很简单，因为无论是普莱斯牧师，还是彼得斯牧师，他们都是激进主义者，因为他们试图改变当时英国社会稳定的政治根基——世袭的君主制。
02、宗教激进主义
学界对伯克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那就是，伯克反对理性主义、维护宗教传统。这没错；但人们往往忽视的是，伯克一样反对——宗教激进主义（宗教狂热）。
《法国革命论》一书，至少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篇幅是在与“宗教激进主义”战斗，伯克并未把普莱斯牧师的原则追溯到法国启蒙运动，他一再强调的是，这些英国激进分子先驱源于英国的各种宗教派系。所以说，在法国，推翻旧的君主制的是理性激进主义；而在英国当时，使君主制面临危机的则是来自宗教的激进主义。
可见，伯克的保守主义，并不是反对理性。他之所以反对“理性主义”，是因为他反对一切形式的“激进主义”，而理性主义往往表现出强烈的激进倾向。所以，无论是来自理性主义的激进、还是来自宗教的、或其他什么方面的激进，都是柏克所反对的。而且，纵观欧洲的历史，客观地说，宗教所带来的激进主义或许还要更多，其激烈程度或许还要更高。
彼得斯牧师所属的“独立派”，这是清教中的一派，克伦威尔本人就属于该派，他的军队大多也是来自于这一宗派。客观地讲，无疑，“独立派”及其盟友“平等派”的主张，其实就是今天西方包括美国共和主义的渊源之一（另一个渊源则是古希腊、古罗马），如果大家还记得前段时间章雪中老师的文章，他对宪政史的阐述，最早就是上溯到英国革命期间的平等派，然后才是洛克。
（《1647年英国改革时的平等派妇女》）
平等派主张的“民主”意味比独立派更浓厚，也更激进，我们引述一下张老师的原文：
“平等派认为，政府是为了保护每个人享有的某些不可让渡的权利（包括宗教自由和私有财产权）而设立的；全体人民是最高的主权者，议会作为人民的代表机构并非主权的享有者，应就自身的行为对人民负责；人民还可事先制定关于政府之形式及权力范围的根本法，用来创设、规范和约束政府权力。他们还起草了《人民协约》，并希望在得到多数英国人同意后实行。可见，平等派非常接近现代的自由民主主义者，是最早阐发某种制宪权观念的人，并被视为是洛克的先驱。”
洛克的主张，大致来说，平等派基本都有了，包括政府权力的来源、人民与政府的关系等等，这些原则都是今天全世界普遍认可的共和观念。当时普莱斯博士等激进派的主张，与此大同小异，伯克总结为三点：
1、选择我们自己的统治者
2、因其行为不端而废除他们
3、为我们自己建立一个政府
无疑，这就是反君主制、立共和的主张。新教的确有着反对君主制的强烈倾向，所以，原本在苏格兰长老会的教育下长大的詹姆斯一世、查理一世两位国王为何反而会打压清教徒，就不难理解了。
可是，伯克却绝不同意——谁说保守“共和”才算保守主义？
今天我们不少所谓“保守主义者”同时也是基督徒或慕道友，很多人以为基督教尤其是新教，就是保守主义，他们认为，新教有益于民主共和。当然，这些都是不可抹杀的。不过，要知道，伯克所谈及英国革命时期的激进分子，恰好就是指这些教徒，尤其是清教徒（独立派、长老派、平等派、寻求派）。
注意，笔者绝不是要为君主制招魂，而只是要澄清人们对埃德蒙·伯克的误解——英国当时是一个君主制的传统，所以，这些废除君主制的主张无疑是一种天翻地覆的变革。
纵观柏克的著作与演说，法国革命论一书是比较集中地对“理性激进主义”进行批判的，其他著作则所见不多；而对于“宗教激进主义”，除了上述清教中的“独立派”、“平等派”，还有就是“再洗礼派”，这是一个在欧洲历史上有着神秘倾向的宗教组织，也是一种激进派，他们宣扬平均主义、基督教千年福王国等学说：
16世纪德国明斯特的再洗礼教徒，对财产权的蛮横侵犯、平均主义，将整个德国陷于混乱。智慧最大的敌人就是这种瘟疫性的狂热。
此外，柏克还在其他演说中提到过其他的宗派，如在《关于宗教见解的演说》中柏克专门谈到“一位论”派，也是一种宗教激进主义。
这些宗教激进主义的特征主要是：
1、 他们是宗教派别，却不仅仅是信他们自己的，而是有着自己的政治企图，并以宗教为组织来形成实实在在的力量。
2、 他们要废除当时英国政治的既有秩序——在当时的英国，既有的政治秩序就是君主制。
因此，对于“激进主义”，以柏克为代表的保守主义绝不仅仅是反对“理性的激进主义”，他们是反对一切形式的激进主义，或许对宗教激进主义的批判更多。这也是那些学者们很少提及的。
03、托马斯·潘恩
我们再看看潘恩与柏克的比较。
北美独立前后，柏克与潘恩都热心于为北美民众的自由而呼喊，两人引为好友；数年之后法国革命爆发，潘恩曾希望与伯克再次联手支持法国人民的革命，可是伯克却与潘恩分道扬镳。二人都反对专制，支持自由；然而，他们的思路却全然不同。
前几年，国内出版了一部重要的政治学译著，《大争论——左派和右派的起源》，书中就是将西方政治上左右两派的分野，追溯到柏克与托马斯·潘恩的争论。柏克为右，潘恩为左；柏克是保守主义之父；潘恩则为激进主义的滥觞。
托马斯·潘恩
一般学者都认为，左翼是法国启蒙运动、理性主义的学生，包括潘恩。可是，我们翻开托马斯·潘恩的最有名的著作《常识》，第二章——这一章是专门批判君主制的，这也符合当时北美与英国撕裂的历史，以至于何以美国会不要君主、走上共和；不过，如果我们留意的话，会发现潘恩批判君主制所用的炮火，却是秉承新教徒们的思路——犹太人古老的共和传统。
我们来看看潘恩是怎么谈的，翻开潘恩的《常识》（华夏出版社2003年，何实译），第15页，第二章“论君主制政体和世袭制”。潘恩说：
“在世界范围内的古代社会，根据《圣经》上的记载，是没有什么帝王的，这种最初的设计所带来的好处是，当时没发生过什么战争，但现在仅仅是帝王的傲慢，就使人类陷入极度的混乱。荷兰没有国王…一百年来荷兰已经比欧洲任何采用君主政体的国家安享了很多年的和平。”
“在君主国家中，《圣经》上一切反对君主政体的内容都已被很巧妙地遮掩过去了…宫廷是这样来引述《圣经》教义的，但它绝不是可以实行君主制的根据，因为当时的犹太人还没有国王…”
“从摩西记录创世的时候起，到犹太人全体受骗而想树立起一个国王的时候为止，又过去了三千年。在拥立国王之前，他们的政权形式是一种共和政体…他们那时还没有国王，他们认为，除了万人之主的耶和华之外，还要拥戴别的人享有君王的称号，那绝对是一种罪恶。”
我们知道，后来犹太人有了国王，比如著名的大卫王、所罗门王…在潘恩看来，这是犹太人的堕落：
“君主政体在《圣经》中被列为是犹太人的罪恶之一种，并对此预言说这种罪恶将会产生出什么样的灾难，这个记载是值得认真对待的。”
那么，犹太人原本明明是共和而无君主的，为什么他们要拥立一个君主呢？潘恩继续说：
“因为以色列人受到米甸人的压迫，基甸于是便带领一小支军队向他们发动了进攻，最后，他们在神的帮助下赢得了战争胜利。犹太人得胜之后十分高兴，并把这种胜利归功于是基甸的雄才大略，因此纷纷提议他当国王，民意都倾向于认为，我们都希望你和你的儿孙来管理我们。”
不过，这一次基甸没有答应，他仍是按照传统，将荣耀归于上帝，将耶和华视作自己的君王。可惜，130年之后，犹太人再次要求拥立一个国王。先知撒母以耶和华的旨意警告犹太人说，
“管理你们的国王一定是这样的，他一定会驱使你们的儿子为他赶车，牵马，并要行走在车前。他还要从他们中挑选千夫长、五十夫长，为国王耕田种地、收割庄稼、锻造兵器和所有战争器械；他还会驱使你们的女儿为他制造香囊、做饭或烤饼；他还会掠走你们最好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随手赐给他的奴仆臣僚；你们生产的粮食以及葡萄园所出产的，他都必取十分之一，拿给他的太监和臣仆；他还要取走你们的仆人和婢女，健壮的少年和你们家的驴，这是派给你们的差役；你们的羊群他也要取走十分之一，你们都必须是他的仆人。到那个时候，你们一定会因为所选出的国王而苦苦哀求耶和华，而耶和华却不会应允你们。”
这无疑是一段令人惊心动魄的描述，无他，它所描述的，的确就是君主政体的特点。潘恩说：
“自古以来没有几个国王的善良和品德，既能使这一名号成为正当的东西，又能不抹杀掉最初产生国王的罪孽。”
《圣经》中赞美大卫王的功绩、歌颂所罗门王的英明，但是，君主制本身却无疑是被《圣经》所诅咒的。
转过头来，潘恩就开始抨击英国的君主制，他说，诺曼公爵征服英国以来，是有几个开明的君主，但大多数的君主都是暴君，在他们的统治下，人民只能“痛苦的呻吟”：
“一个法国野种带了一队武装的匪徒登陆，违反当地人民的意志就宣布自己为英格兰国王…他当然没有获取神力的旨意。”
笔者不过多引述了，已经显而易见了。不要说当时欧洲处于君主统治的那些人民，哪怕是今天的人们看到潘恩所讲，也鲜有不动容者。君主制其令人痛恨之处，昭然于世。
不过，笔者要指出的问题是，左翼的潘恩反对君主制、支持共和，而其理由却并非来自理性，而是来自新教，更确切的说是来自新教徒所推崇的犹太原教旨；而右翼的柏克却支持君主制、反对共和、反对清教徒的激进，甚至于在《法国革命论》一书中十来次痛骂“老犹太”。
所以，从柏克这种右翼来说，对于1648年的英国革命，他不可能支持詹姆斯一世、查理一世那种专权；但他也并不支持那些清教狂热分子。在他看来，1648年革命就是清教徒的革命，圆颅党就是清教徒，克伦威尔的胜利就是激进主义的胜利，而克伦威尔之后远甚于旧国王的独裁专制，也是激进主义必然的转变——这些历史，就是柏克借以预言法国革命后续发展的坚实基础。
